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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二号的女孩,总和她妈妈一起来,她妈进门时总对她说一句相同的话:“快去上厕所,一开始就来不及了。”
多年以后,我已把那些浪漫故事忘得一干二净,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我靠写剧本挣下一笔又一笔钱,和一个又一个的姑娘上床,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出去参加由固定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圈子的聚会,常常喝酒到天亮。如果见《爱情故事》这样的书会看也不看的径直扔进垃圾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再次见面还是音乐厅门口,她告诉我,上次回家太晚了,她父亲给了她一下,她拍拍自己的肩膀:“现在已经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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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然要过很久,也就是多年以后。
我说:“你等等,我也许有办法。”
她疑惑地点点头:“怎么啦?”
有何困难?困难在于很多姑娘对我不感兴趣。
我点头,她钻进楼洞,随着达达达的脚步声消失在黑暗中。
很快,随着一阵脚步声,她走到三楼,不久,上次她给我指的那扇窗户里的灯亮了起来,窗帘被拉上,传出男人的怒吼声,不用问,是她那个讨厌的爸爸。
后来——所谓我充满通俗浪漫情感的时代便正式告一段落。
与一个人在一起无话可说并不可怕,特别是在两人都不知说些什么的时候。可怕的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本来无话可说却偏要说,这种情况不仅不妙,简直十分讨厌,但其中也有例外,挑一个什么随便讲讲,不嫌烦的话,你就随便听听,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新鲜的。
同样的过程持续了大约有三个星期,每天放学后,我都跑到音乐厅门口孤独地等待着我想象中的老婆,她多次出现在人流中,叫我一次次产生出难以名状的激情和想象。大多数时候,她和一位我认为不适合作我老婆的女孩结伴而来,令人沮丧。
就在老黑如日中天的时候,老黑突然对早已摸熟的路数不耐烦起来,灵机一动,丢下大把可挣的金钱和轻易可到手的小妞儿,漂洋过海,来到澳洲,在那里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老黑的英文水平当时只限于说“是”和“不是”两个单词,但老黑自有办法,也不知那些坐过中国大穴头出租车的乘客还记不记得那些噩梦,我是指,老黑是如何利用不会英文的优势而把他们随便拉到一个地方就结账,而且不找他们零钱的往事。
张蕾死后,我悲伤了好长时间,因为无法忍受失去她的痛苦和孤独,我就又找了一个女孩,天天对她讲我和张蕾之间的那点事,罗罗嗦嗦讲了半年,那个女孩终于失去耐心,离我而去。
我问自己,那是什么?那些都是什么?那些摆在图书馆里、摆在书店里、摆在书架上、摆在中学生枕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那些东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谁会告诉我们真相呢?
两天以后,我见到陈小露,那是在一次狐朋狗友的聚会上,那天晚上大家不停地抽烟喝酒聊天,直到半夜方才散去,当时我只记得她梳着两条像老鼠尾巴那样又细又长的挂在耳边的小辫,她和另一个女孩结伴而来,那个女孩披头散发,在隆冬季节穿一条短裤和一双长筒皮鞋,中间露出一截大腿,活像侠胆母狮。
后来,当然有后来。
“你们丫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陈小露在众人的笑声中面带笑意,与大家逗趣道。
我摊开手:“我也没有。”
而我的十七岁的真相在哪里呢?我从这里,从我三十岁所坐的这张椅子上,从我的电脑边,透过我吐出的香烟烟雾,我拿起十七岁所贩卖的望远镜,举到眼前,一直向十七岁的我望去,我看到我的身影徘徊在音乐厅的大门前,我看到自己读的关于哈佛生和钢琴家的故事,我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幻想,我把那个幻想用望远镜拉近,再拉近,我看到我年轻时的愿望,到现在还不曾消失的愿望,那个愿望与我一起守在电脑边,在漫漫长夜中与我窃窃私语,诉说着关于人世间的无聊、寂寞与无助,时而编织出神话,时而坠入沮丧、冷漠与绝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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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又一次约会,地点是在陶然亭公园,我们还划了船。
老黑挣钱目光独到,精明透顶,一如他花钱,老黑有个几乎可说是特异功能的本领,那就是在一望无际的奔腾不息的茫茫人海中,机灵的老黑总能找到那几个保证能赢走他全部家当的人,并与那几个人、而且是只与那几个人在牌桌上一决胜负。
在赌桌上输掉的钱总要在别的地方挣回来,这就是老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他从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地方挣来所有的钱,目的仅仅是为了在赌桌上把它们花出去。如果说,有一天,世界上没有了赌桌,那么老黑这架高速飞驰的超级赛车会如何表现呢?我告诉你,他会吱地一声熄火,停在路边,从此陷入真正的悲哀和茫然。
大家大笑起来。
后来,后来——后来——没有后来,一个后来也没有,全都是胡说八道!
建成属鼠,长得也像,他媳妇就管他叫“硕鼠”。建成的特点是肚子溜儿圆,若不勃起,建成简直连自己的阴茎也无法看到。肚子大的结果是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比如平时建成的上衣一不经意就从裤腰里滑出,而他的裤子则时常在步行途中悄然褪到脚踝,直至把他绊上一跤方才察觉。
多亏建成的朋友老黑出手相助,不久,建成被捞出炮儿局。
失望而归的结果当然是欲罢不能,不肯死心。十七岁的我认为,文字与现实同属存在,而且一样有效,一样可靠。显然,那个十七岁的我荒谬绝伦,不可理喻,但十七岁是个厉害的年龄,厉害之处在于,敢于想象的同时,也敢于行动。
我喜欢用胡说八道来骗自己,骗自己说,现在的生活是虚幻的,我记忆里有另一种生活,
于是,第三天,我照常出动不误。
在面对现实的态度上,我想,只有对真相永远的追问才是真诚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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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四十元买到两张票贩子卖的票,我们俩一齐进场,坐在第六排靠中间的座位上,开演后我递给她一个二点五倍的望远镜,自己又拿出一个四点五倍的,一同往台上看,她按住我的望远镜,问:“你是干什么的?”
最后我们到北门附近的游乐场,在滑梯边,有几个小痞子把我们围住了,他们管我们要钱。有一个痞子还去拉张蕾的手,她吓坏了,哭了起来,我给了他们一块钱,他们给了我一个嘴巴子,我只好又给了他们一块钱,可他们又给了我一个嘴巴子,我急了,跟他们打了起来,被公园管理处的抓住了,差点叫我们老师来领我们。
真相是,我们不喜欢现实,现实如果被写成文字,装订成册,包上封面,打上标价,将会一钱不值。
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后我就直奔位于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想找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学音乐的女孩当老婆,此种异想天开的举动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不幸之处在于,我果真找到了。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在音乐厅睡去,演奏过程中,我不断换望远镜,我使完一个,她就管我要过去,这样,在中场休息时,我们俩人手里共有四个不同倍数的望远镜,都挂在脖子上,一人挂两个。
很简单,离开她们,去找那些对我感兴趣的。
“前来欣赏钢琴独奏的人中,漂亮的单独前来的女孩竟然一个也没有,无法下手……整个下午连同晚上,我就像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渣滓,在音乐厅门前的停车场上荡来荡去……
为了寻找安身之处,老黑含泪扔掉三弦,投入当时正火爆的走穴大军,不是当演员,而是当穴头。没有钱,借!穴队里没有腕儿,磕!开始的穴走水了,从头再来!
没有人喜欢空白,空白是那种必须被涂抹、被填充、被掩盖的东西。
一切平安无事,生命竟是如此坚强,我是如此健康,就连性病也都与我无缘。
她叫张蕾。
随后的时间,我过得恍恍惚惚,有时故意和别人大声说话,哗众取宠,有时想起自己那一摊子倒霉事,郁郁寡欢,总之时而兴奋时而消沉,中间有一次,建成隔着桌子对陈小露大声说:“陈小露,你现在是傍着款呢还是单身?”
在那个段落里,我看了不少法国浪漫派的作品,夏布多里昂,雨果,缪塞,华兹华斯,拜伦等等,甚至但丁。罗塞蒂也看了。
“我可以想办法弄到票。”我说。
我这么说:“昨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特别逗,你看过吗?其实那本书没必要看,没什么意思,但你要想看我可以借给你,可是我上午已经答应借给李晖了,李晖是我的好朋友,前一阵儿我们俩还不太熟,现在我们上课时经常下围棋,我们老师特事儿逼,他老要我们听讲,我们不听讲他就不自信,就觉得自己在胡说八道,其实他就是胡说八道,也可能不是,我一直听不太懂他讲的代数,讲到正弦时我还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讲了余弦,正切,现在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他是北京市一级教师,我们上课时,老有外校老师来听课,你瞧,这个商店里卖好看的信纸,比荣宝斋的便宜,李晖买过一沓,他用那些纸写情书,写给我们班王芳,可王芳把那些信交给刘老师了,刘老师是我们班教语文的,是我们学校最好看的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我们学校的,她看了情书,找李晖谈话,最后答应不告诉李晖家长,李晖说刘老师说他文笔不错,他说以后我要喜欢哪个女生,他可以替我写情书。但他看的书没我多,他喜欢看打仗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之类的,我不喜欢,我喜欢另一类打仗的小说,我看《二十二条军规》,可惜我没看完,因为那本书后面有十几页没有了,其实看书也没什么劲,要是有谁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认识好多体校的哥们儿,他们特勇,我还认识一个画画的,画的国画特牛逼,他是画老虎的……”
为什么?
我想,张蕾喜欢跟我上床,上大学后尤其如此,她父母离婚时我们上大学才上了两个月,她跟母亲住,地点是音乐学院的筒子楼,但每月三号她要到天坛医院家属楼她父亲那里去要一百块钱,每次她都不让我跟她一起去。
我只喜欢几种特定的姑娘,这些姑娘的一切,在我心中早已想象多次,并已基本固定成形,总之,我与姑娘的关系永远围绕着那些大俗套兜圈子,我看上她,我从人群中挑她出来,与她相识,使她对我感兴趣,然后得到她,然后与她分手,如此而已。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我要做的,不过是一次接一次的重复而已。在这件事中,可笑之处在于,每次重复,我都竭尽全力,并且,乐此不疲。
两人交情甚密时我还不认识他们,他们的友谊大约可追溯到十几年前,就我所知的老黑现已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制片人,我的剧本很多为他而写。老黑的特点当然名如其人,不仅长得黑,压起价来更是心黑手辣,绝无半点疲软之处。
我有一次恋爱发生在十七岁暑假的最后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读了一本美国畅销书,作者名为西格尔,书名叫做《爱情故事》,那是一本中英对照读物,谁知竟让我走火入魔,英文那一半我几乎没看,一气读到夜里三点钟,合上书后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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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了一个万宝路烟盒,撕开盒盖,把里面的烟统统扔到桌上,然后把烟盒铺平对折,一撕两半,把我的电话写在上面,又在旁边写上了我的名字,然后接过了她写着呼机和电话的另一半烟盒,放进钱包,在此过程中,建成往我们身上扔了两个纸团儿,大声说:“看这一对狗男女干什么哪!”
张蕾的母亲不怎么管她,不久,她母亲又结婚了,跟一个什么拉小提琴的住到了北太平庄,音乐学院的房子就空下来,我就搬了进去,我上大学虽说是住校,但我很少去,到三年级以后我一个星期最多去两次,我不爱上学,宁可在音乐学院的宿舍里睡大觉。
关于张蕾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上床。
她抬起头对我一笑说:“没有。”
我感到无聊……我很紧张……花了一块钱买了香烟和汽水。……第一句话该怎么说一直没想好……门卫可能已经注意我了……“
那天晚上,陈小露背一个闪闪发亮的摇滚青年喜欢背的黑色漆皮包,我和她凑巧坐在一起,当时是在蒋宅口附近的一家叫品味庄的川菜馆,老放那天表现不佳,喝得半醉不醉,在座的有认识不认识的十几个人,按照惯例,老放过生日,所有人等均须清醒而来,大醉而归,对于这一点,我早有准备,我的问题只是到那里就连干数杯、顷刻醉倒还是慢慢被人连推带劝地醉倒。不幸的是,在我没拿准如何醉倒前,我便见到陈小露,我当时很清醒,与她点过头,坐在她旁边,她向我介绍自己:“我姓陈,叫陈小露。玉体横陈的陈,小巧玲珑的小,露水夫妻的露。”
谈到老黑,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老黑的悲剧人格——老黑出身相声世家,却不会说出半段相声,年轻当兵,后来苦练一种叫三弦的奇怪乐器,进入某文工团,老黑艺术细胞极多,天性敏感,不久便把个三弦弹得出神入化,成为团里的骨干,但三弦艺术家老黑才不满足于此,他曾在深夜望着北京的高楼大厦以及无数灯火,放出悲叹: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幸福的家,这么多灯火中哪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处呢?
这么干有何乐趣?没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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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孩走掉之后,大家谈起陈小露,大庆问建成:“操过吗?”建成那时已喝得半醉,他摇摇头:“没有,”然后又点点头,“操过。”大家哄堂大笑。
当晚的最低票价是五元,是个外国交响乐团的演出。
后来——大学四年间,我和张蕾过着夫妻一样的同居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四年,因为快乐,所以回想起来几乎没什么印象,只隐隐有个快乐的感觉,张蕾拉她的琴,我看我的小说,我们一同去买菜,一同做饭,一同看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同听那台板儿砖似的小录音机,一同听一些唱片,我们养过一只猫,后来丢了,还养过几条热带鱼,后来也不了了之,我们几乎每天都做爱。
在医院,我终于拿到检查结果,一切平安无事。
长话短说,老黑这个挣钱机器开动起来当真委实了得,很多人都弄不清老黑是如何花掉他的钱的,正如世上并无十全十美的人这句老话,老黑挣的钱也不服从物质不灭这一荒谬的定律,老黑挣钱如流水,但却时常四处举债,问题何在?问题出在一件常人想不到的小事情上,那是老黑酷爱一种与他智力完全不符的游戏:赌博。
寒假期间,音乐厅进入淡季,一星期只有两场演出,但姑娘中来了不少新面孔,一个下雪天,我通过望远镜,在夜色里看到我老婆出现了,她东张西望地往前走,长得叫我为之怦然心动,明显的表现是,我在迎上前时摔了一跤,刚巧摔到她脚下,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我爬起来,紧跟过去,她直奔售票处,在那里询问了半天,脑袋差点扎进那个售票的小窟窿,最后失望地转回身来,正和我撞个满怀,我抓紧时间,几近疯狂地问道:“要票吗?”
终于,大家起身离去,一部分人先回家了,剩下一部分人跑到凯宾斯基对面的喜乐酒吧喝酒,到了那里老放的酒劲还没过去,因为抢占一个座位闹了起来,大家只好把他塞进出租车,一起到东直门的一家涮肉馆吃涮羊肉,建成在他老婆上厕所的功夫对陈小露大献殷勤,隔着我对陈小露说了一些颠三倒四的话,建成本人的天性对任何年轻姑娘都有不熄的热情,所以也没人感到奇怪。
我一指:“她这样的,在我国自由市场就能搞到。”
“我钱不够。”
我父亲抬起头来,用怀疑的目光望向我,我连忙补充:“可能是书涨价了。”
“你有多少?”
名单中有一个女孩,排在第四号,眉心有颗美人痣,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因为她每隔几次都要到我这里来买一个望远镜,也不知她要那么多同样的望远镜有什么用,总之,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总和一个穿军装的家伙结伴而来,那个家伙身高体壮,但声音温和,每次付钱时都是真心而愉快的。
热闹场面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建成喝多了,大庆也喝多了,老黑也喝多了,老放也喝多了,把自己的生日蛋糕切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而我却清醒的很,虽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却怎么也喝不醉。
她说:“你也给我留一个。”
她连“神经病”都没说就从我身边走开了,把我身上背的书包撞得响了起来,当时里面足有十五个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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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是我的朋友,多年前是个骗子,现已金盆洗手,洗手的原因是有一天,正当他走出一个四星饭店,一辆警车奔袭而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副锃亮的手铐“当”地一声把他双手铐在一起,接着他便像一只绑好的香肠一样被丢进警车,车门“咣”地关上,“卡嚓”落锁,警笛拉响,警车一溜烟驶向炮儿局,满载而归,建成当时觉得自己似乎听到司机在前面哼起一首欢快的进行曲:“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风展红旗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满天飞。”
“是。”她干脆地答道,“我拉低音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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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说当时他的心一沉到底,脑子里嗡的一声,惊吓之余,万念俱灰。
另一种我想要的生活,我浪漫时就想要浪漫的生活,我浪荡时也会有浪荡的生活,我想怎样便能怎样。我读了一段文字,就会想象,在想象中把那段文字变成另一个关于我的现实,我的故事,我通过想象来写下一段段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件,我写的绘声绘色,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像《爱情故事》,就像琼瑶小说,就像《茶花女》,就像《蝴蝶梦》,就像一切酸不可言、引人入胜而又催人泪下的谎言一样,就像我的工作一样,就像我写的剧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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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露没有回答,有人笑了几声,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她低下头,一语不发,我问她:“怎么不高兴?”
张蕾死后,我搬回家,守在自己那个被色情遗忘的角落里,半年中没跟一个姑娘上过床。那些CD由于带着太多的性交记忆,被我扔到阳台上的一个大皮箱里。
来音乐厅听音乐的漂亮女孩并不是很多,其中一些是固定的,我给她们分别编了号,起了名字,可惜的是,我老婆并不在名单之列。
从中午开始,我站在音乐厅门口,把那个月要演出的场次和剧目记得倒背如流,连我从没听说过的指挥之类都没放过,六点半左右,人开始来了,我坐在靠边的台阶上,等着我心爱的老婆到来,事情的结果出现在我当晚写的日记中。
后来——毕业前一个月,我和张蕾到一个朋友家去玩,回来的路上,我们坐的出租车和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当时的情况我记不得了,总之,当我意识恢复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浑身上下打着绷带,三个月后,我出了院,张蕾却死了,她的头在撞车时被挤碎了,这是医院的人告诉我的。
我和张蕾被先放出来的原因是我们的作业本上五分多,那些人的书包里根本就没有作业本,有一个家伙的书包里放着整整一块板儿砖,他背着那个书包转来转去的也不嫌沉。
没有后来,所有的后来全是胡说八道!
照例,我们一起听了一场音乐会,中间我没睡着的原因是一直在琢磨找个合适的时机好抓住她的手,但直到音乐会结束也没找到。然后是聊天,然后是走,这一次的路线有了改变,我们从和平门一直走到前门,又从前门走到到天桥,从天桥走到天坛,从天坛走到永定门桥,又从永定门桥前面不远沿着河坡走下到水边,深一脚浅一脚地一直走到右安门桥,又从右安门桥折回,再次走到永定门,最后走回先农坛,回到天坛医院家属楼下,她再次钻进门洞,再次对我说:“我爸没准儿又要打我。”
后来——大概因为那次我表现得还可以,过了几天,她先是写信告诉我再也不跟我来往了,又过了几天,她约去她们家看她拉琴,起初几下还可以,听了一会儿圣。桑的《天鹅》之后,我就把她这块天鹅肉弄到手了,我是这么干的,先是让她教我,她叫我摆了半天姿势,当然,我是受不了她捅捅我这儿、弄弄我那儿的,而且怀抱那么一个又大又空的木头盒子比怀抱一个姑娘的感觉要差得多,我是指,我推开低音提琴,把她抱进怀里。就这个动作,让她哭了好半天,而我耳边却响起了圣。桑的《天鹅》。
在那个门口呆久了,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和人说话的机会,那就是卖望远镜。我在西单花了六元钱买了四个望远镜,当天晚上就卖光了,赚了四元钱,再往下一天,我卖掉了十二个,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除去花销,我竟然净赚了三百二十四元钱,在当时,这可是个大数目。
那天中午我在街上的一个小饭铺买了三两饺子,吃罢直奔音乐厅,我兜里倒是有点钱,那点钱的来历是这样的,在我父亲交给我学费的一瞬间,我忽然一拍脑袋,对他说:“爸,我忘了,书费不是十五块,是二十五。”
不久灯灭了,一切归于沉寂,我返身回家,我要说的是,那两天晚上,我也挨了我爸一顿臭骂,因为回家太晚了。
提到建成,就不得不提老黑,可以说,建成和老黑简直无法分开。
抬头看去,她们家漆黑一团。
没办法,我说过,老黑具有真正的悲剧人格。
直到两三个保卫把建成拖出舞池,建成那泡尿还未结束,一路跟着他流出很远。此事被东方一号传为佳话,多亏建成,我们以后再也没敢去拜访那个迪厅。
老黑为人率直,干净,利落,办事从不拖泥带水,就连坑你的时候也是放在明处,绝不躲躲闪闪,而建成刚好相反,他会在谈笑风生间完成一切,叫你一边开怀大笑,一边手拉水箱绳把自己冲入马桶。老黑谈事儿的原则是:成就成,不成拉倒。直来直去,风格硬朗。但同时弱点也暴露无疑,那就是干巴巴的,令对手倍感乏味,没有意思。而建成虽然湿忽忽的,但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虽然笑料百出,妙语连珠,令对方身心舒畅,但却经常自己也乐在其中,忘乎所以,丢掉正题,以至横生枝节。因此,两人的联手在很长时间内便成为必不可少。
因为除此以外,我简直无事可做。
有趣的是,双方却彼此不买账,于是,两人间的恩怨事非追溯起来完全是一部怪异的历史,有一次,两人为某事不合,说起到底谁欠谁的多,终于翻出旧账,在长达两小时之久的时间内,两人轮番回忆,并且把相互间的欠账一一摆出,令在座者无不瞠目结舌。
一切平安无事,真没劲。
现在建成虽然两袖清风,结账局促,但身上的着装却一点也不含糊,那是以前置的,冷不丁一套西装经常是价值上万块,叫人觉得雄风犹在,委实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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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到音乐厅门前等我老婆这件事终于成了我的执拗行为,如果我不能从人丛中把她弄到手,那么我会一辈子站在音乐厅门口,我想在当时、在这件事上我是下了决心的。
半年时间说话就过去了,那是在八五年,北京音乐厅刚刚建成,听古典音乐在当时颇为时髦,误打误撞,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古典音乐这回事,当然,我时常能够从票贩子手里获得他们砸在手里的门票,进入音乐厅。我在里面听到不少音乐,还知道了一些现在人所共知的臭了街的名字,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等,加之那个时候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因此,这些名字在我眼里便有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我知道莫扎特在大瓢底时写出的音乐竟然与他有点钱时没什么区别,贝多芬一生不曾操过一个小妞,巴赫的平均律中的和声和对位要用到数学,甚至还知道,从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音乐竟然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总之,那一时期,我对书本知识十分好奇,书中提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照单全收,并且时常为之啧啧称奇。
现实一钱不值,现实无可救药,现实是无话可说却又非说不可,现实是贝克特,是荒谬,是笑料,是省略号,是空白。
后来——我不在音乐厅门口卖望远镜了,有时我跟张蕾一起去听音乐会,我总是拉着她的手入睡,中间休息时,她把我叫醒,等音乐再次响起时,我又安然入睡,在音乐中入睡确实是件美事,有一次我在音乐厅中居然做了一个美梦,我梦见我骑着一只山羊飞到天上,山羊是张蕾她们家墙上画的那只,张蕾的父亲是天坛医院的大夫,业余画些油画,她母亲是音乐学院的教师,她们家住一套二居室,里面尽是些家具,没被家具挡住的地方挂着张蕾的父亲画的油画,另外,她们家里有个钢琴,据说她母亲会弹,我从未见过她父母,我只在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去她们家。
老黑此举多有失算,他捞建成是想两人东山再起,另立山头,再起风云,不料建成却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再不行骗。
回去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从六部口走到西便门,又从西便门经菜市口走到虎坊路,再从虎坊路走到天坛公园西门,最后,我们在天坛医院家属楼前停住,她指了指三楼的一扇窗户,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家。”
顺着她的目光,我发现她正注视着我打开的包里的一堆望远镜,我刷地拉上拉链,把包往脚下一放:“你别管了。”
然后,我听她和别人说话,然后,我看她一口口吃菜,然后,我看她与大家干杯喝酒,然后,我看她掏出烟盒,抽出香烟,用一支细细的打火机点燃,然后,我看她站起,走到别人那里,与别人说话,然后,我看她回来,对我点头,然后,我听到背后有人叫她,当她扭过头去,我看到了她脑后仍旧梳了两条细细的黑色的短辫子,突然间,我竟为此怦然心动。
这样,我得到了在当时的学生来说相当多的一笔钱。
老黑也是我的朋友,这是我要补充的一点。
建成爱喝酒,喝晕之后的即兴表演时常令人瞠目,比如有一次在东方一号迪厅,建成那时早得喝得一塌糊涂,他看着领舞台上领舞小姐翻飞的大腿,意乱情迷之际听到一首被改编成舞曲的熟悉的老歌,是“宠物店男孩”唱的“GOWEST”,建成听到几句之后便面带微笑,突然站起,拨开人群,蹦进舞池,随着节奏上下起伏,少顷,位于建成前面的一个小妞忽觉腰中一热,回头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来建成高兴之余,于人丛中从容解开皮带,拉下拉链,掏出老二,把刚才喝的七八杯扎啤一股脑儿尽数尿出。
旁边一个女孩听了笑出声来,我未来的老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向下一幅画走去,没走几步就笑了起来,这一笑,越发不可收拾,直至笑弯了腰,我走到她旁边,也弯下腰,问她:“你没事吧?”
半年之后,在另一个朋友老放过生日时又见到陈小露,那是九五年十月中旬,朱玲踏上飞往美国班机的一个月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得知我的小说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出版,加之独自在家,委实难捱,听到聚会消息便身不由己,迅速出门,往往在凌晨时分疲惫万分地归家,有时天已大亮,在出租车窗内还能看到上班的人流。
后来——应该是关于张蕾的记忆。
我看见她一晃三摇地穿过人群,向音乐厅的小门走去,急忙追上去,在她前面挡住去路,挡的非常不是地方,正是门口,进来的人把我撞得站立不稳。
“你是学音乐的吗?”我再次问她。
“四块一。”
她点点头。
试问有什么能拦得住这样的人?十年前的老黑虽然皮肤不白,但若把他投入非洲人丛,还是能轻易被挑出来,而且老黑一脸严肃,用现在的话讲叫“酷得很”,他把自己上紧发条,奋不顾身,直奔钱眼儿而去,一路摸爬滚打,终于成为北京有名的大穴头,当时的明星大腕无不以能走老黑的穴为荣,至于那些希望借走穴改善生活的小腕儿,则连老黑的影儿都见不着。
我们走的时候也聊天,说话的人主要是我,张蕾在我旁边走,我就不停地说话,我不知道她听没听,反正我说我的就是了。我说话的内容是海阔天空,但也是胡说八道一气,有时我看见她在悄悄笑,就知道她在听,更多的时候,她走她的,似乎跟我是素不相识的路人,我于是更加卖力地说下去,每当那个时候,我一般都很紧张,结果说出的话也是语无伦次,一般说上十几分钟之后,她会露齿一笑,这样我便放松下来,接着说。
如何克服?
过了一会儿,我对陈小露说:“给我留个电话行吗?”
我们一起走到画廊,一幅幅看那里挂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的是贝多芬的一个情人叫爱丽丝的,背景一片模糊,爱丽丝体态肥胖,穿着一件好像豆包布的灯笼袖上衣,一手托腮,眼睛看着远方,脸上是健康的腓红色,下面一行小字:“贝多芬曾为她创作《月光》。”
真相是,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都不着边际,全都与现实背道而驰。
我们常常边听音乐边做爱,张蕾对做爱的要求完全遵循音乐的要求,如果是流行歌,那么一混就完,如果是爵士,就得飘忽不定,如果是古典音乐,那可就复杂了——交响乐要气势如虹,小提琴就必须婉转缠绵,钢琴要诗情画意,四重奏得表现出四个男人的形象,每当她从一长溜儿的CD中随便抽出一盘,我的心便“噔”地提到嗓子眼儿,像小品之类的东西对付起来没问题,但交响乐确实叫我捏一把汗,不提模拟一个乐队一百多人轮番跟她做爱的难度,单是那一小时左右的演奏时间也叫我无法应付——所以,一天她兴冲冲告诉我把一套瓦格纳的四部舞台节目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买来,并如数家珍般解释给我听,那是一套迪卡公司出的十六张套装唱片,索尔蒂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头两张是两小时的“莱茵的黄金”,我虽面如死灰,但还勉强支撑,但听她说到“飞行女武神”并把四张唱片往我面前一丢时,我不仅倍感力不从心,而且立刻魂飞魄散,瓦格纳的内力强劲,尽人皆知,你就是同时播出一百张重金属唱片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作品中所弥漫的思想实在是单凭性交无从接近的,于是我白眼一翻,差点用瓦格纳似的唱段喊出——今天晚上乐队休息,停止演出!
但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拦住十七岁的我,十七岁的我,朝气蓬勃,头脑会因一段被称之为感人的文字而发热,心也会为某种被称之为浪漫的情感所激动。所以,第二天放学后,我又去了,结果再次失望而归。
到了青年期,陈小露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她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对她不感兴趣,那就是同性别的人,另一半人对她感兴趣的也不多,而且往往是那些她不喜欢的人。
故事才讲到这里,陈小露对我说,等一等,我上趟洗手间。我挂下电话,继续写作,五分钟后,陈小露再次打来电话,说她浑身舒畅,但困劲儿上来了,想睡了,可是,在临睡前,还想再听我讲个故事,我问她讲什么,她说讲个以前遇到的事儿,我说我没到过什么有劲的事儿,她说随便讲讲,越无聊越好,她现在打开免提,关上灯,闭上眼睛,这样,我的无聊故事就可让她安然入睡,通过电话,我听到她的声音有些异样,我知道她独自睡的屋子很大,又空,就问她,是不是我讲的故事让她有点害怕,她说,她一点也不怕,只是觉得好奇,但我要是能讲点别的就更好,于是我点上一支烟,喝了口水,继续为她讲。
对于这点,我分析不出什么来。
一般来讲,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我只是会觉得这个人在折腾我而已,当然,我这也只是乱猜一气。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在讲——我与生我养我的这个世界的关系。
先讲找工作。
我相信,我做了多少并不重要,我做了什么才是重要的,但是,我无法确知我在做着什么,我远未清醒,糊里糊涂,我与现实关系暧昧,我除了会说出“这是红色,我要性交,我已成功”这类含混不清意义不明的废话之外,我再也做不出什么,如此而已。
生活一潭死水,我在上面漂浮下沉,动作剧烈时竟能激起一朵浪花,浪花在阳光下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但我不会把浪花与死水混为一谈,我看到浪花升起与沉落,为着它的偶然拍案叫绝,但也仅此而已,我意识到,浪花与我的关系源于死水与我的关系,它们是一路货,我不应为浪花而迷惑,我应记起,我是漂浮在死水之上的,我的欢喜必以今后我的难过作为代价,我所泛起的希望也必以我的失望为代价,我并不在乎付出代价,但我在乎在这之间我经历过什么,我在乎我的希望与失望这件事本身的实质,一句话,我在乎真相,这也正是我沉浸于小说写作时所做的工作,然而,当我睁大眼睛,真相却在事件发生与结束之间一闪而过,让我无法看清。
让我们回到前面话题。
于是,我不无根据地认为,人类为其理想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与陈小露相差无几。
听到这里,陈小露哎唷一声,我问她怎么,她说,你接着讲,她还想知道莫泊桑一些事情,于是我接着讲——
这个理想的难度之大,可与任何人类的目标相提并论,它的实现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但陈小露并不知道自己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更不知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对于陈小露来讲,她的理想对她具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至于她认为她简直可以为她的理想而放弃一切,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悖论,实际情况是,如果她的理想实现,她将得到一切而根本谈不到放弃。
讲色情话和恐怖故事当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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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露有个口头禅,叫做哎哟,她无论干点什么都伴随着哎哟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哎哟一声,坐下去之后又哎哟一声,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穿上哎哟一声,脱下来放回去又哎哟一声。就连做爱时的叫唤也是哎哟哎哟的。但做爱的哎哟与其它哎哟有个区别,那就是做爱时哎哟后面有喘气声,而做别的动作时没有。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是,有一点这个世界永远而且绝不向你透露,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对你那么做。
陈小露认识我时,青年期快要结束,迎接她的将是中年期,我可以轻易推断,叫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中年女人似乎十分艰难。
我再问,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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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露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然后毕业工作,这中间,她不断学习、丰富、发展自己的迷人技能,但同时,她也发现,如果说使自己漂亮很有难度的话,那么使自己迷人则是难上加难。
“我走出厨房,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忽然,我想到还有一个洗手间,于是推门进去,我找了一圈儿,仍然一无所得,我决定到一个同学家借个手电来找,我站在厅里,刚要走,忽然,闻到一股烟味,不是烧纸的那种烟味,而是香烟的味儿,我从小对烟味十分敏感,父亲抽的烟我只一闻就能报出牌子,但这次的烟味却是我从来没有闻过的,难道,这里有人在抽烟吗?
有了这一步,她便着手下一步工作,她要弄到钱,因为,漂亮与钱似乎是一回事,这不仅是陈小露的个人观点,也是很多姑娘的观点,在谈到某人漂亮时,很多姑娘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使人漂亮的东西——衣服,首饰,化妆品等等。陈小露为了得到钱,她先是去工作,工作可以得到报酬这一事实让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这一步骤,但接下来的事却叫她有点难过,一般工作可以得到的报酬太少,让她距离漂亮十分遥远,如果她再增加一些学识,她会明白,有酬工作本身就是漂亮的对立面,因为有酬工作与诸如辛苦、不自由、有用等等东西的联系似乎比与漂亮的联系更多。
这就是我与陈小露分手后常问自己的问题,想这个问题让我很烦,这个世界如何看待我我不知道,但我对这个世界却是有着不少看法,这些看法虽然多变,也许其中掺杂不少成见,但随着我的年龄长大,一些基本的结论却是慢慢地越来越清晰了。
陈小露总说她最讨厌老外,原因当然五花八门,一次,我们约好了要去看电影,但事到临头她说不去了,说她有个女朋友约她去一个外国人家打麻将,她那帮老外不会玩,她可以去赢点钱,于是,我们的电影没有看成。
由于这句话被我活学活用,在工作中作用明显,因此,作为用途之一,我建议把它们写进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学大纲,以便后来有志编剧事业的人去继承发扬,并与那些诸如“绝不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等等编剧守则一样受到尊重与推崇。
第一次在陈小露的床上乱搞,流氓大胆的陈小露索性高潮叠起,而爱不释手的我则以意乱情迷与之相配,完事以后,她对我说,以前跟别人做爱时下面不湿,她的台湾老公性欲强烈,经常得用贝贝油之类润滑剂才行,又说和我做爱不知为什么下面总是湿的,此等动人的话出口,我当然表现出一副爱听的样子,爱听的结果,是我抱紧她睡了一夜,醒来以后她对我说,她从来没跟别人一起抱着睡过。但是,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她老公为她租的小屋里,只有一床被子,也就是说,她不可能单独睡觉。
事情说到这里,往下就不必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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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迷人呢?陈小露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她发现,她可以迷倒那些只为漂亮而来的人,但这些人只是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那么,如何对付剩下那一部分人呢?惟一的出路只能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的意思是,别人喜欢的东西都得存在于她陈小露身上,到了这时,陈小露才发现情况不妙,而且相当严重,因为别人喜欢的东西中,有些实在让她力所不能及,比如说吧,较高的社会地位、财产,还有那些千奇百怪的才能,比如管理啦、幽默啦、舞蹈啦、文化啦,说也说不完,这下可要了她的命了!因为这些东西除了依靠天生,还要后天不断努力方可得到,陈小露自己虽能读会写,床上功夫也会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她终于发现,迷人是很难的。
到了这时,漂亮问题看起来似乎已经解决,但是,陈小露发现,更复杂的情况出现了,与台湾人生活虽能住进饭店,虽能每天在游泳池与饭桌前走来走去,但问题也在这时出现了,陈小露的理想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她,但目前情况却只有台湾人一个喜欢她,别的人即使喜欢她,她也不能怎么样,因为台湾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应该只属于他一个人。
关于陈小露,我想我该讲的都讲了,连点点滴滴也未放过,德宝饭店分手以后,我们仍然有彼此的消息,并且还见过不止一面,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她那里,她正一个人喝酒,我坐在她对面,本想与她聊天,但却无话可说,我抽烟,她喝酒,偶尔对视,一会儿,她走过来,坐在我腿上,然后抱住我,抱得很紧,我的脸隔着她的衣服,贴在她的两只乳房之上,使我几乎难以呼吸,我们就保持那个姿势,呆了很久,然后我离去。这个场面我不爱提及的原因是,它很像我看过的某些电影场面,我不喜欢电影中的类似场面,说句实话,那次拥抱十分空洞,我不知我们的拥抱代表什么。
办法二:使自己迷人。
我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她希望我重视她说话的缘故。
老莫还写过一个故事,说他得知自己是鬼之后,对世界有了新认识,这一认识不要紧,他发现身边的朋友当中也有些是鬼,比如有个评论家,夜里经常拜访他,老莫觉得此人有些问题,因为每当他这位仁兄进入他的书房,补充一句,老莫的书房很宽大,里面有不少藏书,也有写字台水杯之类,不同的是,他书房里还有不少现下被称为毒品的东西,那些东西被装在各种玻璃瓶里,以便他随时配制,或自己或与道友随时飞上一会儿。此外,那么大的房间,夜里当然要点很多蜡烛,莫泊桑视力不佳,因此点的蜡烛更是多于常人,简直是数不胜数,那些有小臂粗细、半米来高的蜡烛排成一溜,绕房一周,十分气派,老莫如何觉得那个评论家有问题呢,是因为他发现,每当那人进入他的房内,靠门数的第二支蜡烛总是应声而灭——
为了使陈小露摆脱台湾人,当然,我这么说也是出于她当时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事后左思右想,发觉并不确切,在这上面犯了太主观的错误,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我回想到她表达愿望时是说她不爱台湾人,但她没说她爱不爱台湾人给她提供的东西,从她的行为上看,她是爱的。而她说过爱我,但她没说过爱我的一贫如洗,从她的行为看,她是不爱的。于是,我与台湾人在陈小露那里被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她当时的愿望其实是这样的,她爱的是我的一部分与台湾人的另一部分,可以模糊地说,她的爱不太完整,但我却需要一个完整的爱,于是,我主观地认为,她应当摆脱台湾人,悲剧就发生在这里。
如果有一个人,成天拉着你四处乱转,今天让你饿得半死,明天让你尝遍山珍海味,后天发你一个美女,接下来一年只让你手淫而不让接触任何女色,一会儿让你向东,一会儿又让你向西,忽而让你失业,忽而又让你失恋,再呆一会儿又让你管理别人,没过多久却又把你卖为奴隶,突然间,让你有了朋友,接下来又给你财富,但很快再把你变成一个穷光蛋,让你众叛亲离,孑然一身,然后他找个机会把你推下万丈深渊,当你快到底儿时,他又把你从半空捞起,用力丢进大海,在你被苦涩海水灌得五迷三道之际,让你浮出海面,并教你游泳,然后指给你看不远处的一块陆地,按理讲,他对你不错吧,给你提供了那么丰富的内容,试问,你会觉得他怎么样?
第三、这个世界向我提供了好奇心,这使得我无法立刻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我无法知道我的好奇心何时会消失。但这一点却无法证明什么。
至少,从我与陈小露这件事中,我是一头雾水,无论我把它分成床上床下,还是分成认识前认识后,还是分成在我们家内与在我们家外,还是分成别的什么,我得出的结论似乎与我想知道的“陈小露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并无关系。
这时,由于命运的安排,出现了更好的情况,陈小露第一个男友对她厌倦,离她而去,这使得她在悲伤之余,又得到了新的机会,也就是说,台湾商人出现了,台湾商人四十多岁,不仅喜欢陈小露,而且有钱,也就是说,如果陈小露愿意辞掉工作、与台湾人生活的话,便能得到漂亮,于是她就那么做了。
我呢,我会讲恐怖故事给她听,因为陈小露最怕听恐怖故事,但又对恐怖故事最好奇,发现这一点很偶然,一天夜里,我正在写东西,陈小露打来电话,与我聊起了文学,聊着聊着便聊到莫泊桑,于是我讲道:
但是,如果我不去假模假式地分析思考,那么,陈小露与我的一切就会彻底消失,坠入万劫不复的遗忘与虚无——我不想此事就此过去,而是想通过此事知道点什么,比如“我是什么,陈小露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当然,除了争吵,我们也有一些有趣的时光。
第二天,陈小露对我说,她吓坏了,根本无法入睡,爬起来点亮屋内所有灯,又吃了一片安眠药,但整整一夜也没有睡着,她甚至不敢去自己家里的洗手间。
当然,作为我受陈小露启发所独创的工作方法,它的实际应用前景当然潜力无穷,应积极推广至人际关系领域,我敢夸口说,无论在何种种族、制度下,它均能发挥出极大的威力,尤其适用于下级对上级,以此获得成功的人不要忘记,应把功劳记于它的发明者陈小露身上。
我走来走去,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想看到那个烟头的亮光,但是什么也没有,烟味越来越浓,一片静寂中,我不知自己是否听错了,但确实有一种弹烟灰的轻微的声音传来,声音来的方向也能判定,就在我的正前方,我一直走去,知道那里是洗手间,我刚刚从那里出来,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但我不放心,于是再次推开洗手间的门,忽然,我被眼前看到的情况惊呆了,我看到,在正对洗手间门的马桶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烫着发,长得很白,涂着浓重的口红,两条胳膊露在旗袍外面,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烟在抽,烟头一明一灭,而烟灰被她弹落在她身边的浴缸里。我愣了一会儿,我发现,女人所在的洗手间内有一种淡青色的光从顶棚照下,女人也没有注意我,她只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抽烟,我不认识她,从来没有见过,当然,更不知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于是我决定离去,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退出洗手间,转身要走,突然,背后传来一个非常细的声音,声音混在一股浓浓的烟味里向我飘来,像是一种叹气的声音,我停住脚,迟疑了一下,慢慢回过身,我看到,她的香烟已经掉在脚下,没有熄灭,还亮着火光,我看到她的脚,她的脚上穿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鞋跟又细又长,她仍坐着,没有发现我,我看到她好像苦恼似的,把脚在地上划来划去,我听到,随着她的脚的每一次划动,都有一种我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听出来了,那是我的一串钥匙。我站在她对面,犹豫着,不知该不该问她要,这时,她再次拿出一支烟,嚓地一声用火柴点燃,在火光里,我看到她的眼睛,这时,她看见了我,我吓坏了,一动不动,嘴里也说不出声,因为她的目光非常奇怪,她好像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我背后的什么东西,我回头看了一眼,我背后什么也没有,我再次转回头来,只见她弯下腰,从地上捡起我的一串钥匙,在眼前轻轻晃一晃,声音竟很好听,我看到她抬起头来,望向我,然后对我讲话,我想听清她在讲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听不清,她声音极细极弱,但又很淡,每说一句,便有一股烟味迎面而来,她用长长的烟指指钥匙,又指指我,像是问我这钥匙是不是我的,我点点头,她冲我做了一个“过来”的手势,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动,于是,她把钥匙轻轻扔进身边的浴缸里,然后低下头,像是努力回忆什么似的,我等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她再次抬起头,对我说话,说一句,停一下,看看我的反应,然后再说,可是我一句都没有听见,为了听清,我向她挪了一小步,没想到,正是这一步,却让声音比以前大多了,于是,我一小步一小步走近她,随着我的走近,她的头也慢慢抬起来,眼睛望向我,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终于,我发现自己终于地听清了她对我说的话,她对我说……“
第一、我认为,这个世界对我缺乏善意,由此,我虽然无法断定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恶的,但我也绝对无法同意这个世界具有善的本质。
很显然,陈小露对我的悲剧了解得十分清楚,但她不想与我争论,于是,便采用拖延战术,每每我催她立刻动手,她必说要等一等,等她上学,等她学到足够有用的知识,再去找一个高起点的工作,至于这个起点要高到什么程度,陈小露只字未提。于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不着边际的前途时,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
“我来到地下室,在大厅里找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有,来到一间起居室,仍然没有,一共三间起居室,我都一一搜过,还是一无所获,于是我来到厨房,也没有,连水池里我也找了,地下室内漆黑一片,在里面呆久了,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但那时我是一个胆大得出奇的小孩,什么也不在乎,眼睛慢慢地竟完全地适应了黑暗,我知道,如果我父母下班回家,发现我把钥匙丢了,会说我两句,要是他们知道丢在地下室,就更会说我,因为,自从灯泡消失以后,父母便不再让我去地下室玩了。
如果说,怀孕破坏感情的话,那么我要说,避孕也能做到,避孕套问题看来不很重要,其实不然,如果你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力撑开它,特别是用力撑开一个彩色的,并把它置于头顶,你会发现,它足可以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
于是我身处无奈境地,如果我承认自己无法察觉真相,那么真相便无意义,如果我因为自己无法察觉真相进而否认真相,那么只会剩下事件本身,事件本身已成过去,变为我的意识,然而意识只要逃离事件之外就无法确认事件,那么我所做的又是什么呢?
当然,得出这些结论不仅与情感经历有关,可以说,它与我所有的生存活动都有关。
当然,一点想法上的错误不会造成什么悲剧,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这样才能一错再错——我就是这么干的,我每次见她,必得催她上进,催她上进的方法便是催她去工作,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便可有独立的人格,有了独立人格之后,便可与我对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要显出我与台湾人的不同,我认为,台湾人给她一切,而我却能帮助她自己获得一切。可以说,我的推理貌似合理,但仔细想来,每一步骤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即使克服了所有困难,我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陈小露似乎会变成另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我会如何呢?我不知道。目的之二呢,那就是我只为我自己考虑,我的钱不多,因此使用起来就要有效率,我只能去帮助那些很快就不再需要我帮助的人,而无法去帮助那些会因此依赖我的人。
我与陈小露时常相互打电话,有一阵每晚必打,陈小露是电话高手,通过电话,她可以办成很多事,就连让我在电话线那一头射精都能做到,她的拿手好戏是扮成六七个姑娘,逐一与我上床,直到我顶不住为止。
当然,在她为着理想不懈奋斗的路上,有两个东西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那就是时间和空间。
就以上两点,我本可以写出五本小说,也许很多读者更希望看到那五本小说而不是区区上千字,但我认为,这种场面描写虽有趣,却十分繁琐,我把要讲的讲完了,再罗唆下去实在没有必要。
使自己漂亮是个很难的工作,首先,她得有个基础,如果原来的她形如母猿,那么还得顽强地进化,直到出现美人胚子这一形状。所幸的是,陈小露已经是个美人胚子了。
其一:床上。
我要说,我不喜欢操避孕套,我非常不喜欢,我喜欢使用别的避孕方法,我这样想是出于一种迷信,我相信,在亲热时,两人之间不该有任何东西存在,两人应当好得如同一人,因此,我喜欢口服药法,但出于另一种不同的迷信,陈小露根本不考虑使用药物,她认为药物使人发胖,不仅如此,她对别的避孕法也不信任,她就相信避孕套!
我是指:人类要么放弃理想,要么被自己的理想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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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陈小露也采取了一些办法,这些办法同时也是陈小露向自己理想进军的证明。下面我来讲一讲她的办法。
陈小露对我说过的话,以及那些话中之话,有不少已被我忘掉了,那些忘掉的话沉入时间与空间的深渊,无法寻觅与打捞,它们与那些被我记住的话形成陈小露,陈小露便以一种支离破碎的面貌出现在我的眼前,当然,还有她的动作,声音,神态等等,面对这个面貌,面对这个似乎与我一样有着苦恼与激情的人,面对着她所剩无几的一切,同时,也面对着我的过去,我无法还原,仅从那些仍可被我感知的一切材料中汲取对我的影响,那些影响细密琐碎,极不清楚,终究叫我陷入一片混沌之中。
后来,我再次想到她这个特点,得出另一结论,这是她总在外面厮混所养成的不让别人扫兴的良好习惯。
陈小露每次出去之时必得认真化妆,抖擞精神,遭遇多么无聊的聚会都能坚持到底。于是在聚会现场,我往往认为她很讲义气,甚至为她感动。
陈小露说话有个特点,那就是非常之慢,无论是什么事,经她之口说出,总是娓娓道来,慢慢悠悠,口气和声音就像个老奶奶,一件小事能讲上老半天,可以让你听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有时候我不由得插进嘴去,猜出结局,而她却颇感意外地挑起眉毛问我:你怎么知道的?与她谈话的通常结果是,我会很快把手伸向她下三路,但是,陈小露却坚持让我听完,因此,我的手便如一架飞机一样被及时打落,不无遗憾地收回。
于是,我再次提起她,提起我,提起有关她与我的点点滴滴。
从陈小露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东西,即,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背道而驰这四个字来形容——让我以陈小露为例来谈谈我的看法。
作为陈小露所独创的床上用语具有如此感染力,我当然不能任其埋没,于是为它找到别的用途,其中之一便是用于我的剧本创作,在我与导演意见不统一时,我会无情地听从导演的意见,冷酷地进入剧本修改,为什么?因为我有咒语,我一边叨唠着“我就是导演的工具”一边坚持工作,而且其乐无穷,而当更坏的情况出现时,也就是说,当导演改变想法,我需要再次重新修改剧本时,我仍会逆来顺受,做到不争辩,不抱怨,而是毫不留情地彻底妥协,我会回到家,按照导演的意志再次加工,嘴里说着“我就喜欢导演灭我剧本灭得我求饶”,一边欣喜若狂地工作。
很久以后我知道,陈小露并不讨厌老外,她打没打麻将我不知道,但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老外倒是真的,那个老外教了她很多看人的办法,帮她竖立了新的人生观,她爱上了那个老外,把台湾人炒鱿鱼。
这一切表明,无论如何,我都在盲目地生活、工作,盲目地发现。
谈到恐怖故事,让我顺便想起一人,中国写恐怖故事的作家虽大有人在(比如做《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但就我看来,普遍水平却是离奇有余、恐怖不足,奇怪的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篇倒是出自我读中学时的课本里,那是鲁迅所作,题目好像是《药》,故事写的是一个人血馒头的经历,让我不由得承认鲁迅真不愧是作恐怖小说的好手,证明这一点易如反掌,你只需看一看我就可明白个中原因,说老实话,从我读完那篇课文到现在,十几年了,居然养成了吃米饭的习惯,再不敢向馒头看上一眼,足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之深厚。
第二、我认为,这个世界非常难以理解,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对它做出什么议论,也许这与我处于这个世界的底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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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陈小露时,她对我说过一个有关她自己的理想,据说这个理想从小就有,具体一点说,从幼稚园开始,就伴随着她,当然,为了她的理想,她也在始终不停地奋斗,她的理想可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她,这样,她便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照顾她、让着她,这样她便可以想怎样就怎样,这样她便会活得自由快乐。
而且,在思想领域内,陈小露的思想也有意义,不是有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吗?那么,作为它的补充,陈小露的思想也具有一定价值,我把它由口语转变成书面语,那就是与天妥协其乐无穷与地妥协其乐无穷与人妥协其乐无穷。
于是,两个条件陈小露都不能满足,希望距她甚是遥远。
第四、对于这个世界,我在本质上无法对其说三道四,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任何一点东西。
这件事的结果让我知道,也许,她当时没有对我说实话,也许,我想,在讨厌老外的问题上,她一定是临时改主意了。
其二:床下。
当然,陈小露也会进入老年期,我不无遗憾地指出,陈小露与她理想的关系将会无可避免地变坏,以至坏到这种程度,要么她放弃自己的理想,要么她被自己的理想抛弃。
第五、这个世界存在的理由,从逻辑上讲是无从知道的。
办法一:使自己漂亮。
两种情况各举一例。
陈小露把妆卸了,睡着以后,样子很像一个老奶奶,平时她给我一个感觉,也像老奶奶。我私下里推测那是因为她生活节奏慢的结果。
“卡嚓”一声,对方电话挂断。
第六、作为一个作家,我对自己的真正使命缺乏了解,因而,我的创作属于盲目创作,它意味着,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需要,我也不知道我能给它增添什么,甚至,我认为,任何被需要的自我感觉都是一种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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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住过一阵儿军区大院,那里有几座将军楼,因为文革,将军都被弄到干校去了,楼也腾空,我们家正好搬了进去,我们家住一楼,一楼下面有个地下室,没有上锁,因此,我常去下面玩,地下室很大,布局与我们家一模一样,被打扫得很干净,有一阵儿,我们家灯泡接二连三地灭掉,因此,就把地下室内的灯泡一个个拧下来换上,到最后,地下室连一盏灯也没有了,但我仍时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我们在里面摸瞎子,因此,对里面十分熟悉,尤其是我,连一根火柴都不用就可在里面飞奔,不会碰到任何东西。
莫泊桑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年轻时是个帅哥,成名后身边大蜜如云,但他有点像多年后的垮掉一代,除了操小妞,还爱磕药,什么药都磕,他身边专有一个小蜜为他提供各种迷幻药,常常吃得他头重脚轻,飞得一塌糊涂的事也是经常发生,我虽然对他那本臭了街的《羊脂球》不屑一顾,但他有些嗑药后写成的恐怖故事却让我有些印象,比如:在他心绪阴郁时期写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他有一夜去一个公园散步,路过一片树林,偶然间,他发现树上吊死着一个人,于是不怕费事地通知有关部门,搬去尸首,但第二夜他又发现尸首吊死在同一地点,于是再次通知有关人员搬走,可惜的是,第三夜,他又看到同样情况,第四夜也是如此,第五夜依然如故,第六夜,情况毫无二致,第七夜,什么也没有改变,无论如何想办法,比如阻止有人进入树林,比如派人守于树下,比如锯断那棵树木——总之,毫无办法,那些想寻死的巴黎人个个总能有办法溜进树林,吊死在某棵树下,而且,只要莫泊桑深夜走进树林,他总能最先发现,待人们急忙冲去解救时,此人早已断气,尸骨冰凉。终于有一天夜里,对于人生一直感到虚幻的莫泊桑正伏案写作,灵感忽断,于是站起,在屋里来回踱步,无聊至极,而且,那夜也没有小妞儿送上门儿来,于是,无限寂寞的莫泊桑踱出他的小屋,再次向小公园方向走去,他进入树林,理所当然,他又发现一具尸体吊挂于树上,随着夜风左右飘荡,于是他指给守在那里的人看,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的工人们于是熟练地从树上卸下尸体,装上马车,准备运向墓地,出于好奇以及作家观察生活的天性,莫泊桑靠近马车,尸体向下,趴于车上,于是莫泊桑伸出手臂,把尸体翻转,对着公园里暗暗的路灯,仔细观瞧,这一瞧,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原来吊死者正是他自己。莫泊桑这才弄明白,自己早已死去多时,在世上写作的那位叫莫泊桑的作家原来是个鬼。
粗略一算,我和陈小露每见面两次就会吵上一架,吵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找工作问题。第二个是避孕套。
当然,陈小露除了在床上说话以外,下床后也说话,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着边际,当然,也有不同点,我总结过,当我们在床上时,陈小露话中富于情感,多是些抒情或是表达某种愿望的豪言壮语,我们下床后,很明显,她话中理智成分增加,多是些分析与叙述。这种区别与她的真诚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相信,她在说话时总是真诚的。
“一天下午放学,我和几个小孩来到地下室玩摸瞎子,到傍晚大家散去,我回到家,才发现我挂在脖子上的门钥匙丢了,我想,一定是摸瞎子时被人拉断,掉在地下室里了,于是,就一个人回去找,我没带手电,连盒火柴也没有,我决定用脚找,如果踢到什么带响的,那一定是我的一串钥匙了。
因为我要与陈小露天长地久,那么,她最好不要与台湾人来往,不然,就成了我与陈小露、台湾人三个人天长地久了,这是我的想法,其实这一想法颇具局限性,现在看来,我把三个人天长地久这一想法放弃了,实际上是放弃了我与陈小露两人天长地久的一个可能性,而且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这也是我与陈小露关系短命的一个原因。
陈小露隐约发现这两点,她把时间理解为青春永驻,把空间理解为北京。
两例情况加在一起,使我对我的“床上床下分类法”产生了怀疑,也对世上各种各样的分类法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是说,把一件完整的事物拆开,逐一认识,然后再归纳,果真能总结出什么吗?而且,这与事物的本质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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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我们之间在最不该争吵的时候进行争吵,比如,两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讨论的不是如何进行肉体享受,而是我拿着一粒避孕药对她说吃吧吃吧,她拿着一个避孕套对我说戴吧戴吧,在我的记忆里,至少有两次,在气愤之下,我自己吃下避孕药,扔掉避孕套,倒头睡去。当然,这种情况极少,更多的是,我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如何争论?自然涉及到我对她是否关心,还涉及到她的性史与我的性史,以及我们对彼此性史的看法等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两种迷信之间的交锋,话题虽多,论证虽有力,但实在缺乏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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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陈小露发现,她得到漂亮,却失去喜欢,而她得到漂亮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得到喜欢,手段与目的发生了叫人不解的矛盾,如何处理,陈小露奇怪之余,陷入困境。
漂亮有点像花,人们看后就离去了,但陈小露希望别人告诉她,他们喜欢她,并且不想离开她,而想与她在一起。也就是说,漂亮可以把别人吸引过来,但过来之后呢,就得靠迷人了。
从陈小露床上飘下的浪声浪语竟能在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其本身还证明了罗素的一个思想的正确性,那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奇怪的。
陈小露和我在床上乱搞时时常说些有趣的示爱语言,比如“我就是你的工具”,“我就喜欢别人干得我求饶”之类。这种话当时听起来很带劲,事情过后再一想也能使人哑然失笑。
在陈小露幼年时期,她的理想几乎实现,长到少年,她的理想马马虎虎,因为周围的人们仍然喜爱她,但开始对她有了一点要求,而且,随着活动范围增大,一丝似乎是不祥的苗头开始出现了(陈小露说上小学时有个女孩竟评价她爱表现,乍乍乎乎叫人十分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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