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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宪法-3

托马斯·潘恩政治经济

其次,因为所有这些货物都是大批抽税的,如按一桶、一大桶、一百一十二磅或二千二百四十磅计算,免去的税不能分得那么细,以减轻消费者的负担,因为消费者是按品脱或磅来购买的。最近一次对浓啤酒和淡啤酒征收的税为每桶三先令,如果取消此税,每品脱只能减价半个法寻①,因此无补于实际。
至于据说用以减少债务的那一百万镑,就象一手付出一手拿进一样,是不值得多加理会的。
这些还仅仅是贵族院的卑鄙伎俩带来的一部分危害。
有许多最苛重而又油水最大的捐税之所以开征,是为了使这个支柱能够豁免,以此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对酿制供出售的啤酒征税并不影响贵族,因为贵族自己酿酒根本不用交税。啤酒税只落在那些不便或不能自己酿制啤酒而必须少量购买的人身上。单是这一项税收——贵族常常可以豁免——就接近1788年土地税的总额,现在也不少于一百六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二镑,再加上麦芽税和啤酒花税还不止此数,如果人们知道这种情况,他们会对税制的公平合理作何感想呢?单是对这样一种为劳动人民爱好,主要由他们消费的商品抽的税竟然等于一个国家全部土地税,这在税收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吧。
——三个官职,每个以一万镑计算,共………………30,000镑
上述预算并不是作为各官职的精确划分,而只不过表明五十万镑所能维持的级别和薪俸数;而且根据经验,要找到充分的职务来证明这笔开支合理也是办不到的。至于现在的办公方式,有些部门如邮政和财政等部门的首脑,一年除了三、四次签个名什么也不干;全部公务都是下级职员办理的。
的宫廷在孤立无援和无力抵抗的情况①米迫勒节系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在每年的九月二十九日。——译者
三百个官职,每个以二百镑计算,共…………… 60,000镑
在我开始探讨使得各国政府比目前更能增进人类普遍福利的途径之前,不妨先对英国税收的发展情况作一次考察。
如果一个阶级的人为了保护一种特殊利益而组成一个立法院,那么,所有其他的利益也应同样这样做。捐税不平等和苛重就是因为只许一方这样做而不许大家这样做。倘若有个农民院,就不会有狩猎规则了:或者有个商人与制造商院,捐税就不会这么不平等,也不会这么繁重了。捐税之所以猛增而不受限制,是由于征税的权力掌握在那些能够把很大一部分税从自己肩上卸掉的人手中。
已经发生过的事也许还会发生。从上列税收演变的报表可以看出,税收曾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尽管目前形势不允许减少到这个地步,然而,已经有了这样的开端,也许能在比过去情况下较短的时期内达到这个目的。
②庆祝1688年革命一百周年时,我恰巧在英国,威廉和玛丽的为人我一向认为代之以下面几段话:
海军…………………………………………………300,000镑是可恶的——他们为了自己掌权,一个想方设法于掉他的叔父,另一个则谋害她的父亲——然而,由于英国国民倾向于重视这一(革命)事件,我是感到不痛快的,因为国民把这一事件的全部荣誉归于一个借此营私的人,而这个人除了另有所获外,还为那支把他从荷兰接来的小舰队勒索六十万镑。乔治一世象威廉一样小气,他用从英国捞到的钱购置了不来梅公爵领地,地价二十五万镑,而且不是用国王的薪俸支付的。他就这样用英国的钱置了这块领地,为了私人利益在他的汉诺威领地之外又添了一块。实际上任何一个不能自治的国家都会作为一种假公济私之物为人所统治。英国自革命以来一直是囊中之物。——作者
①它意味着一年一百万镑收入的挂名职位,其任务就是拿这笔钱。至于拿这笔钱的人是聪明还是笨,正常还是不正常,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那都无关紧要。每一届内阁都按柏克先生笔下的观点行事,即必须让一些怪物来蒙蔽人民,使人民处于迷信和愚昧的状态;而所谓王位正好适合这一目的,因而它也适合有待它去完成的一切目的。至于其他两个部门,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样看了看议会两院的一些缺点之后,我想非常扼要地谈一谈称为王位的东西。
征服后三百年每年税收总额(1366年)………130,000镑
柏克先生爱把这个法律叫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人性和公道思想却管它叫野蛮的非正义法律。如果我们不是对这种日常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而只是听到世界上遥远的地方有这个法律,我们就会断言这种国家的立法者还没有达到文明的水平。
这些以及下列报表引自约翰·辛克菜爵士所着《税收史》;从中可以看出,四百年间税收不断下降,到期末竟减少了四分之三,即从四十万镑减少到十万镑。现代英国人有一种传统的和历史的概念,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勇敢的;但是不论他们有过什么样的功过,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受骗,即使不是在原则上至少也在税收上使政府心怀恐惧。尽管他们未能铲除君主制篡权,他们却把它限制在共和制的税收经济范围之内。
二十个官职,每个以两千镑计算,共……………40,000镑
因此,实际救济的第一步就是要彻底废除济贫税,而代之以对穷人免税,免除的数额为目前济贫税的一倍,即每年四百万镑,从剩余税款中调拨,通过这一措施,穷人可得益二百万,户主也得益二百万。单是这一项就等于减少一亿二千万的国债,结果等于对美战争的全部费用。
征服后一百年每年税收总额(1166年)………200.000镑
七百个官职,每个以七十五镑计算,共……………52,500镑
泰勒是一个无私无畏的人。他向理查提出的一切建议比过去贵族诸侯向约翰**提的那些建议要公平合理得多,而且尽管有历史学家的吹牛拍马以及象柏克先生那种企图通过诽谤泰勒来把官廷的卑劣行径搪塞过去的人,泰勒的名声必将胜过他们的谎言而永世长存。如果值得为贵族诸侯在龙里梅德立纪念碑,那就也值得为泰勒在史密斯菲尔德立一个纪念碑。——作者
但是特许状与公司不仅仅涉及选举,另外还有更加范围广泛的恶劣影响。它们是它们所在地争执不休的根源,并且减少了全国社会的公共权利。
至于谈到它维护“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品德,我看事实恰恰相反。它砧污了人类的品德;是一种掠夺亲属财产的行为。它也许对食客具有重要性,但在全国范围内却毫无重要性,世界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至于我自己,我的父母除了给我受教育之外,无力多给我一个先令;为了使我受教育,他们自己吃尽了苦;然而,我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却比柏克先生贵族名单上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大。
由于上述注解是对潘恩起诉书的一部分,潘恩将它从西蒙兹版略去,并①对外搞阴谋诡计,对外战争,以及占有国外领地是造成亏空的主要原国。——作者
③大衮,为古代腓力斯人的国神,以人首人身鱼尾为标志。——译者
保障土地利益需要什么比保障国家任何别的利益更多的支柱呢?或者说它有什么权利拥有一种与一国的普遍利益截然不同的代表权呢?这种权力的唯一用途(而且是经常用到的)无非是要逃避地产税,而把负担转嫁给它本身受影响最少的消费品。
截至1788年米迎勒节①为止的年税收额如下:——
柏克先生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称贵族为“上流社会的科林斯首府①”。为了使这一比喻更加完满,他现在又加上了支柱;但还是缺少基础:只要一个国家决意象参孙②那样,不是盲目地而是勇敢地行动起来,大衮③庙就会倒塌,贵族老爷和市侩们也将同归于尽。
下,只得同意与泰勒在史密斯菲尔德会谈,讲了许多漂亮话,假意今后不再对人民进行压迫。但当理查与泰勒各自骑在马上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伦敦市长沃尔华尔兹和宫廷的一个家伙看中一个机会,象怯懦的暗杀者一样,用匕首刺中泰勒,另外又有两三个人向他扑来,这样,泰勒就牺牲了。
“据约翰·辛克莱博士的《税收史》(第三部分第四十页)所载,为荷兰舰队提出的帐单是六十八万六千五百镑,后来被议会减为六十万镑。从年下院通过的一项决议来看,威廉在花费英国的金钱方面是不大审慎或小心的。该决议如下:——‘众所周知,数以百万计的钱付给了国王陛下(指威廉)作为公用,但用途迄未说明。’(参见英《议会议事录》)“至于乔治一世用从英国获得的钱购买不来梅和维当领地一事,《议会议事录》可以证明,此事在议会中遭到的反对表明各个派系普遍对它所持的看法。”——作者
共计15,572,970镑自1788年以来,除彩票收入外,已征收了一百万镑以上的新税,而且由于从那时起所征的税一般比以往收入多,总数大约达到一千七百万镑。
共计1,014.115镑
这是一个在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组成的立法院产生的后果之一;因为,不论他们就各个党派来说所持策略如何不同,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大多数公司所在城镇都处于荒凉衰落状态,这些城镇之所以免于进一步没落只是由于它们的某种地理环境,例如有一条可通航的河流,或者有富饶的郊区。由于人口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没有人,土地本身就无价值可言),一切阻碍人口增加的措施必然要降低地产的价值;由于公司不但有这种倾向,而且直接造成这种后果,因此它们只能是有害的。如果要规定什么政策来取代象在法国或美国所实行的给予每个人以选择定居地的普遍自由的政策,那么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鼓励新来者入境,而不是通过勒素金钱来阻止他们入境①。
由于在自由国家中,代表是所有身份中最光荣的,发给的津贴仅仅用来支付代表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费用,而不是作为一个官职发给的。
这笔一千七百万镑的款项有两种用途,一是用来偿付国债利息,一是用作当年开支。大约有九百万镑拨给了前一项,其余近八百万镑拨给了后一项。
现在是各国国民应当懂道理,不让人骑在自己头上,象牲畜一样受摆弄的时候了。谁要是读一遍帝王史,都会把政府视同猎鹿,各国国民每年要付给猎人一百万镑。人们应当有足够的自尊或耻辱心理,对于这样受欺侮感到惭愧,而等他意识到自己应有的人格时,他是会感到羞愧的。对于所有这类性质的问题,他脑子里经常会掠过一些他还不习惯于加以鼓励和表达的念头。由于小心谨慎心理的约束,他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扮演了伪君子的角色。
土地税…………………………………………1,950,000镑
在汉诺威人来到之前,土地税和消费品税的比例相仿,而且倒不如说土地税的份额最大;但是自那时起,消费品每年增加新税将近一千三百万镑;其结果是穷人的数目及其处境的悲惨有增无已,济贫税也随之增加。然而,这种税也不是由贵族和社会上其他各种人按同样比例负担的。贵族的宅邪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不同穷人的住房混在一起。他们住在远离穷困和需要花钱去救济的地方。这些负担在工业城镇和劳动农村中压得最重,好些地方是一帮穷人周济另一帮穷人。
在这些特许状和公司的操纵下,一个英国老百姓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他不能象法国人在法国和美国人在美国那样在本国自由行动。他的权利只限于他所居住的城镇,在某些情况下只限于他出生的教区;至于所有其他地区,尽管在他本国,对他说来,却不啻是外国。要在这些地方居住,他必须出资取得地方籍,否则就会被禁止迁入或被驱逐出境。保持这种书之前确保人身安全,我就可以打开英国人民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多么疯狂和愚蠢。我看出议会中各个党派已经斗得不可开交,彼此都不能再施加什么新的影响。格林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可是后来恰巧发生了阿诺德和安德烈事件,他改变了主意,在极其担心我的安全的心理支配下,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给我写了一封情意恳切的信,劝我放弃这个计划,我也就勉强同意了。此后不久,我陪同劳伦斯先生——他当时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公子劳伦斯上校到法国为代表大会办事。我们在洛利昂(法国西海岸一港口,临大西洋——译者
一项不起作用。现在我们谈到国王时,它是毫无意义的;它既不象征法官,也不象征将军;此外,统治国家的是法律,而不是个人。旧的称呼彼保留了下来,以便给空洞的形式装点门面;至于它们的唯一作用,则不过是增加开支而已。
土地是唯一无需特别加以保护的利益。它受到全世界一致保护。所有的人不论地位高低,对农作物都是关心的;所有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份的男女和儿童都宁愿出来帮助农民而不愿让庄稼烂在地里;而对于任何其他产业他们却不愿这么干。这是人类所作的唯一共同祈求,而且是唯一可以使人类免于匮乏的祈求。这是涉及人类生存而不是涉及政策的利益,这种利益完了,人也就完了。
如果把法国革命、英法两国趋于协调与互利,双方官廷不再搞阴谋,以及管理科学的知识的进步等等因素综合起来,全年的开支也许可以减少到一百五十万镑,即:——海军………………………………………………500,000镑陆军………………………………………………500,000镑政府开支…………………………………………500,000镑共计1,500,000镑即使此数也比美国政府的开支多六倍,然而英国的民政(我指的是由地区法庭、陪审团和巡泅审判所行使的民政,这其实几乎全部是由国民行使的)需要国家的开支,要比美国同样性质和规模的民政所需要的来得少。
①查理与他的前任和继承者一样,发现打仗财政府大有好处,于是同荷兰打了一仗,这次战争把当年的开支增加到一百八十万镑(1666年结账),而平时的编制只有一百二十万镑。——作者
①最近有几家宫廷报纸常常提到瓦特·泰勒。他的英名遭到宫廷一批马屁鬼和所有那些靠侵吞公款为生的人的恶意中伤,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他却是制止他那个时候赋税猖獗和不公的媒介,国民要多么感谢他的英勇行为。这段历史大致如下:——在理查二世时期,对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者,不论身份条件,不分贫富,每人征人头税一先令。如果法律有所偏袒的话,那也是偏袒富人而不是偏袒穷人,因为法律规定,尽管一家人口众多,包括本人、家庭和仆人在内,征税不得超过二十先令,而人数在二十以下的所有其他家庭,则要按每人一先令交税。人头税一向是讨厌的,可是这种规定由于同样苛刻不公,必然在穷人和中产阶级中普遍引起不满。通称瓦特·泰勒的人,原名沃尔特,是个瓦匠”,住在岱普特福特。一个收人头税的来到他家,要收他的一个女儿的税,泰勒说他的这个女儿还不到十五岁。税吏硬要收税,而且动手对女孩进行检查,恣意轻薄,这种行为激怒了父亲,他用榔头猛击税吏,把他打倒在地,就此一命呜呼。此事发生后,群情激愤。邻里居民都支持泰勒,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载,几天之内就有五万多人参加泰勒的队伍,并且拥泰勒为领袖。泰勒于是带领这支队伍开往伦敦,要求废除人头税并纠正其他弊端。以理查为首年革命,特别是汉诺威王朝继位之后,带来了大陆各国耍弄阴谋诡计的有害做法,对外战争和争夺国外领地成风,这种作法不可思议,花钱不计其数,单是一个方面就要花几百万镑。如果不是法国革命打破了这种做法并制止了种种口实,赋税究竟会激增到什么程度,那是难以估计的。如果把法国革命视作减轻两国赋税负担的幸运手段(革命应当起这个作用),那么,它对英国就同对法国一样重要;而且,如果适当改进革命能够和已经带来的一切好处,那就值得为两国人民同样庆贺。
称王权为行政权,这是因为它所象征的那个人过去一向扮演实施或执行法律的法官的角色。当时,法庭是官廷的一部分。因此,现在称为的司法权在当时就叫做行政权;结果,两个名词中有一个是多余的,两项职务中也有①西蒙兹版略去了这一段和下一段,并加如下评语:“这里,在原版第107页接着有两段,大约象本版同样的字体共十一行。这两小段作为可起诉的材料收入起诉书;但是这一起诉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我就不清楚了。政府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应该容许大家进行充分的检验与审查;哪里的情形不是这样,就说明那个国家不自由;因为只有自由而又合理地行使这一权利,才能从各个部分或从整体发现错误、欺骗和荒唐行径并加以补救。如果政府里有一个部分,国民必须坚持对其行使这种权利,胜于对任何其他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国民花钱最多的部分,在英国就叫王位。”——原编者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将从一件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也就是减轻赋税负担着手,然后再提出目前形势证明有可能跑涉及英、法、美三国的事情和建议。我指的是三国同盟,其目的将在适当章节论及。
王室开支……………………………………………462,115镑
如果认为英、法、美为了下面将谈到的目的而结成联盟是理所当然,法国与英国的国家开支就会减少。两国都没有必要保持原有的海陆军,每一方部可按一对一的比例减少船只数目。但是,要达到这些目的,两国政府必须按一致原则办事。如果任何一方还抱着敌意,或一方以暧昧隐秘来对待另一方的诚恳坦率,信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还要加上数不清的食客,一大批小辈和远亲,这些人也都由公费供养;总之,如果估计一下一个贵族阶级加给国家的负担,数目几乎同贫民的救济费相等。单是里奇蒙公爵(还有许多同他类似的情况)一个人花费的公款就可以养活两千贫民和老人。试问,在这样一种政府制度下,赋税增加到目前的程度又何足为奇呢?
首先,三百名公平选出的代表足以胜任立法机关的一切任务,而且只有比人数多来得好。这些代表可以分为两、三个院,或者象法国那样在一个院开会,或者按宪法规定的任何方式议事。
从这些文件,我看透英国内阁的愚蠢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没有这些文件,因此我又打算恢复我原先的计划。但是劳伦斯上校不愿独自一人回去,而且除了别的原因外,特别是由于我们负责经管一笔二十多万镑的款子,我只好对他让步,终于放弃了我的计划,但我现在可以肯定,如果我当时能执行这个计划,是不会毫无成就的。——作者
陆军………………………………………………212,000镑
①科林斯为古希腊着名的奴隶制城市。——译者
英国地名,在伦敦西南泰晤士河畔, 1215年6月大宪章在此签署。
在伯明翰,济贫税一年为一万四千镑。这个数目虽大,但同人口相比还是适中的。据说伯明翰有七万人,按七万对一万四千济贫税的比例,如英国人口为七百万,则全国济贫税总数仅为一百四十万镑。因此,对伯明翰人口很可能是估计过高了。济贫税全国总额既为二百万,则一万四千镑乃是对五万人所征之数。
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最有效地来分配这四百万豁免了的税。
注意——将近二百万镑的征集费和退款已从总数中扣除,上述数字系交付国库的净数。
它们不许或准许外人进城就形成了给予和买卖自由出入权的惯例,此举更多地具有驻防当局而不是文官政府的特点。士兵在全国范围内不受公司管束,也不受任何防区管束,其他人则不在此例。士兵得到他的长官同意,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公司城镇从事任何工作。——作者
人们习惯于把王权叫做行政权,现在还继续叫下去,尽管这样叫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征服者威廉征税年总额(自1066年开始)……400,000镑
如果一国国民愿意的话,可从所有官职减去百分之四,这样每年就可节省两万镑。
征服后六百年每年税收总额(1666年)………1,800,000镑
首先,因为现有的货物已经纳了税;所以现有存货不能减税。
)登陆,当我留在该地,他继续赶路时,出了一件事,使我又打算恢复原来的计划。一艘从福尔基斯到纽约的邮船载着政府文件被迫在洛利昂靠岸。把邮船扣起来并不稀奇,但政府文件同邮船一起被扣留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文件总是吊在船舱窗口的一个口袋里,里面装着炮弹,随时准备沉入海底。可是,我所说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这些文件落到了我手里,我亲眼看了。听说,这批文件是用这样一个计策弄到手的:
封建制是为了通过使城镇破产来扩大公司的势力;其恶果是显而易见的。
征服后五百年每年税收总额(1566年)………500,000镑
关税……………………………………………3,789,274镑
五百个官职,每个以一百镑计算,共…………… 50,000镑
首先,按他们的财产的比例来说,这些人消费的纳税品比那些拥有大量地产的人来得多。
指英国国主约翰,在位期间为1199—1216年。——译者
至于用什么名义去称呼那些组成文官政府的职位,那倒无关紧要。上面讲过,在例行公事中,一个人无论称为总统、国王、皇帝、议员或别的什么,他所作的贡献的价值决不可能超过每年从国家领取一万镑;而且正如不应付给任何人以超过他的贡献的报酬,每一个正直的人也不愿接受过多的酬金。
②参孙,《圣经》中描写的人物,以身强力大着称。——译者
但是,毛病并不仅仅出在代议制,因此下一步我就要谈到贵族制。
国内消费税(包括新陈啤酒)…………………6,751,727镑
十个官职,每个以五千镑计算,共………………50,000镑
英语Tyler(泰勒)既作姓氏,又可解释为瓦匠,后人为纪念以瓦匠为业的沃尔特,故称他瓦特·泰勒,有双关意。——译者
通常认为,一项税一旦开征,就决不会再取消。不管这种情况近年来是如何确实,但过去并非总是如此。因此,要不是从前时代的人比现在的人对政府监视得紧,就是政府的开支不象现在这样漫无节制。
印花税…………………………………………1,278,214镑
法国幸而有国有领地来偿付国债,因而可以减轻赋税,但是,英国没有国有领地,要减税就只能减少常年的开支,按目前情况,每年可以减少四、五百万镑,这一点看下文自明。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抵消对美战争的巨大耗费而有余,而且这种节余是从引起祸害的同一根源来的。
征服后四百年每年税收总额(1466年)………100,000镑
应当以最审慎的道德心来动用公款。公款不仅是财富的产物,而且是劳动和贫困的血汗收入。它甚至是从匾乏凄惨的苦难生活中获得的。一个乞丐在街上走过,或倒毙街头,他身上仅有的一个铜板都会投入公款。
当时的平时编制如下(参见约翰“辛克莱爵士:《税收史》):——
因此,假定足以应付政府一切正当用途的平时编制为一百五十万镑,此数比查理二世极度奢侈浪费时期(虽然前面已讲到过,陆、海军和税务员的薪金仍然同那个时期的相同)的平时编制还多三十万镑,那么,当前的日常经费还可以剩余六百多万镑。于是,问题是如何处理这笔余款?
不论一种结合是否使任何出售的商品涨价或工资率上升,或者不论它是否把捐税从它自身转移到社会的另一个阶级,其原则与效果都是一样的;如果某一种捐税是不合法的,那么也就难以证明另一种捐税应当存在下去。
“在本书原版第116页有一个注脚,对威廉和玛丽的为人——一个是斗争他的叔父,另一个是斗争她的亲生父亲——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同其他作者提出过的差不多。约翰逊博士甚至当他还是现王朝的雇佣时,就用过比我所用的还要强烈的不满词语。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改变做法,过去被允许而且显然加以鼓励的,现在却要受到起诉,这只有知情人能解释清楚。在同一注释中还提到,威廉为把他从荷兰送来的荷兰舰队勒索了六十万镑,乔洽一世则用他从英国捞到的二十五万镑购置了不来梅和维当两处公爵领地,借此扩大他的汉诺威领地,供他私用。含有这些内容的注释已收入起诉书中;但这样做目的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中小业主因消费品加税而受到的损失,要比他们因免除地产税而受到的好处来得大,其原因如下:
柏克先生在谈到英国的代议制时曾提出象骑士时代那样勇敢的挑战。他说,“我们的代议制完全适合于人民代议制所能企求和设想的一切目标。”
在一个国家中,没有别的利益受到这样一致的支持。商业,制造业,艺术,科学和其他一切比较起来只受到部分的支持。它们的兴衰没有这样普遍的影响。在山村丰收时节,不仅农民欢唱,万物也都高兴。这是排除一切妒忌心理的繁荣景象;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比拟。
所有税务员的薪金从他们征集的税款中支付,因此不包括在这个预算之内。
如果每个代表每年发给五百镑津贴(缺席扣除),每年有六个月全体代表出席,则费用总数为……75,000镑
然而,看到这种着迷状态能消失得多么快,也真叫人希奇。一句大胆地想出来和说出来的诸常会使整整一批人心理恢复正常;全体国民也同样受到影响。
在所有国家中,这个职位面临的危险,不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会出什么事,而是国民会出什么事,也就是国民有开始醒悟之虞。
现在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其余三百年的税收情况。
作为一个结合体,它总是能够把相当一部分捐税从自己身上免除;而作为一个对任何人都不负责的世袭院,它类似居民少却具有同等选举权的衰败的自治城市,由于利害关系还要企求它的同意。在这个院的议员当中,很少有人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分享或吞没公款。一个贵族院的议员可以当掌烛者或侍臣;另一个当王室卧房侍臣或仆从,或者无论什么挂名的小差使,薪俸都从公共税款中支付,这样就不至于把贪污行为直接暴露出来。这种作法是有损于为人的道德的;他们在哪里屈膝,哪里就无廉耻可言。
柏克先生称这个院为“保障土地利益的强大基地与支柱”。就让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观点吧。
这就是把政府建立在结党营私基础上一贯产生的后果(而且永远会产生这种后果),这一点从英国的税收史来看是十分清楚的。
既然英国议会的一个院的大多数席位是从这些公司中选出的;而且既然浊泉中流不出清水,那么,议会的罪恶不过是它的罪恶泉源的延续而已。一个具有道德荣誉感和好的政治原则的人决不能屈从于这种选举所使用的卑鄙无耻的伎俩。要当一个成功的候选人,他决不能有一个公正的立法者所应有的品质;而且在进入议会的方式上既然经过如此这般营私舞弊的训练,那就不能期望一个人当了议员会比未当议员前高尚一些。
四十个官职,每个以一千镑计算,共……………40…00镑
柏克先生在谈到贵族长子继承法时说:“这是我们土地继承的常备法,当然,它具有一种倾向性,”他继续说,“我认为这是一种维护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品德的好的倾向。”
头四百年和后三百年的差额如此惊人,以致可以断言英国人的民族性已经变了。要迫使过去的英国人接受现在这样繁重的捐税是不可能的;如果考虑到陆军、海军和所有税吏的薪金现在同一百多年前一样,而当时的税收却不到目前的十分之一,看来不把这种巨大开销归咎于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和搞阴谋诡计①是不可能的。
说什么各种税收首先由下院提出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另一个院拥有否决权,总是能够保护它自身的利益;而且如果认为在提出各种措施时事先不曾得到上院默许,这种想法也是荒唐的。此外,上院还通过享有特权的城市交易获得很大势力,还同下院两派有许多勾搭,所以,除了在本院拥有绝对的否决权之外,在另一院中在所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上也占有优势。
——译者
倘若美国国会玩忽职守,置选民利益于不顾,竟然付给美国总统华盛顿将军一年一百万美元,华盛顿是不会也不能接受的。他另有一种荣誉感。英国几乎已经花费了七千万镑来供养一个从国外引进的家族,其才能远远不及千千万万老百姓;而且几乎没有一年不提出一些新的金钱要求。即使医疗费也要公家支付。这就无怪乎狱中人满为患,赋税与济贫税有增无减。在这种制度下,除了已发生的事情外,别无指望;至于改革,不管何时进行,必然只能来自国民,而不能来自政府。
所谓土地利益的含义是难以弄清楚的,如果它不是意味着贵族地主勾结起来,为了他们自己金钱上的利益同农民以及工商各种行业作对。实际上,①参见约翰·辛克莱爵士:《税收史》。土地税1646年为二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九十九镑。——作者
军用品……………………………………………40,000镑
官方各部门连同薪俸在内,按理不得超过以下数目:
对废除公司制最感迫切的是那些建立了公司的城镇居民。通过对比,曼彻斯特、怕明翰和谢菲尔德的例子表明了这些中世纪的组织对产业和贸易所造成的危害。可以找到少数例子,比如伦敦,由于它位于泰晤士河上,拥有天然的和贸易上的有利条件,才抵抗得住公司政治上的恶势力;但是,在几乎所有其他情况下,灾难过于明显,不容置疑或否认。
其他各种杂税与附加税………………………1,803,755镑
我用坦率无私的话来谈论这些,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出于人道主义。对我来说,我不但拒绝了种种赠款,因为我认为赠款是不应该的,而且也谢绝了我可以受之无愧的种种报酬,这就难怪卑劣与欺骗的行径会引起我的恶感。我的幸福在于独立自主,我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事物,而置地位与显贵于不顾;我把整个世界当作我的祖国,而以行善为我的信仰。
其中相当一部分用在诉讼上,穷人在这方面不但得不到救济,反而受到损失。
凡注意到贸易与税收混在一起的情形的人,一定会感到硬要把它们分开是不可能的。
至于国债,不论在税收方面利息多么重,但由于它有助于保持一笔对贸易有利的资本,可以通过其效能来减轻它本身很大一部分负担;并且,鉴于英国的金银数量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保持适当的比例①(应为六千万镑,现在不超过二千万镑),所以,除了不公平之外,把一笔可以弥补缺陷的资本白白放弃乃是下策。但是,就经馆开支而言,不论节省多少,总是一项收益。节余过多也许会使贪污盛行,可是,它象国债的利息一样,不会对信用和贸易产生反作用。
二百个官职,每个以五百镑计算,共……………100,000镑
自从诺曼征服并建立所谓王权这种制度至今,已有七百年。以每百年为一期,将这段时间分为七个时期,那么,每一时期的年税收总额如下:
那么,首先,济贫税是每个户主都感受到的一种直接税,他对他付出的每一个小钱都知道得很清楚。虽然全国济贫税的总数不能确切知道,但是可以查到。约翰·辛克莱爵士在《税收史》中说是二百一十万零五百八十七镑。
征服后两百年每年税收总额(1266年)………150,000镑
共497,500镑
其次,他们主要住在城镇上,他们的产业多半是房产;而且由对消费品抽税而引起的济贫税的增加在比例上要比土地税的受益大得多。在伯明翰,每镑要抽不少于七先令的济贫税。上面已经说过,这种税贵族大半是豁免的。
立起来的。它等于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结党营私。为什么一个立法院要全部由以出租地产为业的人组成,就同它为什么要由那些雇用酿酒师傅、面包师傅或任何其他行业师傅的人组成,同样都是解释不通的。
他接着说:“敌视我们宪法的人要是能提出相反意见,就让他们试试看吧。”
这种话出自一个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只有一两年除外——一贯反对议会所有措施的人之口,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意外的;而且,把他所说的和他的为人比较一下,就只能证明他的行为违反了他作为议员的见解,或者作为作者说了相反的话。
为了表明五十万镑之数支付除海陆军之外的全部政府开支绰绰有余,我替任何一个其幅员与英国相同的国家作出以下预算。
目前每年税收总额(1791年)………………17,000,000镑
尽管整个国家并不象居民本身那样受到公司城镇中产业不景气的直接影响,但它多少也分担着这种后果。产业跌价,全国的贸易额也减少了。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购买力购货的顾客;由于全国各地相互通商,任何一地受到影响必然要波及全国。
在肯定这些说法之后,为了树立先例,国家的开支也许可以减少到法国和英国互不为敌的那个时期的水平。这必然要在汉诺威王朝继位以前,也在年革命之前②。在这两个时期前出现的第一个例证乃是查理二世的极度挥霍时期;当时英法是作为盟邦行动的。我选择了一个极其奢糜浪费的时期,就可以证明现代奢糜浪费的变本加厉;特别是因为从那时以来,海军、陆军和税务员的薪傣并没有增加过。
大部分的赋税情况既是如此,就有必要想别的办法来摆脱这种障碍,以收到直接和明显地减轻负担的效果,并且能够立即推行。
那么,为什么柏克先生把贵族院说成是土地利益的支柱呢?如果这个支柱沉没了,地产仍会继续存在,耕耘、播种和收获也会照样进行。贵族并不是在田里劳动和提高生产的农民,只不过靠地租过剥削生活;同生气盎然的世界相比,他们是一窝雄蜂,既不采蜜,也不营巢,活着只是为了过骄奢淫佚的生活。
然而,不论如何,这总之是赋税过重的结果,因为,在赋税很轻的时期,穷人是能够养活自己的,当时并没有济贫税①。今天,一个有妻子和两、三个儿女的男劳工,每年纳税不下七、八镑。他并不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种税是包藏在他所买的货物中的,把他瞒过去了,他只觉得东西太贵;但是,由于捐税至少拿走了他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结果他就养不活一家人,特别是他自己或家中任何人生了病的话。
可是,议会将当时全年的平时编制定为一百二十万镑①。如果我们退回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那时全部税收额只有五十万镑,可是英国国民却看不出在那个时期有哪一点可以斥之为没有成果。
所谓贵族院是在一种非常类似在别的情况下有法律与之对抗的基础上建①要说明特许状与公司城镇的起源是很难的,除非我们假设它们是产生于某种防务或与防务有关。它们产生的时代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大多数这些城镇都曾经是要塞,在没有驻军期间,由公司负责看守城门。
尽管每一样普通消费品的税都提高了并成倍提高了,对这个“支柱”有特殊影响的土地税却减少了。1778年的土地税为一百九十五万镑,比大约一百年前少五十万镑①,尽管从那时以来许多地方地租已加了一倍。
然而,诉讼的费用对教区是一样的,不管它起因何在。
在1780年末的战争期间,我曾打算前往英国,并把这个意图通知了格林将军,当时他正在经过费城南下的途中,而华盛顿将军则因相距太远,不能立即取得联系。我强烈地感到,如果我能够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到达英国,并且只要我能在出版一本赋予某甲以权利,而只不过是通过剥夺某乙的权利使某甲有利,结果便成了不公道的手段。
“夫人号”私掠船船长会讲英语,他在赶上邮船后,冒充一艘英国护航舰的舰长,邀请邮船船长上私掠船,目的达到后,他就派遣他手下的几下人返回,把文件弄到手。但是,不管这次缴获的经过情形究竟如何,我所说的政府文件是确实的。这些文件送往巴黎交给了维尔日拿伯爵,当劳伦斯上校和我本人返回美国时,我们把原件交给了代表大会。
英国政府(我不是说英国国民)现在很可能对法国革命怀敌意。凡是通过减税来揭露宫廷的阴谋和削弱它的势力的措施,总归不受那些以分赃自肥的人欢迎。当有关法国的阴谋,擅权,天主教,以及木鞋的喧嚷声甚嚣尘上之际,国民是容易受骗受惊,甘愿缴税的。现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骗局可望告终,两国和全世界的好时光大有希望。
“阁下的光临可使代表大会想起您以往对这个国家所作的贡献,并且如果我能影响代表大会的话,还可以随意差遣我,我是非常乐意为您效劳的,因为我深刻理解您的着作的重要性,并且非常高兴地暑名为您的真挚的朋友,
人们到现在才开始对政府有所认识。过去,它光是行使权力,不许过问它是否有权利,而是大权独揽。当自由之敌充当裁判时,它在原则上的进步必然是微小的。
象人间一切事物一样,政府本来也应该随时加以改进,可是世世代代以来,它却一直为最愚昧最坏的人所垄断。关于他们的弊政,除了各国国民不胜负担的沉重借款和赋税以及这帮人把世界投入种种争端之中以外,难道还需要提出任何其他证据吗?
虽然我认为任何人靠公众过活是可鄙的,但毛病的根子还在于政府;这种弊端已如此普遍,不论那些政党,是在朝抑或在野,都毫无区别:它们肯定是官官相护的。——作者
皮特先生常常根据海关的账簿来显示他称为的贸易差额,聊以自慰。这种计算方法非但没有提供一个正确的法则,反而提供了错误的法则。
在上次战争中也如同在以前多次战争中一样,英国的贸易下降了,因为贸易额到处都减少了;现在它又上升了,因为每个国家的贸易都在上升。倘若英国当前的进出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所增长,同她做买卖的国家也必然如此;她的进口就是它们的出口,反之亦然。
把这些情况同英国政府相比,后者就显得荒唐透顶。在英国,那个行使特权的人往往是个外国人;总是个半外国人,而且总是同外国人结婚。他同这个国家向来没有充分的自然的或政治上的联系,不对任何事情负责,并且十八岁就成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允许他在国民甚至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同外国签订同盟条约,并且不经国民同意就可以宣战和媾和。
第五章改善欧洲现状的途径,并杂陈各种意见在思考一个包括人类整个领域这样巨大范畴的课题时,把思路单单限制在一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它要立足于人所具有的各种特征和条件,并将个人、国家和世界融成一体。
当前贸易的增长不能归功于大臣们或任何政治谋略,而应归功于它本身由于和平的缘故自然而然所起的作用。正常的市场曾经遭到破坏,贸易的渠道被切断,海上通途为各国强盗所侵扰,全世界的注意力转向其他目标。现在这些不正常现象已经中止,和平已经使搅乱了的事情恢复正常。
由于二者是近乎对立的东西,所以欧洲各国政府的不文明状态对通商是有害的。各种破坏或阻挠都会造成贸易额的减少,至于从商业界的哪一部分开始减少是无关紧要的。好比血液,它从人体任何一部分抽出,也必然等于从整个循环系统抽出,结果使整体都蒙受损失。当任何国家的购买力受到破坏时,同样会连累卖主。倘若英国政府能够破坏所有其他国家的商业,她也就最有效地毁了自己的商业。
美国宪法,还有法国宪法,不是附有加以修正的期限,就是规定了据以改进的模式。要制订一部使原则同各种意见与实践相结合的宪法,而且经过多年形势变化始终保持不变也不产生矛盾,这也许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防止不利因素累积起来,以至于有碍改革或引起革命,最好规定一些办法在这些因素发生时就加以控制。人权乃是世世代代的人享有的权利,不能为任何人所垄断。凡是值得遵循的事都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价值而受到遵循的,它之所以有保障,原因即在于此,而不在于任何会使它受到阻碍的条件。当一个人把财产遗留给他的继承人时,他是不会以他们必须接受它作为条件的。
在历史的记载上还不曾提出过当前那样紧迫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是这个党还是那个党掌不掌权,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高级或低级廷臣得势不得势;而在于人要不要继承他的权利,普遍的文明要不要出现?人的劳动果实为他自己所享受,还是让政府挥霍掉?要不要把盗窃行为从宫廷中清除干净,把贫困从各国消灭光?
每年从一个国家的公共税款中提取一百万镑来供养一个人,而千百万被迫贡奉的人则因缺吃少穿而形容枯槁,在苦难中挣扎,这是不人道的。政府并不存在于监狱与宫殿、贫穷与富贵的对比中;政府的建立不是为了去掠夺穷苦人仅有的一点东西,使苦人更苦。但这方面的问题,我以后再说,现在只以政治上的考察为限。
每个国家都有足够的人可以胜任,因此不能给予过高的报酬。斯威夫特说,政府工作是一种简而易行的工作,许多人都能胜任。
所有的欧洲政府(现在法国除外)不是建立在普遍文明的原则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反的基础上。就这些政府的相互关系而言,它们都处于我们所设想的那种不文明的野蛮生活状态,它们不受上帝和人的法律的约束,在原则和相互行为方面,就象许多人在原始状态下表现得一样。
说特许状赋予权利,这是曲解词义。它的效果适得其反——把权利剥夺了。权利本来是全体人民固有的,可是特许状用排挤手段取消了大多数人的权利,而把权利交给了少数人。如果特许状的用意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来表达,“非公司成员不得行使投票权”,这样的特许状就显然不是权利的特许状,而是剥夺权利的特许状。在现有形式下,其效果是一样的;这些特许状只对那些受它们排挤的人起作用。那些其权利没有被剥夺而受到保障的人所行使的权利,也只不过是他们作为该社团成员所应有的权利,与特许状无涉;因此,所有的特许状只起一种间接的消极作用。它们并不于在政论界获得了一种超过也许是任何国家任何人所曾经获有的活动范围,而且,特别了不起的是,到战争结束我照样保持这个地位,直至今天依然如此。由于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着手工作时决意(也幸而有这种气质)不为褒或贬、友好情谊或造谣中伤所左右,也不让任何私人争论转移我的意向,而凡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配做社会活动家的。
现在能设计出的符合目前情况的最好的宪法,也许再过几年就会大大失去其优越性。在政府问题上,人们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想法。在现存旧政府的野蛮状态消逝后,国与国之间的道德标准就会改变。人将不会受到把自己的同类视为仇敌那种野蛮思想的培育,因为出生的偶然性使得人们生活在名称各异的国家里;而且由于宪法总是同国外和国内形势有某种关系,每种宪法都应设法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得益。
其次,因为通过走私输入的货物并不登在海关账上以便与输出品抵消。
法国和英国是欧洲仅有的两个可以成功地着手改革政府的国家。一个受到海洋的屏障,另一个则由于国内力量雄厚,可以反抗外国专制主义的罪恶行径。但是,当革命与贸易二者成为普遍现象时,收益就会增加,而且比一方单独得到的好处加倍。
一旦将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报酬给了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就会变成各种腐败现象在其周围发生和形成的中心。给一个人每年一百万镑,再给他设立和分配各种其费用由国家负担的职位的权力,那么,那个国家的自由就不再有保障了。所谓帝王宝座的辉煌壮丽不过是国家的腐化堕落。这种现象是由一帮靠公众交纳的税款过着奢侈淫逸生活的寄生虫所造成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全貌,我准备把我的看法扩充到商业部门。在我的所有着作中,只要有可能,我一直提倡通商,因为我对通商的效果有好感。
在法律的教化下,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容易文明起来的,可是政府却依然处于不文明的状态,而且几乎接连不断打仗,它们破坏文明生活所产生的丰硕果实,使不文明部分的范围更加扩大。政府把野蛮作风强加给国家的内部文明,从这个国家,尤其是从穷人身上榨取本应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与舒适的大部分收入。撇开所有道德和哲学观点不谈,可悲的事实是,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类劳动果实每年让这种野蛮的制度白白耗费掉了。
假使一个英国商人把一件在国内花一先令买进的商品输往国外,并且进口某种可售两先令的货物,那他就可以赚一先令;可是这个赚头并不是从外国或外商得来的,因为外商也拿他所收到的货物依法泡制,因而谁也没有占对方的便宜。这两种货物在他们各自国家中原来不过值两先令,但换了地方之后,它们获得了高于原价一倍的新的价值观念,这种增值由双方分旱。
因此,革命的目的在于改变政府的道德面貌,有了这种改变,公众的捐税负担就可减轻,文明也就可以使人们享有那种现在被剥夺的富裕生活。
早年,我刚十六岁,乳臭未干而又鲁莽大胆,被一个曾经在军舰上服役的校长①的假英雄主义所刺激,就自作主张,登上了死亡船长的私掠船“恐怖号”。幸而由于受到一位好教士深情厚义的劝阻,我才没有参加这次冒险活动,这位教士出于担任贵格教会圣②职所养成的生活习惯,想必认为我已误入歧途。这种印象尽管当时对我影响很深,慢慢就消失了,我后来又上了孟德兹船长的私掠船“普鲁士国王号”,随船出海。然而,从这样一个开端,以及早期生活对我的一切不便,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以不畏困难吓倒的坚毅精神和令人起敬的公正态度,不仅对在世界上建立起一个以新的政府制度为基础的新帝国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所有专业中最难获得成功和优胜的政论界取得了贵族阶级凭其一切助力都未能达到或堪与匹敌的卓越的成就。
沦为普鲁士的专政对象。荷兰通过婚姻关系,已完全为普鲁士统治,就仿佛是通过遗嘱奉送政府这种强制手段所做到的。
单是文官政府或法治政府是无从制造许多征税的借口的;因为它在国内众目腰腰下进行工作,欺骗的可能性不太多。从而排除了征收大量赋税的可能性。
在美国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燎起一片扑灭不了的巨焰。它象战火一样永不熄灭,烧遍了一国又一国,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征服。人感到自己变了,但几乎察觉不到是怎么变的。他通过正当地照料自己的利益而了解到他的种种权利,并且终于懂得专制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和权势,完全在于不敢对它进行反抗,懂得要“获得解放,只要它要求解放就行。”
我们已经看到英法之间相互的民族感情有了改变,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谁能预见或谁能相信法国国民议会竟然会在英国受到普遍的祝贺,或者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同盟竟然会成为共同的愿望呢?这就表明,如果不受政府的干扰,人和人天然是朋友,人性本身也并不是恶的,两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征税目的而挑起的忌妒和残暴心理,现在正转而服从理性、利益和人道的支配。宫廷做的交易正开始为人们识破,而神秘的伪装以及它们强加于人类的一切妖术也都在衰退。它受到了致命伤;尽管还可以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终归是要消灭的。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尽管这样一个人不能象立遗嘱者那样处置政府,他却可以指定婚姻关系,这实际上也就达到了大部分同一目的。他不能把半个政府直接赠予普鲁士,但他却能撮合一种几乎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婚姻合伙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幸而英国不位于欧洲大陆,不然它也可能象荷兰那样①不论接触哪一个问题,几乎不可避免都暴露出政府的某种腐败现象。“要塞”这个明喻不幸就牵涉到一种同上面提到的事情直接有关的情况。在由政府实行或保护的许多陋习中,不论古代还是近代,最大的陋习莫过于让公众来安置一个人及其继承者,用公款来供养他们。人情要求给穷昔人一份口粮;但政府有什么道义上或政治上的权利胆敢说,那个叫做里奇蒙公爵的人得由公众来供养呢?然而,如果公共报告属实,没有一个伦敦的乞丐能买到可怜的一点点煤而不偿付里奇蒙公爵的年俸。即使这种赋税每年总数只合一先令,也仍然是一种不公正的原则;何况总数据说每年不少于两万镑,这种罪行未免太严重,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这乃是君主制和贵族制所图下的恶果之一在陈述这种情况时,我并不为我个人的好恶所左右。
不同国家的两个商人在一起做买卖,两人都发了财,两个人都有赚头;因此他们都不是靠对方发财致富的;对于他们所在的国家来说,情形亦复如此。事实必然是:每个国家必须靠启己发财致富,并且借助从另一国交换来的某种东西来增加财富。
这种罪恶行径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下去,是由于所有的欧洲政府都具有金钱上的有利条件来保持这种野蛮状况。它给政府提供了攫取权力和税收的借口,如果文明扩大到每个地方的话,这种种借口就无机可乘,无法辩解了。
独立战争结束时,我从费城前往特拉华州东岸的波尔登镇,我在那里有①威廉·诺尔斯牧师,诺福克郡撒特福德中学校长。——作者
美国的所有宪怯都根据这样一种计划,排除了君主制国家中发生的种种麻烦。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政府都不能片刻停止行使职务。代议制为一切事情作好了准备,它是唯一能使国家和政府总是能够表现其特征的制度。
②意即“笨伯”或“傻瓜”。——译者
任何倾向于通过互利以促进国与国之间民间交往的事物,都是同哲学和政治一样值得探讨的课题。通商也就是两个人以记数法增加的交易;大自然为两个人在交往中规定的法则,也同样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为此目的,她把制成品和商业分布在一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各个遥远地区;由于这些制成品不能通过战争象通过通商那样便宜或方便地取得,她就使通商成为消灭战争的手段。
世界上决没有单独一个国家在贸易上兴旺发达的事情;她只能参加各国之间的贸易;任何部分的贸易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体。因此,各国之间发生战争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共同的商品存货,结果就好比每个国家对自己的存货发动进攻。
而都被政府独吞了。
国内贸易的差额和对外贸易并无不同。伦敦和纽卡斯尔的商人按同样的原则做买卖,好象他们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并以同样方式获得赚头;然而,伦敦并不靠纽卡斯尔致富,纽卡斯尔也不靠伦敦致富;是纽卡斯尔的商品——煤在伦敦增了值,伦敦的商品也在纽卡斯尔增了值。
但如果在各国政府野蛮争斗的情况下,借口的范围扩大了,国民不再能判断,这就为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征集各种税收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现在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已超越党派的一切小冲突以及心怀偏私或观点错误的论敌的顽固立场,我就不必对谬论或谩骂作出回答,而径自来指出英国政府的缺点①。我想从特许状和公司谈起。
那么,在宪法方面,我们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当战争爆发前后美洲旧政府中止活动期间,我为一切事情进行得井然有序和得体所打动,并且深深感到政府所必须做的一切工作不过是稍稍多于社会所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的事情,而君主制与贵族制则是强加于人类的骗局。根据这些原则,我出版了《常识》一书。这本小册子获得的成功,是印刷术发明以来绝无仅有的。我把版权赠予了联邦的每一个州,销数竟不下十万册。我以同样方式在题为《危机》的小册子中,继续探讨这个课题,直至革命完全胜利。在《独立宣言》公布后,在我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任命我为外交秘书。我对这一任命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它给我机会去了解外国宫廷的才能以及他们办事的方式。但是由于代表大会和我之间对他们当时派驻欧洲的一位特派员赛拉斯·迪恩先生发生了误会,我就辞去了这项职务,同时还谢绝了法国和西班牙两位大臣吉拉德和坦·朱安·米拉勒所给予的金钱上的资助。此时,我已经彻底博得了美国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我的独立自主也如此明显,以至一所小住宅。代表大会当时在十五英里外的普林斯镇,华盛顿将军则把他的总部设在邻近代表大会的洛基希尔,以便辞去他的职务(因为他接受这一职务的目的业已达到),并退居平民生活。他在进行这项事宜时,曾写给我一封信,现附录如下:
由此观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一种是对内行使职权的文官政府或立法机关,另一种是按照不文明生活的粗暴方式对外行使职权的宫廷或内阁政府;一个费用很少,另一个则极度挥霍;二者差别如此之大,可以打个比方说,如果后者因突然山崩地裂而消失无踪,前者却安然无恙。它还会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符合于国民的共同利益,所有的办法也都是行得通的。
用海军来保护贸易的想法是不可靠的。这是把破坏的手段当作保护的手段。贸易需要的保护仅在于每个国家都感到要给予支持的互利,它是共同的股份,它靠一种对大家都有利的差额而存在;它所遇到的唯一障碍乃是现政府的不文明状况,改革这种状况是共同利益之所在①。现在我要搁下这个问题,进而探讨别的问题。鉴于在展望普遍的改革中有必要把英国包括在内,对英国政府的短处进行考察是应当的。只有通过每个国家对自己的政府进行改革,整个世界才能得到改善,从而享有改革所带来的充分利益。部分改革只能产生部分好处。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因个人遭遇或行动而使国家陷入混乱更可以暴露出国家的高尚精神趋于退化了;而且其荒谬程度往往由于造成这种局面的那个人的天生卑劣而更加严重。如果一个政府是这样组成的,在上院除非有一个雌鹅或雄鹅②出席它就不能继续工作下去,那么,一旦这个雌鹅或雄鹅飞走或生病,它所造成的困难就象鹅被叫做国王一样地严重而又现实。我们往往嘲笑那些自找苦吃的人,却没有看到最荒唐可笑的事情都是政府干的①。
通商的原则及其普遍运用无需了解它的实践就可以理解,这是常识所不能否认的立场;而这也就是我讨论这个问题所持的唯 一立场。原则在帐房里是一回事,在世界市场上又是另一回事。至于原则的运用,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有来有往的东西来考虑;它的权力只有一半在国内,破坏在国外的一半实际上就破坏了整体,就好象这种破坏是针对国内那一半进行的;因为各方都只有通过对方才能起作用。
这样一种罪恶的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成为一切弊风陋习的守卫者和保护者。那个每年接受一百万镑的人是最不愿意提倡革新精神的,生怕到头来引火烧身。保卫弊风陋习始终是他的利益所在,正如用许多外围工事来保铲一座城堡;对于这种政治上的要塞,各个部分都共同依赖。永远别指望它们会相互攻击①。如果君主制不曾保护种种弊病,它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么多年代。它是头号骗子,庇护着所有其他的骗子。它通过允许分到一份赃物而交了许多朋友;如果它不这样做下去,它就不再是廷臣崇拜的偶像了。
后果。我满怀成败不计的豪情壮志来提倡人权。我在生活中受过磨炼,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我懂得道德教育的价值,也看到了反面的危险性。
在全部贸易中最无利可图的是同国外领地有关的贸易。对少数人也许有好处,原因仅仅在于它是贸易;但对国家则是损失。维持领地的经费大大超过贸易所获利润。它不会增加世界贸易总额,而只会使之减少,而且由于放弃领地可以使更大数量的货物流通,所以在没有耗费的情况下参加对外贸易比有耗费的较大贸易额更有价值。
倘若有哪个政府显然很放心地把特权交给任何个人的话,那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任期仅为四年。他不但在一般的意义上负有总统的责任,宪法中还规定了一项特定方式来考验他。不满三十五岁不得当选为总统;而且还必须是本国人。
“自抵此后,获悉阁下在波尔登镇。我不知阁下迁居该地是为了退隐还是为了节省开支。不论出于哪种原因,还是两种原因都有,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果阁下愿来此间和我共处,我将不胜高兴之至。
即使荣任政府职务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足够的报酬,那也应该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如果某一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自费供职,那么,无论是叫做君主制的或任何其他名称的行政机构也应同样如此。给一个部门钱,另一部门却让他们白干,这是不合理的。
首先,每一件离开海关的货物都是作为出口货入账的;根据海关的平衡,海上损失和国外滞销全都计在利润一栏,因为这些货物是作为输出品入账的。
因此,从这些文件中得不出适应于最高利益的平衡;而且,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贸易的自然运行情况,就可以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真是这样,很快就会是有害的。对贸易的最大支持在于能够在所有国家间保持一种利益均沾。
政府刚刚从这样一种野蛮状态中挣脱出来,要断定它可以改进到什么程度还为时过早。我们所能预见的是,整个欧洲也许会组成一个大规模的共和国,而所有的人都将获得自由。
鉴于一种新制度正在世间展现,欧洲各国官廷正阴谋策划来反对它。正在发起种种与所有以往的制度相反的同盟,一种反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各国宫廷的共同利害关系正在形成。这种联合划出了一条贯穿整个欧洲的线,并且提供一种难以从以往的情况作出推测的崭新的事业。当专制主义同专制主义作战时,人们对这种争斗是不感兴趣的;可是,对于把士兵和公民以及国家和国家联合起来的事业,各国宫廷的专制主义尽管感到危险,要想报复,却不敢动手。
在领地的经费上还要加上海军一项,如果把这两笔开支从贸易所获利润中扣除,那么所谓的贸易差额,即使承认有差额的话,也不会让国民分享,的人口估计占美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美国目前拥有的船只总数必定在一万艘左右。——作者
国家可以在任何部门中雇用或委任任何一个人,但无权免费占有他的时间与劳务;也没有任何理由供养政府某一部门的人而不供养另一部门的人。
这并不是因为文明的原则有什么天然的缺陷,而是因为不让这些原则普遍实施;其结果就成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耗费,使国家元气大伤,并破坏了文明所能带来的普遍幸福。
乔治·华盛顿
①值得注意①在美国,贸易增长的比例大于英国,目前比独立革命前任何时期至少增加一倍半。在战争开始前,结关后离开费城港口的船只数最多在八、九百艘之间。1788年,数目上升到一千二百多艘。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是,每个国家都认为贸易差额对自己有利;这就说明一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出入。
正如不应把特殊的权力交给任何个人去掌握一样,也不应拨给任何个人以超出他对国家所作贡献的价值的公款。无论一个人叫做总统、国王、皇帝、参议员或者任何其他起得恰当或不恰当或傲慢自矜的名字,这并不说明什么,而只不过表示他在国内所能做的某种贡献;而在日常职务中——不论这种职务叫做君主的、总统的、参议院的或别的什么名字或称号——任何人所作贡献的价值都不可能超过一年一万镑。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贡献都是由不计报酬的人自动作出的;但是日常职务总是调整到这样一种普遍的能力标准,①英国代议制的情况是无理可喻的。几乎所有有代表的地区,人口都在下降,而无代表的地区,人口却在增长。因此,有必要召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未考虑政府的整个情况。——作者
如果让通商达到它所能达到的全球范围,它就可以根除战争体制并在政府的不文明状态中引起革命。自从那些政府开创以来,就已经发明了通商,而通商乃是非直接出自道德原则的各种方法中最有助于达到全球文明的一种。
①政治和私利是这样始终如一地连结在一起,世人由于经常受骗而有权对社会活动家持怀疑态度,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方面是完全心安理得的。将近十七年前,当我初参加公共生活时,我并不曾从利己的动机出发来考虑政府问题,我从那时迄今的行为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我遇到我认为可以做些好事的机会,就按照我心里所想的去做。我既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研究过别人的见解。我光是独立思考。情形是这样的:
要通过领地垄断贸易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做更加错误。贸易不能在狭窄的渠道中存在,必然要为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突破,以挫败这你企图;再干下去就会更糟。法国自革命以来,对国外的殖民地更冷淡了,如果别的国家就贸易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会采取同样态度。
一个国家可能给世界输送货物,但不能成为贸易商。她不能是自己的商品的卖主和买主。购买力必须存在于她自身之外;因此任何商业国的繁荣都受制于其余国家的繁荣。倘若其余的国家都很穷,这个国家是富不起来的,因此,她的景况不论如何,乃是其他国家商业形势的一个指标。
不论政府的形式或组织如何,其唯一同的应是谋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不是这样,而是在社会的任何部分制造与助长罪恶,那么,它一定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制度上,非加以改革不可。
联想起灾难是同情心的特征。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不求酬报,也不怕①当我看到皮特先生在他的一篇议会演说中对贸易差额所作的估计时,我认为他对贸易的性质和利益一窍不通;而且没有人比他对此更加肆意歪曲的了。贸易在和平时期遭到了战祸那样的严重破坏。它三次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在不到四年的和平年月里,商船被迫减员了。——作者
文官政府的职责并不在于判处死刑,而在于教育青年和供养老人,以便尽可能不使一种人荒淫无耻,而另一种人悲观失望。可是,现在情形却正好相反,国家的财力都浪费在国王、官廷、雇佣、骗子和娼妓身上;连那些衣食无着的穷苦人也不得不去支持那种压迫他们的欺骗行为。
1783年9月10日于洛基希尔”
一般说法把人的处境分成文明生活和不文明生活两类。它把一类说成幸福与富足;另一类说成困苦与匾乏。但是,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受到何种粉饰与比拟的影响,事情的真相却是,在所谓文明国家中,有一大部分人却生活在贫穷和不幸之中,处境远远不如印第安人。我说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英国如此,整个欧洲亦复如此。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
它是一种通过国与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助互利而使人类相亲相爱的和平体制。至于纯属理论上的改革,我是从来不赞成的。最有效的作法是从人的利益出发去改善他的处境;这就是我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按照差额的观点来说,这个论据还是可靠的;而且通商之所以受到普遍支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各国都感觉到通商是有利的,否则它就会舍弃通商;但是毛病却出在做账的方式以及把利润归诸于错误的起因。
唯一需要的就是设立一个办理公务的部门,这个部门接收全国各地和国外的报告,再提交国民代表;但把这个部门叫做行政部门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只能把它看作是比立法部门低一级的部门。任何国家最高的权是制订法律的权,其他都是公务部门。
关于这个问题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为使宪法规定的自由得到永久保障和进步而作出的最大改进之一,乃是新的宪法规定要经常修正、更改和补充。
在美国,政府每一个部门都得到相当不错的待遇;但是没有一个人收入过高。国会和州议会每位议员的收入都足够他们开支。而在英国则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待遇特别优厚,另一个部门却一无所得,结果是一个部门贪污腐化有行贿的手段而另一部门则处于受贿的地位。象在美国所实行的那样,只要从这笔开支中提取不到四分之一,就可以革除大部分的贪污受贿行为了。
柏克先生据以构成他的政治信条的原则,即“永远约束和控制子孙后代,并永远否定和放弃子孙后代的权利”,现在已如此令人憎恶,不配再拿它当作辩论的题目;因此,除了揭露它一下之外,我就略而不提了。
在美国,总统的职位(或者,有时叫做行政官)是唯一不让外国人担任的公职,而在英国,它却是唯一可以让外国人担任的公职。一个外国人不能当国会议员,却可以当所谓的国王。如果有什么理由要排除外国人的话,那就应当从那些最容易干坏事,并且通过联合各种利益和情感最能保证履行职守的职位中把外国人排除出去。但当国民进行制订宪法这件大事时,他们是会对那个叫做行政机构的部门的性质和任务更加认真地加以审查的。每个人都知道立法和司法部门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欧洲,区别于立法与司法而称为行政的部门,不是政治上的多余品,就是一种叫不出名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为什么被判处死刑的几乎都是穷人呢?这个事实连同其他许多情形证明穷人的处境是多么悲惨。他们在缺乏教养的环境中长大,来到这个没有指望的世界,极易成为罪恶与野蛮法律的牺牲品。把白白浪费在政府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用来铲除这些弊害,并改善宫廷领域以外的每一个人的条件,是绰绰有余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将会提到。
英国征收的税为了文官政府而征收或用于文官政府的不到三十分之一,简直不到四十分之一。不难看出现政府在这方面实际上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制订法律,而国民则除了付税之外,还要拿出更多钱来通过地方行政官、陪审员、法庭、巡回审判来实施和执行这些法律。
由于目前宪法据以制订的原则摈弃一切对政府的世袭继承权,它也就摈弃通称特权的种种臆说。
美国宪法的另一项改革是取消一切对个人效忠的誓言。在美国只对国家宣誓效忠。把个人奉为国家的形象是不妥的。国民的幸福是最高目标,因此,宣誓的目的决不可被任何个人的形象或名义抹煞。法国称为公民宣誓的誓言,即对“国民、法律与国王”宣誓,是不妥的。要宣誓,就应当象美国那样,只对国民宣誓。法律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在此处它的含义只在于增进国民的福利,因而可以包括在内。誓言余下一部分之所以不当,是因为一切对个人的宣誓都应当废除。它们乃是暴政为一方和奴役为另一方的残余;“造物主”的名字不应当拿来作为他的创造物堕落的见证;或如果象上面已经提到的,拿它当作国家的象征来宣誓,在这里就是多余的。对于政府初建时的誓言不管怎样分辩,以后决不许再搞什么宣誓。如果一个政府需要誓言的支持,这就表明它不配受到支持,因而也不应受到支持。只要政府做它应做的事,它就能自己支持自己。
当我们在号称为文明的国家中看到老年人进济贫院,年青人被绞死时,政府制度就一定出了毛病。这些国家从外表看,似乎一切都是幸福的;但是在一般眼光观察不到的地方,却隐藏着一大堆除了在贫穷或屈辱中死去别无出路的悲惨情景。一条生命一出世,它的命运就预定了;除非这种情况得到纠正,光实行惩罚是无济干事的。
尽管一切贸易的原则都是相同的,但从一国的观点来看,国内贸易是最有利可图的;因为,对买卖双方而言,全部利益都留在国内;而对外贸易则只有一半。
对宪法几部分的原则与组织作了安排之后,接下来就是受国民委托行使宪法权力的那些人的待遇问题。
在本书前几部分中力求阐明作为政府应据以建立的基础的一系列原则之后,我将在这一章里淡谈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途径。但是,为了把这部分的问题讲得更恰当,效果更强,就得先来谈一些可以从这些原则中推断出来的或者同它们有关系的初步看法。
①据说在瑞士的伯尔尼州,自远古以来一直有用公费饲养一头熊的习俗,而且教老百姓相信,如果没有这头熊,他们就全都要遭殃。几年前,这头熊因病突然死去,来不及立即用另一头熊来代替。在此中断期间,老百姓发现五谷丰登,葡萄茂盛,日月起落如常,一切都同以往一样地进行,他们从中获得了勇气,决心不再养熊;他们说,因为“熊是一种非常贪吃而又费饯的畜生,过去我们不得不斩断它的爪子,免得它伤人。”在路易十六逃亡时,一些法国报纸谈到这个熊的故事,用它来影射君主制,这在法国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可是,伯尔尼的贵族老爷们似乎把这个故事用到他们自己头上了,从此就不准人们读法国报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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