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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于是我们坐下一起吃她做的饭,她又说:“以后不带这样的啦,两个人合伙给一个人脸色看。”
“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说:“为了你好还不成吗?”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的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就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看病就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丁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我们赶快把饭盆放下过去哄她,后来她不哭了,后来又笑了。她噙着眼泪说:“我一定去看病,可是你们一定要吃我做的饭。我做得得意极啦!你们要是不吃我就不去看病,就不去!”
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去看病你们要陪着我。我不去。”
后来大许回来,她始终很高兴。第二天我们送她上公路。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出个谎来,对我们说:“大哥、二哥,我很快会回来的!”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很可能是脑瘤。他们要给我开刀,把我头盖骨掀开,我害怕!”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我可真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什么事也没有。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会好好的。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丁。你应该回家。”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就答应了,不过说她不要我们陪着去。第二天我们下地,中午回来时她还没去医院,反而起来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来尝。可是我们板着脸上伙房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说:“治好病回来。”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
我们俩直点头。我们把她做的饭大大夸奖了一番,而且是由衷的夸赞,她高兴了。下午上工前我们把她送到桥边。收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
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说:“热爱。”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他冷笑着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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