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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很多街道我都走过,我十六岁时走过的西单现在已今非昔比,菜市口大街已经完全推倒重建,更不用说如同戏法一样变幻的王府井大街,也许,北京这十几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工地,北京人热衷于一遍遍地把道路和房屋拆了建、建了拆,以此表明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从父母家书架下面的相册里,我可以看到我五岁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我父亲向我举起的海鸥牌相机所做出的表情,可是,那个人是我吗?
“是不好。”
“谢我?”
“那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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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说过,无产文人生涯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这话可能要让某些人看不顺眼,但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对它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
我的小说以此开头,想必令人惊诧不已,但凡事必有开头,以现实开头总比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来得诚实,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读者在往下读我小说时请不要忘记,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何种态度。当然,以此态度作出的小说有无阅读价值也请读者明察。
当然,这没什么了不起。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你帮我买大麻——”
“有。”
“谁知道——一直这样。”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要说的是,我所写的故事来源于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
三十一岁是讨厌的年龄,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到了三十一岁,我发现自己走入荒原,
“刚想起来的。”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发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
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
转眼间,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集的电视剧本,由于制片人回本心切,这部戏眨眼间便拍完,接着就进入发行,没过多久,全国的电视台就开始一集集播放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我的大名赫然署于编剧一栏的后面,虽然接踵而至的那一集电视剧叫我汗如雨下,如坐针毡,羞愧不已,但事情就是这样,这部戏一集集播完,顺理成章,我又接到约稿,开始写下一部戏。
“朱玲。”
我把它放进兜里。
“谢谢你。”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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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好。”
“进来吧。”她说。
北京的街上,永远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即使到了夜里十点以后,二环路上的汽车也是首尾相接,真是一个大城市。
我要说的是,我自认为是一名格调真正低下的作家。
大城市,一条条宽阔的带有路灯的大街,一个个夜里也能闪亮的巨形广告牌,一幢幢气派的大楼,逛也逛不完的超级市场,红灯、绿灯,还有——人,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人,行人,醉鬼,演员,公司职员,小商贩,吸毒者,罪犯,工人,外地的漂亮娼妓,农民,军人,运动员,甚至还有哲学家。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的生活集中在北京,我生于北京,随父母几次搬家,从宿舍到胡同大杂院,从大杂院到筒子楼,从筒子楼到居民楼,从北城到南城,从城里到郊区,总之,是在北京城里兜圈子,有一天,我算了一下,三十岁之前,我离开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半年。
据说大醉的我如此对答:“我才不在乎呢!”
“啊。”
2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发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我的观点: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等等行为应归于个人爱好,甚至隐私,如果有人在做这些工作,最好放在业余时间悄悄进行,如果能做到东躲西藏、偷偷摸摸、以至神不知鬼不觉,那就是最好,最有格调,因为诚实地讲,只有那些东西才配得上那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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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蛋。”
“说吧。”
朱玲结过婚,老公原来是个走私的,认识我的前一天,他终于一命归西,是因为抽白粉,他给朱玲留下一大笔钱和一身脏病。
“没什么。”
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姑娘?”
我得说一下电话在我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没有所谓正式工作,我的生活来源全部仰仗那部放在写字桌前的电话,电话一响,对于我的生活来讲,无非两件事上身——套用经济学术语——生产或消费。所谓生产,便是有工作上门,写剧本或是文章,于是手工作坊顿时开业。所谓消费,便是朋友们耐不住各自的寂寞,蠢蠢欲动,要求聚会,当然,聚会是要花钱的。电话生涯看似过得去,其实很被动,这个结论是我翻看《格调》得来的,起初,我也错认为自己的生活天马行空,很是自由,但《格调》告诉我,像我这种无产文人生活实在格调低下、俗不可耐、惨不忍睹——就如同书中最后一章“冲破常规的另类人”一样。
我要说的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曾想使用“怠工、逃跑、毁坏劳动工具”等手段离开我的生活,不幸的是,我即使从马克思的书中也未找到那些奴隶在如此这般之后的最终去向。
我们俩迅速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庆对出租司机说:“硬石。”
“你干嘛不早说?”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
朱玲看着我。
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是,有意思”
我喜欢北京,从心底里喜欢,简直可以说是住也住不厌,看也看不完。我很少真正想过要离开北京,离开它,我去哪儿呢?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爱谁谁。
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
有人要求我这么做,我是自愿地为北京而写作,我生就如此,活该倒霉,因为除此之外,我简直无法找到任何可做的事情。
“是坏事。”
现在还记得一些大庆给我看的片名,有法国贝内克斯的《三十七度二》、有昆廷。塔仑蒂诺的《水库狗》、有菲利。浦考夫曼的《亨利和琼》,有吉姆。贾穆什的《地球的夜晚》,中国电影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等等,补充说明一下,时至今日,在我看了上千部各种电影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电影值得一看。
朱玲笑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底多久?我弄不清,反正都一样,每一天都是那么无聊,如果要能弄清无聊和无聊之间的差别,我想我就能分清一天和另一天的差别,一年和另一年的差别。
甚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描述我的生活,我弄不清楚自己用意何在,我只是盲目地做着我认为可做的事情,我就是这样。
“你还有钱吗?”
“为什么?”
“现在就去!”
而且就我所知,从古至今,世上了不起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我拿起电话,是一个编辑打来,他约我写一本十五万字左右的小说,难得。我连忙答应下来。
可惜,那是异想天开。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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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11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8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新生活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记不起。我只记得,不知从哪天起,我换了一批新朋友,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新生活,我指的是,一直延续到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我是指,碎片。是的,那是碎片,五颜六色,闪闪发光,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却是一些没用的渣滓,我是指我的生活。
我靠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这是我本着理智与诚实两条原则分析总结而得出的结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人有求于社会,文人讲话,希望别人听到并有所反应,自由文人是社会的“业余者”,总以业余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这很合乎欧美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似乎很有格调,不幸的是,文人的“业余者”的身份是被迫的。况且,根据“无用即美”这一原理,文人工作一旦有用,美即立刻消失,丑便找上门来,这种所有文人皆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不知是否合用于文人本身?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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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原来是这样。”
她对我说,“你现在是小孩,什么都不在乎,那是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以后什么都知道了,就什么都在乎了。”
“怎么了?”朱玲问我。
九四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一个叫大庆,是个导演,认识我的时候,他正筹拍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系列剧,我随大庆一起在他家中看了几部电影,通过观看,他把一些关于编剧的知识一股脑儿倒给了我,随后我又从他们家抱走了几十期《世界电影》,这是一本上面登有外国电影剧本的月刊,我一本本读下去,居然也就写起了剧本,于是,我辞了手边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为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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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一个人,一生中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此人,只有这个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才是此人存在的借口,也可以说,此人应以这个工作得到存在这一报酬。
不幸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于是,我的存在便失去意义。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发我十个吧。”
“我一会儿去。”
福塞尔在书中并没有告诉我。
顺便介绍一下大庆,此人个子不高,他女朋友吴莉如果穿上高跟鞋,他就得踮起脚尖,两人才能做出相亲相爱的动作,我是指接吻,当然,大庆与吴莉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这种哗众取宠的丑行。大庆上学时的外号叫“钩针儿”,可见他瘦得可以,现在却长得白白胖胖,但两条细腿却依然如故,站在那里活像是两根竹竿上挑着一块猪油,平日里他戴一副眼镜,眼镜不慎摔碎时立刻目露凶光。
“那快去医院吧。”
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有。”
她三十出头,即使在舞池里跳舞也戴着一个小小的墨镜,样子看起来不错。第一次跟她上床距我们点头见面不过两小时,我躺到她床上时却已醉得不醒人事。我喝醉时有个特点,就是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醉得天翻地覆我也能行走如飞,还能认路,正常与人对话,惟一表明我喝醉过的迹象就是我对醉时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概忘得干干净净。
“啊?”
我要说的是,我生于北京,喜欢北京,希望北京更好而不是更坏,于是,我写北京,没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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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俗话对我不适用,比如:我就弄不清“万事开头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难在哪里,我只知万事从零开始,一如我的近况——九九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读一本美国人保罗。福塞尔所著,名为《格调》的讲美国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书,忽然电话铃响起。
我不会闪出火花,我颤抖,但不闪烁,我犹豫,但不后退,我怀疑一切,我背对生活,我是另一种人,是那种所谓“还未找到信仰的人”,我头重脚轻,缺乏根基,因此,在茫茫人海里,我显得步履蹒跚,左顾右盼,行动迟缓,不着边际。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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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
7
“你笑什么?”
“大麻没了。”我说。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
硬石位于亮马河大厦,是个可以在里面吃饭喝酒蹦迪的地方,还有马来乐队伴奏,有歌手唱美国通俗歌曲,那天晚上,我们在里面遇到三个姑娘,其中的一个是朱玲,那时候,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我自认为不是那种积极向上的人,但我是非常尊敬积极向上的人,我尊敬他们的忍耐精神和挣扎斗志,我也尊敬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向上、永远抗争、挑战命运”之类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人生简直就闪不出火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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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一岁,我读书,我睡眠,我写作,我厌倦,我坐立不安,我四下走动,我探头探脑,我漫不经心,我无聊至极,我孤独寂寞,我单调乏味,我不值一提,我的生活支离破碎。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单色书人和地方不感兴趣,卡拉斯听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哥德堡变奏》,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越听越无聊,听着听着,有电话响,大庆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便毅然挂下电话,关掉唱机,拾起外套穿上,顺手把灯关掉,黑暗里,我听他对我说:“发你一姑娘怎么样?”
这些,都是朱玲在以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告诉我的。当晚,我睡到她身边,帮她摘下耳环,除下墨镜,她提醒我,要戴避孕套,完事以后要洗澡,要仔仔细细的洗,不能马虎。
“情绪那么低落。”
“滚吧!”
我自命不凡,不知高低。相反,却又十分害羞,我的羞耻感来源于对自身无能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看到周围那些比我更蠢的人却不自知,不由得怒火中烧,以至形如斗犬,只要听到他们说话便要出口驳斥而不问就里,而出口说完之际,我又总是感到后悔,总之,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头脑混乱,自相矛盾。
编剧生涯,一点准谱儿没有,今天还在大鱼大肉,大把花钱,明天就两手空空,四处举债。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清点行装,发觉贴身物品只有两件——无聊的欢乐和不可告人的痛苦,这足以使我断言,三十一岁讨厌之极。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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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作,对我来讲,意味着改变,不是变好,而是一切变坏,一切变坏的标志便是停止谎言,说出实话,说出实话并不容易,实话意味着穿过谎言布下的迷雾,去寻找事物的真相,当然,找到真相无法做到,最起码,也应向着真相可能所在的方向追问几声吧。
自开始写作到现今为止,我每日都会溜到镜前,仔细观瞧辨认,通常看到的东西总令自己十分失望,于是咧嘴苦笑,然后心中充满悲哀地离去。
关于我的写作,就谈到这里。
我并不愿意我的著述会使别人免除思考的困苦。但是如果可能,我希望它会激发某个人自己的思想。
建成拿起我的稿件,二话不说,一下掷于地下,然后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周文,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小说上面,你说,你为什么,放着钱不挣,酒不喝,小妞不操,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丫别呀,少喝点儿——”
“我把这些东西发表出来是心存疑虑的。尽管本书是如此贫乏,这个时代又是如此黑暗,给这个或那个人的头脑带来光明也未尝就不可能是本书的命运——但当然,多半是没可能的。
我把目光望向两个姑娘,俩姑娘靠在一起,睡着了。
太帅了!然而,真正帅呆了的是前言以后内容。
“你少废话,你别管我,你给我倒上,倒上!”建成举着空杯,老黑只好给建成的空杯里倒上啤酒,“我告诉你老黑,我就爱操媳妇,谁的媳妇都成,以前咱年轻,有钱,不爱操自己的媳妇,爱操别人的,现在咱日薄西山了,咱不行了,咱只好操自己的媳妇了,我告诉你,老黑,咱这么多年朋友,我告诉你,为了晚上出来跟你喝酒,我白天就把我媳妇操了——你说我够不够朋友?”
喊出这句话之际,建成正好与我隔着一张饭桌,他手持一扎啤空杯在空中挥舞着,我们当时是在东四附近一个叫红宝乐的小饭馆里,在坐的有建成、老黑和两个老黑带来的在歌舞团跳舞的姑娘,正是深夜,那是在我开始写作一星期后。
开始写作这件事让我暂时把陈小露放置一边,我把自己沉入记忆中的世界,查阅自己幸存的日记和以前留下的只言片语,经过整理,慢慢摸索自己曾经糊里糊涂地走过的人生道路,有时记忆中断,于是停止写作,找来与我个人兴趣有关的书籍,通过阅读和思索来做自我分析,并记录下来,以此作为我写作的参考材料,我把这种活动称做“我的工作”。
在老维的文字里,见不到一句废话,几乎可与牛顿的数学公式相接近,读来有时虽然费力、却又痛快无比——而相比之下,现在正时髦的福柯、杜拉斯之类就显得NFEA2里NFEA2嗦,漫无边际,简直不值一提。
在我生活当中,见惯了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了如指掌,认为凡愚昧无知必是别人,凡恰当妥贴必是自己,一句话,他们初出娘胎便已至善至美,无需任何学习便已事事精通。他们对生活的见解也异常独到,认为不断提高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就是爬向成功,认为生活便是柴米油盐,便是劳动与娱乐,如在生活中屡遭失败也可用“活着是福”来自我安慰,除了活着,他们对什么都漠不关心,除了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外,什么都没用,人生无需多讲,只需经历一番便可,这样的人往往大同小异,窥一斑而知全豹,他们一茬茬活在世间,自生自灭,自知其苦,自得其乐,坚强勇敢,令人尊敬。这样的人遍布地球,直把地球搞得枯燥到了极点,几乎难以居住,但凡你要厌倦他们,那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听死人谈话,也就是读书,读那些活着时非常有趣的人写的书,因为这样有趣的人物少之又少,所以,他们留下的书本就显得物以稀为贵,我想,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写作的意义。
关于别人避而不谈的话题我是说得太多了。
我大笑起来。
我之所以写的如此迅速,是因为我以为能尽快回家,与陈小露一起生活,这种生活我们几次提及,而她每次提及时都兴致高昂地与我共同描绘,这样,在我头脑中便形成一个错觉,以为她当真愿意如此,并且也能办到,于是辛苦张罗,把共同描绘的无影世界视为真实,于是尽快赶奔而去,没想到,你四脚如飞,你风驰电掣,你如期到达,你以为一步登天,可惜回头一望,她却原地未动,而你则独自进入必须有两人才能成为乐园的家中,顷刻间,乐园变成监牢,你成为自己苦心营造的世界的囚徒——可气的是,由于不善汲取教训,这种自取其辱的情况在我烂泥糊不上墙的人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发生!真是可悲可叹!
“你拿来,拿来——我看看,我看看——我要看看文坛的后起之秀在写什么。”
我十分欣赏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就是前言部分的文字也让人喜欢,随便摘录几段如下:“我在本书发表的思想是我过去十六年来进行哲学研究的结晶,它们涉及许多论题:意义、理解、命题、逻辑等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状态以有其它论题。我把所有这些思想写成一些论述,即一些短的段落。它们有时成为关于同一论题的拉得很长的一根链条,但有时我又突然改变,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起初我打算把所有这些东西汇集成一本书,我在不同时候把这本书的形式想象成不同的样子,但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思想必须以自然而然的顺序从一个论题进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脱节之处。
“——因为自从我十六年前重新开始研究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在我写的第一本著作中有严重错误。
“老颓呢?”
我错了,我更应知道的是,我也应学会拒绝——拒绝一切,拒绝一切的一切。
“老黑,你的姑娘呢?”
“我裤子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呀?”
“我没骗你。”
面对老维的这种写作,我真是伤透了脑筋,这种伤脑筋的感觉十分讨厌,无论我如何地写,两面对照一下,往往觉自己像一个小丑,十分无聊,这也是我“不可告人的痛苦”之一。
“你让我说,你让我说——”
“够朋友!够朋友!——哎,建成,你先把裤子提上,咱够朋友,你想想,你在东单体育馆保龄球跑道上脱裤子的时候,是谁给你穿上的?”
没有自信,没有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朴实无华,然而又异常优美明确。
“回去替我操操那俩姑娘,站着操那个小逼,趴着操那个骚逼。”
“走了?”建成四下张望一下,“他不是要来看看你写的小说吗?”
对我来讲,喜欢一个人,就意味着永不拒绝。
“我本想写出一本好书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然而,我能够改进本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永不拒绝,这是偏执而可怕的情感,我知道。
老黑走到门口又退回来,建成看着两个姑娘出了门,对老黑说:“也没别的事儿,我想让你替我干件事儿。”
顺便提一句赵东平,在我和陈小露如胶似漆时,他则心猿意马,不平衡之极,首先,陈小露每天来看我,于是我在她不在时拼命写作,根本没功夫跟赵东平闲聊,陈小露一来,我关起房门,当然对他绝不理睬,因此,他的孤独可想而知,别的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带去的八千块钱被他这个一钱如命的人花个精光,这种情形颇为少见,也不知他如何向媳妇交待,再者,我走时,他的十集只进展到三集,也不知我走后他如何能把后七集糊弄过去。
我仍然大笑不止。
老黑站了起来,叫醒两个姑娘,三个人往外走。
老黑拉着建成的衣襟让他坐下,老黑这样是怕建成摔倒在桌子上,一会还得收拾。
也许,我是个浪漫至极的幻想者,也许,我只是一个性交爱好者而已。
“不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都什么人写小说,我告诉你写小说的都是什么人,我认识好多写小说的,我告诉你啊——”
我把我刚写的小说打印稿递给他。
对喜欢的姑娘,我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就是不给她们拒绝我的机会。
107
“不为什么。”
“你骗人,老黑。”
我说过,写作,就是说实话,面对自我时,绕来绕去十分无聊,而沉默不讲则是虚伪,只讲一部分而不讲全部则是说谎,而且是说谎中最坏的一种。
101
“走了。”我答道。
“你脚脖子上。”
“你说吧。”
建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做出一付大失所望的样子,无须多讲,建成又喝醉了。
105
“我没问题,我和周文聊文学,我们文坛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建成说,然后对着仍大笑不止的我说:“怎么样,语言依然硬朗吧?”
于是,我无聊地面对自己的写作,依然努力,内心却绝望得像一只滑向深渊的小烟头儿,小烟头儿悲剧的不可救药之处在于,它在下落的过程中已经熄灭了。
特别提及,这一动作纯属自然而发,竟然无法制止,直至现在,简直成了一幕每天自动上演的令我哭笑不得的丑剧——你可知道我仍坚持写作是什么意思吗?
“我坐下行了吧,我坐下你就让我说了吧?”
建成大醉之后,虽难缠,却极有趣,难缠是因为你没有醉,得照顾他,有趣是因为你也喝得大醉,于是与他一起共渡天伦之乐。此刻,他就是极有趣,因为我喝醉了,当然,老黑也没有幸免。
事情起因于建成,他一个人傍晚逛美术馆边上的三联书店,买了一包书,忽然饿了,于是来到不远处的馨乐,喝了一杯酒后感到孤单,于是想到朋友,老黑正巧在附近带两个姑娘看人艺的话剧,于是过来一起吃饭,不久,人越聚越多,我也被从家中叫了过来,我到时建成刚刚喝醉了,大叫着要吃小鸡炖蘑菇,但馨乐没有这个菜,于是转来红宝乐,在转场的过程中,其他人见事不妙,纷纷溜走。
“嘿,老黑,你知道吗?今天白天我把我媳妇给操了!”
我的工作范围极广,从第一天开始便一下到达不着边际的地步,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但是,仅仅几天,我却从中获得不少乐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自己不自信这一点倒是越来越自信,因此,我对自己在工作中得出的结论往往游移不定,所以,我的写作也充满疑虑,我时而怀疑自己是否具有写作才能,时而对自己写的东西疑神疑鬼,写下一页,不知所云,再写一页,依然如故,但我依然坚持不懈,我时而觉得应从内部描写生活,时而觉得外部也应提及,总之,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然而即便这样,我也无法做到煞有介事,在没有完全认定某种东西正确与否之前就不管不顾地继续下去,当然,这里面有很大原因是源于我不自信,而且,不知为什么,自信的人总让我感到十分别扭,对此我曾百般思索,不得其正解,但有一点或可提出让人讨论,这是我仅仅是凭感觉得来的,那就是,自信的人往往把其自信以专横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面对专横,我往往无所适从,因此,别扭之情便油然而生。
“你把裤子提上,建成——”
“你坐下说,你坐下说。”
“我忘了给他了。”
“内裤掉了吗?”
那天天气热得出奇,阳光从窗外直射进来,我顶着烈日,站于阳台之上,把头探出窗外,望着楼下二环路上一辆接一辆行驶的汽车,把嘴里未抽完的香烟吐到空中,看见小小烟头缓慢下坠,我不禁兴致勃勃,我感到自己正像烟头一样,带着微弱的火光,缓慢下坠,一瞬间,竟以为区区十二层楼便是深渊。
我就是抱着这种态度开始写作的。
“你真的骗我了,老黑,我告诉你,老黑,你骗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我已经一年多没穿过内裤了。”
“老黑你走吧——开车小心点——”
“谁不让你说了——”
“什么事,你说——”
有时候,人会感到伤感,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情绪,因为伤感往往出现在人们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出现在人们回忆的时候,出现在人们软弱的时候,那一天,我坐在写字台边,用手拂去电脑显示器上的灰尘,把烟灰缸整个扔进垃圾袋,又转动坐椅,目光扫视房中一切。这时,伤感便自天而降,犹如一记突然袭来的重拳,还没等我伸手抵挡,便把我彻底击倒在地,它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大大方方而来,它站在我面前,厚颜无耻而又趾高气昂,此种作风,当然十分讨厌,而我却无法对此局面做出任何反应,而是闭上眼睛,听凭这种感觉的发落,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过来,从垃圾袋中把烟灰缸捡出,来到厨房洗净,又走回厅里,打开手提箱,把里面的脏衣服分门别类地放成两堆,掀开洗衣机盖,放进半箱水,倒进洗衣粉,然后把一堆衣服扔进去,把定时针拧到半小时,开始洗衣服,我坐在洗衣机边,手里拿着一本书,看也看不看,只是出神地听着洗衣机忽转忽停地隆隆声,半小时后,一堆洗完,我又一件件抖开,用衣架晾在阳台上,然后重复上述过程,洗第二堆衣服,洗完后,我把手提箱里的其它用品物归原处,给还在饭店辛苦奋战的赵东平打了一个电话,鼓励他继续顽强地写下去。
“掉了,早掉了。”
“建成——你帮我劝劝周文,叫他写剧本——我把姑娘送回去吧——都他妈喝多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剑桥“
无论什么样的事,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为什么。
但我知道,欢欢喜喜回家准备与陈小露共同度日这一想法是一个地道的蠢想法,当一个蠢想法发自内心的时候,当然就成为蠢之又蠢的想法。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轻松了很久,生命短暂,脆弱,一钱不值,在里面苦挣苦熬实在荒唐,最无耻的充满谎言的体面生活对来我说枯燥无聊,它所树立的希望人所共知,恶俗不堪,即使是作为换换口味,我也要原地转身——为什么不试试更为绝望的生活呢?
“——我的成果在流传中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被歪曲了。这使我的虚荣心受到伤害而颇难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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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几次企图将自己的成果联结为一个整体,然而都没有成功。此后我认识到我永远也不会成功。我所能写的最好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哲学论述。
“建成,建成——”
104
老黑穿一身深灰色金利来西装,黑色衬衫,打着一条上面画着一串老鼠的白色领带,活像一个大哥大,建成也穿一身西装,大大的白色棉布衬衫几乎拖到大腿中央,裤子确实掉了,因为建成刚刚上了一趟洗手间,可能是忘了系皮带便急着跑出来与我们喝酒说话。这种夜晚饭局,我经历多次,早已见怪不怪,而老黑更是轻车熟路。
回家三天以后,我做出决定,放弃剧本,开始对我来讲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是指,小说。
“没问题,你小心点——”老黑说。
我弄不清自己,我在回到家洗完所有脏衣服又抽完所有烟的时候我还弄不清自己,弄不清陈小露,弄不清一切。
我不怕别人的嘲笑,因为从来没有人能笑到点子上,但顶住来自自己的嘲笑着实不易,这在我的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要写作,就要顶住来自自己的嘲笑,我犹犹豫豫,但始终不忍放弃。渐渐地,通过写作,我与自己做起了残酷的游戏,这个游戏极复杂,我在这里不多讲,但游戏的结果我可以告诉别人,那就是,我慢慢地断定我的人生一无价值,说明这一点也很容易,我发现自己除了陈词滥调,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可以示人,因此,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管自己叫饭桶,心情坏的时候,我称自己为造粪机器,当然,这样叫不全是因为我心情好的时候就跑到厨房吃东西,心情坏的时候就跑到洗手间排泄。
“我不记得了。”
肺腑之言:这真是一件应当严肃对待的事情。
当然,能够进行写作的人十之八九也是属于滥竽充数,混入写作队伍当中也不算难,问题是,判断出自己是不是东郭先生并不难,倒是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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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表情恢复严肃。
“你骗我了,老黑。”
“再见了。”老黑冲我们点点头,走了出去。
不要笑,在写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的泪珠儿还在眼眶里打着转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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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姑娘拒绝我,不管什么样的事,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不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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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黑,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你过来。”
当一个人为蠢想法着迷的时候,这个人就注定成了蠢货,当他发自内心地为蠢想法着迷的时候,这个人当然就成为蠢货中的蠢货——不言而喻,在这方面,我是指争当蠢货之王方面,我不幸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遥遥领先——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冠军”,操他妈冠军。
我认为老维特根斯坦的写作是有意义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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