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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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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儿都行,在街上也行,在汽车里也行,在地上也行,我一直在想跟你睡觉。”
“你一个人住吗?”
“操我吧。”她说,同时,将身体仰面躺开去。
“起来吧,一起出去吃饭。”
“不想吃,你自己去吧,我不饿。”
我吐出一口烟,长吸一口气,不知为什么点起头来,话却一句说不出。
“怎么了?”我问她。
“要快的话,再有三五天就能完。”
“我累了——跟你在一起真累。”陈小露说着爬上床,躺下。
“那我一会儿就到——你在几楼?”
“我跟你一起去。”陈小露说。
“我——我还不了解你,我只是跟你上了床。”
“没说什么——完蛋了。”
“我正想,要是有杯热茶就好了。”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你现在在干什么?”她问我。
“吴莉好吗?”
正在这个当口,赵东平推门走了进来:“怎么连单元门都不关?”
我觉得睡了好久好久,到底有多久却弄不清楚,总之,乱梦不断,其中几次有什么原因让我从梦中醒来,都被我灵活闪过,我躺在那里,保持着一个姿势,一心一意坚持睡眠,不为任何外界刺激所动——出汗了,不擦!眼球跳动,不理!呼吸不匀,视而不见!姿势疲乏,不管!
“写到什么时候?”
“什么以后?”
“我愿意跟你上床,没完没了地上床,除了上床,什么也不干,那样该多好呀。”陈小露在我怀里说。
我倒回床上,两眼望着墙皮裂开的顶棚。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等。”
我想她一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不满,于是,我们都不说话,陷入沉默,我抬眼看表,已是凌晨五点钟。
“你就不能说别的吗?”她看着我。
陈小露一边脱去上衣一边对我说:“把衣服脱了吧,这么睡太不舒服。”于是,我们两个便把衣服脱去,再次睡去。
我摇摇头:“没事儿。”
“咱俩。”
深夜四点钟,我与陈小露一起来到东直门吃饭,刚才在她驾车驶来的路上,我坐在她旁边,抽着烟,默默无语,来到一家饭馆门前停好车,陈小露拉上手刹,熄掉火,然后在黑暗中对我一笑,接着叹口气。
“是。”
“然后呢?”
“中午我也不饿。”
“不。”我说。
“想看吗?”
“要是不满意呢?”
为了不再与他纠缠,我说:“我先睡会儿,你看吧,临走时把门关上。”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于是,我们做爱,天翻地覆,疯狂至极。
我坐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从带仓里抽出《蓝色》,换上一盘马丁。史高西斯拍摄的《愤怒公牛》看了起来。
“我要刷牙洗脸了—— 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好吗?”
然后,她走进洗手间,咣当一下落了锁。我坐回沙发里,望着我的小屋发愣。
“我说什么?”
“你搬回来住吧,”陈小露冷不丁说,然后看我一眼,“见面方便。”
我本想说“我也是”,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要一直呆在那儿写吗?”
“我?”陈小露眨眨眼睛笑了,“我是说,你这儿挺适合跟姑娘同居的。”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我的心一沉,嘴上却像找不痛快似的接着问:“以后怎么办?”
“无聊罢了。”我说着,把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
“我不想看了。”
就这样,睡眠与我若即若离,在我周围左右徘徊,让我提心吊胆,生怕会一下子重新醒来,不幸的是,就在我顽强地躺在床上的当口,突然,我觉得身子一滑,似乎从某个平台上翻身滚落,我急忙挺身挣脱,一下子,我睁开眼睛,头脑清醒,精神一振——我醒了,一看表,不过才睡下半个小时光景。
“一会儿一起吃饭吗?”他问。
陈小露看了我一眼:“咱们不谈这个,行吗?”
不幸的是,一直到天明,我们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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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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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她问我。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又没说现在,我说中午呢!”
“我真的饿了,从我们吃完涮羊肉,我就没吃一口东西。”
“我可以离开他,可以找工作,可以跟你在一起。”她一字一句地说,“可是,一切得慢慢来。”
我们出了饭馆,上了车,我问她:“建成说他跟你以前——”
“怎么样,写到哪儿了?”
在生活中,我最烦的莫过于有人说出诸如“猜猜看”之类的话来,也许是我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理解这种两头留有余地的说法,但我确实讨厌这种作风,我喜欢把意图讲明,而不是东绕西绕、遮遮掩掩,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必满腹狐疑,心神不定,我不知道陈小露是什么意思,我一句句回想她刚刚说的话,越想越弄不清其中的所以然来,于是,我来到厨房,烧了一壶开水,把洗碗池内的杯子碗碟尽数洗出,用纸巾擦干,打开碗厨,依次码放整齐,这时水开了,我关了煤气,用烧开的水泡了一壶绿茶,拿了两个干净的茶杯,回到室内,恰在这时,洗手间的门卡嚓一声打开,随着一阵马桶的冲水声,陈小露用一张纸巾擦着刚刚洗净的手走了出来。
7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认识他们的时间长了,五六年前就认识,这帮人里,只有你把我拿下了。”说罢,发动汽车。
“我困极了。”她对我说。
“想——”
“还得再写。”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我在农学院,在电影学院教师楼,在——”
“行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沿着东直门大街向东,一直上了二环,没开两分钟,就来到我住的楼下,电梯停了,我们一起上楼,黑暗中,我拉着陈小露的手,听着她在我身后一步一步走着,一边走,一边出声地数着楼梯的数目。上到五层,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等着她说“走”后,接着走。就这样,一直上到十二层,我打开房门,拧亮灯,陈小露在我前面进入房间。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天已大亮,我关上电视,倒掉手边满满的烟灰盒,到洗手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短袖T恤,一件格子衬衫,然后开始打扫房间。
陈小露在我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时从床上欠身起来,往我这里看上一眼,然后又倒回去,我知道她也与我一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里。
茶喝完了,我回到厨房,再次点燃煤气,又烧了一壶开水,返回时见陈小露在书柜前的一排录相带前面翻看。
“还行,你呢?”
她探身过来,吻着我的脖子,吻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这不是很好吗?”
这话听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里的话——我们去大草原,去深山里,去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俩,没有别人,从此我们就会快乐等等,诸如此类。但是,陈小露的话仍然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与我在一起,但我知道她有与我在一起的愿望,这就足以让我把她的头更紧地抱在胸前了。
陈小露放下筷子,定睛看着我,半天,才一笑说:“好吧,我们去看看。”
“她说过什么?”
“这一段吵过架?”
吃到快完时,我坐直身子,看着她。
“你什么意思?”陈小露脸上出现了不高兴的神色。
“我饿了。”
上午时分,我回到农学院,疲惫不堪,却又兴奋莫名,自己完全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我躺到床上,睡意全无,于是爬起来,拉上窗帘,喝了一杯水,抽了一支烟,再次爬上床,把头埋在枕头里,仍然无法入睡,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想着一片黑暗,不久,陈小露的脸便从黑暗中渐渐隐现出来,于是我翻身坐起,再次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便熄掉,然后躺下,浑身放松,我慢慢闭上眼睛,在心里默数着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三十,没有反应,于是干脆翻身趴在床上,把头扎在被子里,一会儿,我觉得呼吸艰难,后背和前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于是把被子掀起,推到一边——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头晕脑胀,却是始终无法睡着。
“你怎么了?”
陈小露醒来,坐于床头,头发乱乱的披散在脑袋周围,一双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在屋内外走进走出的我,一言不发,直到我擦净地板,回来以后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为止。
一觉醒来,天色已经黑得不见五指,我睁开双眼,侧耳细听,外面连车声也没有,陈小露睡在身边,呼吸平稳,我翻一下身,用背对着她,重又睡去,一会儿,我觉得背后陈小露也在翻动,就回头问了一声:“怎么了?”
“几点了?”她问我。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比如:《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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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自由职业以来,有个感觉时常浮上心头,那就是生活的不完整感,大庆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你与他志同道合,一起吃饭,一起苦闷,明天他就能远走高飞,忽然不知去向,朋友是这样,别的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前面,没有一个东西把生活统一起来,我时常感到自己如同一块漂浮于河面的垃圾,随波逐流,两岸景色依次缓缓从身边经过,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到三十岁,我仍如以前一样,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又需要我,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度过时光,远离一切具体的事物,伸手可及的永远是周围泛起的泡沫,是的,是泡沫,我内心不安,诚惶诚恐,总想抓住些什么,但是,当我伸出手去,捞起的总是泡沫,那些泡沫看起来仿佛是某种实在之物,待到抓起,才知什么也不是。起初,我还有些诸如焦虑希望之类的念头浮上心头,天长日久,终于麻木,看到身边希罕物件,连手也懒得伸一伸。于是,支离破碎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生活支离破碎,纷纷扬扬,就如同一片凌空飘扬的纸屑,没有痛苦,没有感觉,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然而,在认识陈小露的时候,我还不是这样,我为她的一举一动而魂牵梦萦,而且欲罢不能。
“从今天就可以,从现在——我可以和你一起,干什么都成,做推销员也行,或者,你先上学——”
我打开录相机、电视,把录相带塞进带仓,在倒带的当口,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会搬过来吗?”
“我懒得吃。”
完事以后,我们再次睡去。
“你饿吗?”
“喝茶吗?”我问她。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我坐回沙发,看着她。
“要吃东西吗?”
“我去过,我认识,你会在那儿吗?”
那一次,我吻遍了她的每一寸身体,指尖、脚踝、手臂,甚至她的耳朵。
“为什么?”
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侬软语的上海小妞。
“是吗?”
“你刚才说——”我想起她的关于同居的话题,但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说才好。
“我刚出去了一趟,忘了。”
陈小露把遥控器一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坐到床上。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十诫》是什么?”
“你吃吧,我吃饱了。”
“安定门,离这里很近,要不要去看看。”
“第十集。”我说。
“这不明摆着吗?布拖鞋、咖啡壶、录相带、双人床、大沙发、电视、唱片、厨房——”
陈小露坐下,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拿起,吹着表面的茶水,用嘴唇轻轻沾了一口。
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时常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了一个拳击手的故事,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整部影片干净利落,德尼罗的表演干巴巴的,拳也打得十分了得。
“对你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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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说。
她站起来,我一步步走向她,看着她,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坐到她身边,拉住她的手,然后抱着她,把她的头放到我的胸前。
“这样是什么意思?”
“真够勤快的。”她用手抓抓头,说道。
“那我不看了。”
朦胧中,我听到门响,想必是赵东平走了,一会儿,我咬牙下了床,把通向我房间的两道门全部打开,然后回到床上接着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身边似乎有个东西在蠕动,我努力睁开眼,只见陈小露合衣靠在我的身边,当当两声鞋响后,她的腿也伸到床上。
“没什么,我只是讨厌《蓝色》而已,《十诫》也讨厌。”
我无可奈何地坐起身来,茫然四顾,周围一片寂静,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在地上,在地上划出一条笔直的白线,电脑的风扇声随即钻入耳际,令人烦躁,我下了床,来到洗手间,用漱口杯子打了一杯冷水,一饮而尽,然后用冷水洗了洗脸,把脸上的一层汗渍洗净,最后,我转身走出房间,撞上门,下了楼,来到农学院的一条小道上,我走过小道,向右一拐,出了农学院,往前再走两步,是一个烟摊,我买了一盒三五牌香烟,一个打火机,然后再向前走,一直走入动力学院,没有片刻犹豫就来到公用电话旁,我从服务台换了一把零钱,抓起电话,点上一支烟,塞进零钱,随即拨通号码,于是,电话里传来陈小露的声音:“是你吗?”
“我想看朱丽叶特。比诺什演的《蓝色》。”
“都十集了!可以呀,哥们儿才动了六集——难呐。”
我们走进饭馆,要了简单的两菜一汤,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好,天亮就回去搬东西。”
我点点头,陈小露从我怀里钻出来,懒洋洋地亲了我一下,然后奔向洗手间,听到门咣地一声关上,我向后一仰,倒到床上。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你不看点别的?”我问她。
“我会。”
我告诉她楼号及楼层,陈小露的电话当即挂断了,我靠在公用电话亭的玻璃墙上,浑身僵直,一直到烟头烫到我的手指我才一下子惊醒,于是梦游一样走出电话亭,来到街上,我走回农学院,靠在一棵树上,站了一会儿,坐回地上,我环顾四周,除了树顶的鸟叫声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远处的前面,是一辆式样老旧的自行车,车轮的辐条上锈渍斑斑,车座破烂,再往前,就是我住的楼门,我就坐路边,背后是一片草坪,上午的阳光从背靠的树顶上倾泻而下,丝丝缕缕地落在我的身上。我抬起手腕,看看表,想计算一下时间,但表不知何时被我摘下,我站起身,走入楼洞,上楼,坐回床上,两眼定定地望着窗帘出神。
这一睡,昏昏沉沉,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再次醒来,发现陈小露一只瘦瘦的手臂压在我的身下,我把她的手臂从身下抽出,陈小露醒来,她向下钻了钻,头正好落在我的胸前,我低下头,吻了她的头发,她又往上钻了钻,与我接吻。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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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赵东平的头从电脑显示器后面探出来,看了我一眼:“你没事吧?”
“破电影——同样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
陈小露走进厨房:“你看,东西那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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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赵东平不时从他家里过来看我一眼,因为我们写的是连续剧,有很多东西要前后对上,往往他在后面写一个人物,我在前面就得交待两句,如果我在前面加一个人物,他后面也要给出结局,因此,我们每天都要碰头讨论。
“不,不想。”
“没什么,我忘了。”我慢慢把自己那一杯茶喝净,然后又倒上一杯,一切似乎在突然间不知从何说起。
“我喜欢跟你上床。”陈小露说。
在回农学院的路上,我和陈小露恢复了常态,甚至开起了彼此的玩笑,从安定门出来,一直向北到安贞桥这一路有三个红绿灯,汽车堵成一团儿,陈小露手握方向盘,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不断地起步停车,一边与我开着玩笑,我不时注视她的侧面,由于睡眠充足,她显得非常有精神,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也大于平时。
于是他坐下,看了起来。
“你想跟我同居吗?”
“我想给你打电话,可不知怎么找你,听说你那儿只有公用电话。”
无论我如何抱紧她、贴近她的身体,陈小露总是不满足。
我“嗯”了一声,反手抱住她,我们两个便一同睡去了。
我索性坐起身来,张开眼睛,一旦我把眼睛转向光源,便觉十分疼痛,我坐在那儿,干脆闭上眼睛,一会儿,我觉得身子一歪,身体轻飘飘地倒在床上,突然,我觉得渴极了,如果不起来喝口水嗓子里似乎便要冒出烟来,于是起身喝水,刚一躺下,又想小便,只好跳下床,光着脚来到洗手间,小便完毕,我已烦躁起来,于是穿起衣服,坐到电脑前,打开电脑,只写了三行剧本,便觉天旋地转,无法坐稳,于是扑到床上,片刻便睡着了。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想跟你睡觉。”
《蓝色》是一个名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导演拍的,除了《蓝色》,他还拍过《红色》和《白色》,三个女主角里我喜欢的是演《白色》的朱丽。黛尔比,最讨厌比诺什,连她演过的《新桥恋人》、《布拉格之春》我也讨厌,但愿让基耶斯洛夫斯基操过的是她——知道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很可能一拍即合,都够事儿逼的——还想听吗?”
“不,我不困。”
“哎——”我看着陈小露,见她等我往下说,我便说道:“算了——就这样吧。”
“也许——”她看着我,慢慢地说,“也许,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你要睡会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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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平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写作受阻,就喜欢到我这儿来溜达一圈儿,看看我的进展,我指指空在电脑前的椅子:“你看吧。”
“就是说,跟你混混还行。”
陈小露长叹一声,忽然不再言语。
“在哪儿?”我前言不搭后语地问了一句。
“然后等着,看制片方满不满意。”
“写剧本提纲。”
“不,我可以在家里写。”
“是。”我说。
“我一直住这儿。”我对她说。
“你还生我的气吗?”
“看吧。”
“说什么?”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那一夜,我与大庆坐于路灯之下,各怀种种沮丧烦恼之心事,一支支抽烟,后来我数从左向右的行驶的车辆,大庆数从右向左行驶的车辆——起初我与大庆约定,当两边车辆刚好相等时我们便离去。
“是你吗?”还是陈小露的声音。
“是。”我说。
“你怎么了?”我问她。
“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妈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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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三环,到了蓟门桥右转,上了快速路,四十分钟后,来到农学院,我上楼去把电脑搬下来,陈小露打开后备箱,帮我装好,然后,我们一路开回安定门,在路边的肯德基炸鸡店吃了一顿快餐,我们一人吃了两个鸡翅,两个小圆面包,两盒鸡汁土豆泥,我喝的咖啡,陈小露要的可乐,然后,她把车开到我的楼下,我把电脑从后备箱里搬出来,陈小露把后备箱盖盖上,说:“我就不上去了,下午有课,我回家取书。”
“哎——”我又叫了她一声。
“还行——不错。”陈小露站到房间中央,对着房间环顾一周说。
“你怎么样?”我的声音总算可以正常发出。
我钻进被子,闭上眼睛,耳边是赵东平的手指敲击换行键的单调声音,奇怪的是,这种声音在我听来竟是非常舒服,一会儿,随着敲击声的逐渐减弱,我睡着了。
陈小露有些沮丧地望向我,少顷,把目光转开去。
“你现在想操我吗?”
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但我是非常尊敬积极向上的人,我尊敬他们的忍耐精神和挣扎斗志,我也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向上、永远抗争、挑战命运”之类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人生简直就闪不出火花来。
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现在还记得一些大庆给我看的片名,有法国贝内克斯的《三十七度二》、有昆廷。塔仑蒂诺的《水库狗》、有菲利。浦考夫曼的《亨利和琼》,有吉姆。贾穆什的《地球的夜晚》,中国电影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等等,补充说明一下,时至今日,在我看了上千部各种电影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电影值得一看。
硬石位于亮马河大厦,是个可以在里面吃饭喝酒蹦迪的地方,还有马来乐队伴奏,有歌手唱美国通俗歌曲,那天晚上,我们在里面遇到三个姑娘,其中的一个是朱玲,那时候,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那我走了。”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对它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
朱玲笑了。
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朱玲。”
编剧生涯,一点准谱儿没有,今天还在大鱼大肉,大把花钱,明天就两手空空,四处举债。
“滚蛋。”
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可惜,那是异想天开。
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我是自愿地为北京而写作,我生就如此,活该倒霉,因为除此之外,我简直无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
“没什么。”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你笑什么?”
我喜欢北京,从心底里喜欢,简直可以说是住也住不厌,看也看不完。我很少真正想过要离开北京,离开它,我去哪儿呢?
我得说一下电话在我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没有所谓正式工作,我的生活来源全部仰仗那部放在写字桌前的电话,电话一响,对于我的生活来讲,无非两件事上身——套用经济学术语——生产或消费。所谓生产,便是有工作上门,写剧本或是文章,于是手工作坊顿时开业。所谓消费,便是朋友们耐不住各自的寂寞,蠢蠢欲动,要求聚会,当然,聚会是要花钱的。电话生涯看似过得去,其实很被动,这个结论是我翻看《格调》得来的,起初,我也错认为自己的生活天马行空,很是自由,但《格调》告诉我,像我这种无产文人生活实在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就如同书中最后一章“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一样。
她三十出头,即使在舞池里跳舞也戴着一个小小的墨镜,样子看起来不错。第一次跟她上床距我们点头见面不过两小时,我躺到她床上时却已醉得不醒人事。我喝醉时有个特点,就是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醉得天翻地覆我也能行走如飞,还能认路,正常与人对话,惟一表明我喝醉过的迹象就是我对醉时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概忘得干干净净。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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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爱谁谁。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我的观点: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等等行为应归于个人爱好,甚至隐私,如果有人在做这些工作,最好放在业余时间悄悄进行,如果能做到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以至神不知鬼不觉,那就是最好,最有格调,因为诚实地讲,只有那些东西才配得上那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谢我?”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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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
我要说的是,我所写的故事来源于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
据说大醉的我如此对答:“我才不在乎呢!”
我不会闪出火花,我颤抖,但不闪烁,我犹豫,但不后退,我怀疑一切,我背对生活,我是另一种人,是那种所谓“还未找到信仰的人”,我头重脚轻,缺乏根基,因此,在茫茫人海里,我显得步履蹒跚,左顾右盼,行动迟缓,不着边际。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是坏事。”
“我一会儿去。”
朱玲看着我。
“当然。”
“啊?”
9
3
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
转眼间,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集的电视剧本,由于制片人回本心切,这部戏眨眼间便拍完,接着就进入发行,没过多久,全国的电视台就开始一集集播放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我的大名赫然署于编剧一栏的后面,虽然接踵而至的那一集电视剧叫我汗如雨下,如坐针毡,羞愧不已,但事情就是这样,这部戏一集集播完,顺理成章,我又接到约稿,开始写下一部戏。
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单色书人和地方不感兴趣,卡拉斯听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哥德堡变奏》,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越听越无聊,听着听着,有电话响,大庆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便毅然挂下电话,关掉唱机,拾起外套穿上,顺手把灯关掉,黑暗里,我听他对我说:“发你一姑娘怎么样?”
“你帮我买大麻——”
新生活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记不起。我只记得,不知从哪天起,我换了一批新朋友,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新生活,我指的是,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我是指,碎片。是的,那是碎片,五颜六色,闪闪发光,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却是一些没用的渣滓,我是指我的生活。
北京的街上,永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即使到了夜里十点以后,二环路上的汽车也是首尾相接,真是一个大城市。
这些,都是朱玲在以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告诉我的。当晚,我睡到她身边,帮她摘下耳环,除下墨镜,她提醒我,要戴避孕套,完事以后要洗澡,要仔仔细细的洗,不能马虎。
这是我本着理智与诚实两条原则分析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人有求于社会,文人讲话,希望别人听到并有所反应,自由文人是社会的“业余者”,总以业余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很合乎欧美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似乎很有格调,不幸的是,文人的“业余者”的身份是被迫的。况且,根据“无用即美”这一原理,文人工作一旦有用,美即立刻消失,丑便找上门来,这种所有文人皆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不知是否合用于文人本身?保罗。
“姑娘?”
而且就我所知,从古至今,世上了不起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进来吧。”她说。
“没关系。”
有人告诉我,一个人,一生中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此人,只有这个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才是此人存在的借口,也可以说,此人应以这个工作得到存在这一报酬。
我把它放进兜里。
“为什么?”
我说过,无产文人生涯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这话可能要让某些人看不顺眼,但
“谁知道——一直这样。”
三十一岁是讨厌的年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到了三十一岁,我发现自己走入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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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集中在北京,我生于北京,随父母几次搬家,从宿舍到胡同大杂院,从大杂院到筒子楼,从筒子楼到居民楼,从北城到南城,从城里到郊区,总之,是在北京城里兜圈子,有一天,我算了一下,三十岁之前,我离开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半年。
大城市,一条条宽阔的带有路灯的大街,一个个夜里也能闪亮的巨形广告牌,一幢幢气派的大楼,逛也逛不完的超级市场,红灯、绿灯,还有——人,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人,行人,醉鬼,演员,公司职员,小商贩,吸毒者,罪犯,工人,外地的漂亮娼妓,农民,军人,运动员,甚至还有哲学家。
“啊。”
“你还有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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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
2
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
“那快去医院吧。”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
福塞尔在书中并没有告诉我。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很多俗话对我不适用,比如:我就弄不清“万事开头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难在哪里,我只知万事从零开始,一如我的近况——九九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读一本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所著,名为《格调》的讲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书,忽然电话铃响起。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
北京的很多街道我都走过,我十六岁时走过的西单现在已今非昔比,菜市口大街已经完全推倒重建,更不用说如同戏法一样变幻的王府井大街,也许,北京这十几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北京人热衷于一遍遍地把道路和房屋拆了建、建了拆,以此表明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从父母家书架下面的相册里,我可以看到我五岁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我父亲向我举起的海鸥牌相机所做出的表情,可是,那个人是我吗?
“情绪那么低落。”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九四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一个叫大庆,是个导演,认识我的时候,他正筹拍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系列剧,我随大庆一起在他家中看了几部电影,通过观看,他把一些关于编剧的知识一股脑儿倒给了我,随后我又从他们家抱走了几十期《世界电影》,这是一本上面登有外国电影剧本的月刊,我一本本读下去,居然也就写起了剧本,于是,我辞了手边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为编剧。
不幸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于是,我的存在便失去意义。
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我的小说以此开头,想必令人惊诧不已,但凡事必有开头,以现实开头总比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来得诚实,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读者在往下读我小说时请不要忘记,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何种态度。当然,以此态度作出的小说有无阅读价值也请读者明察。
“怎么了?”朱玲问我。
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描述我的生活,我弄不清楚自己用意何在,我只是盲目地做着我认为可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谢谢你。”
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我们俩迅速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庆对出租司机说:“硬石。”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有。”
“大麻没了。”我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底多久?我弄不清,反正都一样,每一天都是那么无聊,如果要能弄清无聊和无聊之间的差别,我想我就能分清一天和另一天的差别,一年和另一年的差别。
“你干嘛不早说?”
“是,有意思”
当然,这没什么了不起。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顺便介绍一下大庆,此人个子不高,他女朋友吴莉如果穿上高跟鞋,他就得踮起脚尖,两人才能做出相亲相爱的动作,我是指接吻,当然,大庆与吴莉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这种哗众取宠的丑行。大庆上学时的外号叫“钩针儿”,可见他瘦得可以,现在却长得白白胖胖,但两条细腿却依然如故,站在那里活像是两根竹竿上挑着一块猪油,平日里他戴一副眼镜,眼镜不慎摔碎时立刻目露凶光。
她对我说,“你现在是小孩,什么都不在乎,那是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以后什么都知道了,就什么都在乎了。”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11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8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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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
“现在就去!”
朱玲结过婚,老公原来是个走私的,认识我的前一天,他终于一命归西,是因为抽白粉,他给朱玲留下一大笔钱和一身脏病。
我要说的是,我生于北京,喜欢北京,希望北京更好而不是更坏,于是,我写北京,没
“发我十个吧。”
“有。”
我要说的是,我自认为是一名格调真正低下的作家。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滚吧!”
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我靠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曾想使用“怠工、逃跑、毁坏劳动工具”等手段离开我的生活,不幸的是,我即使从马克思的书中也未找到那些奴隶在如此这般之后的最终去向。
我自命不凡,不知高低。相反,却又十分害羞,我的羞耻感来源于对自身无能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看到周围那些比我更蠢的人却不自知,不由得怒火中烧,以至形如斗犬,只要听到他们说话便要出口驳斥而不问就里,而出口说完之际,我又总是感到后悔,总之,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头脑混乱,自相矛盾。
清点行装,发觉贴身物品只有两件——无聊的欢乐和不可告人的痛苦,这足以使我断言,三十一岁讨厌之极。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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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电话,是一个编辑打来,他约我写一本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难得。我连忙答应下来。
“这样不好。”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朱玲。”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刚想起来的。”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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