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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王朔当代小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也没听清,嗯嗯地点头。
“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人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你瞧我不是挺好?”好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不喝。”我说。“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时来取。”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她把刀背在身后去开门,露出一道缝问:“什么事?”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70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溜过,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她对我说:“说一千道一万,理由只有一条:你玩够我了。”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侮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态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大怒,高叫:“你放开我,放开我!我看你敢杀我!”
我的下巴碰到了冰凉锋利的菜刀刀刃,声音顿时低下来,转而威胁她:“你要考虑一下法律的后果。”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不干嘛,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听你说句真话。”“可是我在屠刀下是不回答回题的。”我趁她一松,再次奋起,再次被她刀架着脖子躺下去。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屋里很冷,暖器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
她坐在那只沙发上动也不动,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我再三劝她去睡,她就是不肯,只是说,“你睡吧,我再坐会儿。”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我被割破了。”“说你爱我!”惨忍和疯狂在她大睁的双眼中像水底礁石露出,赫然醒目。“我爱你。”我被刀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声音喑哑。
这时,一道晨曦从窗帘缝中射进来,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脸被照亮了。我魂飞魄散,那是一张陌生的脸,用冷酷生硬的线条和痉挛的肌肉构成的脸。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份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想一会儿,眼角就沁出泪花,于是用手背抹去,又想。
“看这种书干吗?”“没事,看着玩。”“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蹩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杜梅含泪道:“有人可以不爱谁了,或人家不爱她了,再去爱一个,我不行。”“你可以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吴……”我犹豫了一下,吞回了下半句话。“我没爱过他!”杜梅尖厉地说。“我跟人睡过觉也不代表我就爱他——我只爱你!”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一个女人急切地说:“陈医生叫你马上去,八床昏迷了,问你昨天怎么给的药。”“糟了,我忘了给药。”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说你看我。”她命令道。
“你马上去吧,陈医生都火了。”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两双高跟鞋的“嗒嗒”奔跑声在走廊里消逝了。走廊里有人开门,走路。“救……”我喊了半句,感到羞愧,闭嘴不再出声。
有人“咚咚”敲门。“救……”我的喉咙咕噜响了一下。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不是这么回事。”“不争这个问题,睡觉,已经不早了,抓紧时间还能睡两个小时。”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对杜梅开了句玩笑:“再见吧,来世再见。”她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反正狗不咬你这条腿也白长在你身上,百年之后仍要变成一根本白骨。创伤都在肉上,而肉总要烂的,与其活生生腐烂,不如喂狗。再去找一个嘛。你瞧人家潘佑军两口了,离就离了,没什么痛苦,现在都有新人了。感情是不变的,对象可以替代,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此路淤塞,改选而行,反正我总是要向东流。”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她平静地说:“不考虑。”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你太执著了,这样对你不好。”我对杜梅说,“我们都一样,总是把最新一这一个当作最爱的这一个。
杜梅俯脸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眼神中带着一种深究的意味。“你干嘛?”看到我睁眼开口,她后退了一步,这时我看到她手里拿着那把锋利的菜刀。“你干嘛!”我顿时全醒了,挣身欲起,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她用晾衣绳捆住了。我奋力挣扎,她上前一把按住我,将菜刀横在我脖子上。
“好好,我马上去。”杜梅放下刀,六神无主地在屋里团团转换鞋换衣服,一阵风似地冲出去跟等在门外的那个白衣白帽的护士跑了,临出门把门锁“哐”地一声重重带上。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那是。”我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待发现自己的处境,又火冒三丈:“你等着。”“你看不看我?”“别演戏,说真的,你一生都在撒谎,死到临头就说句真话。”“不爱不爱——不爱!”“你爱过我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我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她又在那边说话,似在感叹。我听到长长的叹气声,我很快睡着了。我再次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房间里有些朦胧的光线,台灯仍旧开着,台灯猩黄夺目。
“你还挺坚强。”她莞尔一笑。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说了你别生气。”“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那盏台灯很刺眼,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你要干嘛?”我软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么。”
“你要叫,咱们就死在一起。”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也怨我,那么急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大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她褪去衣裤,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手用指甲掐我。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箱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箱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喃喃私语。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地回答。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来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间在理智地权衡。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满意足地睡了。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走呵。”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轻脸对潘佑军说。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没有消息。
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
“那么多好女孩儿……”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象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开玩笑。”“我觉得不是开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象我逼着你结婚似的。”“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访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多一个儿没有,还得吃好。”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www•99lib•net走。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贾玲,贾玲!”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她狷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设想,梦也没做一个。
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我们三人在月声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5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闷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没什么需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结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我真被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嘛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心目中的……那位。”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我。”潘佑军说。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
“什么事呵?”我问她。
那疼痛真是钻心。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眼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
“什么事?”“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内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不知道。”隔壁回答。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是的,守身如玉。”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这么大岁数还单*色*书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怎么会呢?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摊鼻涕。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去你家。”她要求说。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你也是。”“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不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我是不会和你性交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你注意看杜梅。”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进来吧。”里边道。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自己后侮,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脏。”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象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钟山大地震给砸死了。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仆地而死。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是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吴林栋从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庸懒的声音问:“谁呀?”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是不是没朋友呵?”
“你才发现呵?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真他妈烦人!”“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我能相信你的话么?”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呵?”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不——那就说我……动了情,你说我后悔么?”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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