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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王朔当代小说

“讨厌怎么样?不讨厌又怎么样?”我傲慢地看着她。
“那你随便吧,我真是困得睁不开眼。”
后来,我们洗完了,鱼贯而出穿过外间浴室去更衣房,她站在黑洞洞的浴室里边的一个正喷着水的龙头下喊:
我笑眯眯地问她:“你中学毕业干吗非得去农场不考技校呢?”她警惕地看着我,知道我居心叵测,可又一时不知圈套设在何处,便反问我:“我干吗要考技校?上了技校也不是进工厂。”“不,你上了技校不就可在接着进技(妓)院了么?”
我白着脸咬牙切齿地说一句话:“我非叉了你!我非叉了你!”高晋昂着头双目怒睁,可以看到他上身以下的身体在高洋的环抱下奋力挣扎。他一动不动向前伸着头颅很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的一个起义士兵。
“你怎么吃这么少?装什么秀气!”她吃得少时我如此道。
就让她恨我吧,我一边往伤口涂着红药水一边想,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那个夏天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工人体育馆游泳池跳水。我从来没从高台往下跳过水。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我顺着梯子下到七米跳台,仍感到下面游泳池如渊深邃和狭小。
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犁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既然我们已经在大的方面不真实了,这些小的细节也就不一一追究了。
“我们真的过去了?”“你们就真的过来吧。”
她叹了口气,收回目光转身走了。
我和高晋边哭边互诉衷肠,争着抢着表白自己其实多重感情,多讲义气,对朋友之间闹得动了刀子多么痛心。说完哭,哭完说,边哭边说,泣不成声,哭得一塌糊涂,脸都哭脏了。最后,哭累了,收泪揩脸,肩并着肩往荫凉地方走。
这时我把硬币夹紧问她第三个问题:“你和第一男人睡觉时他都说了些什么?”她抽硬币,因为我用力夹紧,她无论如何拔不出来,便道:“你夹那么紧,我哪拔得出来。”
“我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的面子也不看,今天谁护着她,我就跟谁急——她非滚不可!”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你那么是开玩笑么?”
里屋光线昏暗,于北蓓躺在床上的身影很模糊。她也睡着了,微微发出鼾息。
我以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想念她。每天一睁眼的第一念头就是立刻见到她,每次刚分手就又马上想轻身找她接着吵,恶毒地辱骂她,诅咒她已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当我入睡时,这些溅着毒汁的话语仍一同进入我的梦境。我脑子里简直装不进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有塞得满满的猥亵形容和出口狠訾骂,更多的闻所未闻和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还在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地昼夜涌入我的脑海。我从来没像那个时候那么充满灵感,思如泉涌。我觉得自己忽然开了窍或曰通灵,呆板、枯燥、互不相关的方块字在我眼里一个个都生动起来,活泼了起来,可在产生极丰富、无穷无尽的变化,紧紧围绕着我,依附着我,任我随心所欲,活生生用装配成致人死命的利器,矛头对人准确掷出,枪枪中的。那时我要写小说,恐怕早出名了。有时我夜里忽然想起一个新巧的骂人话,便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高晋家,找着米兰便对她使用。
她闭着眼睛睡了。我稍稍懊恼了片刻,又振作起来,上去亲亲她的嘴,她微微一笑。我动手深入,总不得要领。
让他先动手!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个骑士式的念头,由此找到了不出刀和鼓舞勇气的借口。
他们使的力量越来越猛,我的脸、肩头都被踢红了。我筋疲力尽地在池中游着,接二连三从跳台上跳下来的人不断在我身后左右溅起高高的水花,“扑通”、“扑通”的落水声此伏彼起。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到水下又挣扎着浮出。他们没有一点罢手的样子,看到我总不靠岸,便咋呼着要下水灌我,有几个人已经把腿伸进了水池中。
“真笨。”她说一句,伸手到背后解开搭扣,又继续睡去。
米兰对高晋小声说,拿起搁在桌上的墨镜就要站起来。高晋按住她,“别走,就坐这儿。”
一个小孩从花园跑过,看到我们一群人个个眼睛红红的、悲怆地肩并肩走,好奇地停下,张大嘴怔怔呆望。
我便哭了,眼泪一下夺眶而出。
她认出了我,闭上眼往里翻身给我让出个地方,“你怎么才来?聊什么呢那么半天听到外屋叽叽呱呱地笑。”
“放手,别碰我。”我整整被她弄歪的领口,对她道,“没什么意思,好玩,开玩笑。”
我惟一能为你们做到的诚实就是通知你们:我又要撒谎了。不需要什么勘误表了吧?
我捣鼓半天,终于把她捣鼓得睡不成了。睁眼翻身对我说:“你真烦人。”我要做进一步努力,她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她傍着我小声教育我:“我要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
我下床悄悄溜走,卫宁还没醒,在外屋的沙发上打着呼噜。我觉得我亏了!每当看到米兰和高晋、高洋他们说说笑笑从假山、游廊和花园走过去盯我一眼或淡淡笑笑,我这吃亏的感觉就格外强烈。我干吗把和她的关系搞得那么纯洁?我完全有机会也在她身上打下我的烙印,可我都干了什么?连手都没拉一下。从和于北蓓共度那一夜起,我便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
我还很少在未醉的状态下那么狂暴、粗野,今后大概喝醉后也不会这样了吧。
“晚上我去找你。”她捏了捏我的手,容光焕发地看我一眼。
我们一见面就吵,舌枪唇剑,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先还甭管说什么脸上都腐蚀着笑,后来越吵两人越发急,脸也变了色,吵完半天还悻悻不已彼此轻蔑的眼光看对方。
你忍心叫我放弃么?除非我就此脱离文学这个骗人的行当,否则我还要骗下去,诚实这么一次有何价值?这也等于自毁前程。砸了这个饭碗你叫我怎么过活?我会老婆孩子,还有八十高龄老父。我把我一生最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春年华都献给文学了,重新做人也晚了。我还能有几年?
他为什么不转过身把他的屁股给我?
我抽了一支烟,把自行车锁在一家礼堂门口,上了楼,楼内走廊空无一人。我用万能钥匙捅开了她家的门。经过她父母房间时撩门帘看了一眼,里边没人。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
那时我读了手抄本《曼娜回忆录》,我对人类所有的美好感情充满了蔑视和憎恨。我特别对肉感、美丽的米兰起了勃勃杀机。在我看来她的妖娆充满了邪恶。她是一个可怕的诱惑;一朵盛开的罪恶之花;她的存在就是对道德、秩序的挑衅;是对所有情操高尚的正派公民的一个威胁!
“可你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好。”
我开始和于北蓓混在一起。我们常到卫宁家去玩。他也对于北蓓感兴趣。他父亲三年前就死了,母亲是个中学校长,平时很忙,放假也要组织教师学生,有时忙得晚上连家都不回。卫宁的哥哥姐姐都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他一人,我们便在他家折腾。渐渐地,我、卫宁、汪若海和于北蓓脱离了以高家为中心的那伙人,另成了一个小圈子。
叫人恶心。我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丑陋,下流的女人,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我。我除了背后对她进行诋毁和中伤,当面也越来越频繁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我嘲笑她的趣味,她的打扮,她的偏爱清淡菜肴的饮食口味也成了我取笑她的借口。
“看什么看!”我怒吼一声,朝小孩踢了一脚,他连滚带爬地跑了。我很满意这件事的解决方式,既没有流血又保持双方的体面还增进了友谊,我对高晋还有感激涕零呢。
“你他妈滚不滚?再不滚我扇你!”我说着就要过去,让许逊拦住。“我还是走吧。”
“你怎么吃这么多?跟头猪似的!”她吃得多时我这么说。
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后来和许逊、方方到另一个亭子去打弓仗而没加入谈话,当时我和米兰根本不熟。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
卫宁隔着墙和她开玩笑,“我们过去了?”
“你干吗没事老挤兑我?你什么意思?”
再有一个背判我的就是我的记忆。它歉一个佞臣或女奴一样善于曲意奉承。当我试图追求第一戏剧效果时,它就把憨厚纯朴的事实打入黑牢,向我贡献了一个美丽妖娆的替身。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和米兰第一认识就伪造的,我本来就没在马路上遇见导她。实际上,起初的情况是:那天我满怀羞愧地从派出所出来后回了家,而高晋出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他在拘留室里也看到了米兰,也知道米兰认识于北蓓,便在“大水车胡同”口邀了于蓓一起等米兰出来,当下就彼此认识了,那天晚上米兰就欠了我们院。我后来的印象中米兰站在我们院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正是第二天上午我所目睹的情景。这个事实的出现,彻底动摇了我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说高晋根本不是通过我才见到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而是相反,我与米兰也并没有先于他人的仅止我们二者之间的那段缠绵,这一切纯卒出乎我的想象。惟有一点还没弄清的是:究竟是写作时即兴想像还是书画界常遇到的那种“古人仿古”?那个中午,我和卫宁正是受高晋委派,在院门口等米兰的。那才是我们第一次认识。
路上的人都看我。我回家照镜子,发现脖子上、脸颊上有被她的指甲挠出的血道子,摸上去火烧火燎的疼。
他也哭了,朝我叫道:“你叉我呀,叉呀!”
我神情惨然,紧紧攥着搁在裤兜里的刮刀把,我的大腿隔着裤子都能感到刀尖的锋利。
我在印象里觉得我那天应该有几分醉态,而实际上,我们刚到餐厅,根本没开始吃呢。
“没有,你没招我,都挺好。”我把脸扭向一边。
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
“你觉得这样有劲么?”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不讨厌我就还来,讨厌我就走。”
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
阳光投在水底的光环,明晃晃地耀人眼目。
“你懂鸟,我们是哥们儿!”我轻蔑地斥道。
“快点快点一会儿就有大人来了。”方方在旁催促。
我现在非常理解那些坚持谎言的人的处境。做个诚实的人真难呵!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忘掉真实吧。我将尽我所能把谎撒圆,撒得好看,要是再有点启巴和教育意义就更好了。
回来走了一身汗,又去澡堂翻窗户进去洗凉水澡。于北蓓非要过去和我们一起洗,当然她不在乎我们也没理由害羞,于是便一起跳了进去。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我们脱得快,先钻进了浴室,打开淋浴洗起来,一会工夫,她也进来了,在外间浴室水声“噼啪”坠地地冲起来。
我经过电报大楼时,大楼上的自鸣钟正敲12响:“庆丰包子铺”门前有很多人在排队买包子:“长安戏院”刚散了一场电影人群拥挤着占了半条马路,人们谈论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风采。那天晴空万里,我一路骑车心旷神怡。
“小点声。”我俯身上前把脸凑近她。
她在“工会大楼”站下了车,沿着林荫道往前走,我放慢骑速,在大街上与她遥遥平行。
连其貌不扬、胆小怯懦的卫宁都把她动了,跑来动员我下手,我再也不能用觉得她“盘儿不靓”、“没兴趣”在搪塞了。那天晚上,我们半夜一点去东四的“青海餐厅”吃包子。
在“演乐胡同”口追上了那辆公共汽车,然后一直隐在骑车的人群中尾随。过了“禄米仓”站,我看到她在公共汽车的后排座上坐下。她和很多人一起在北京站口下了车,然后上了长安街,上了一辆1路公共汽车。我跟着这辆1路车经过东单、王府井、天安门和西单,看到北京饭店新楼前扒在铁栅栏上看自动门开合的外地人,广场上飘扬的国旗和照相的人群,那时姚锦云还没有架车冲撞人群,广场上没有设置任何围栏和隔离墩。
后来我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于北蓓悄无息的靠墙睡着毛巾被裹在身上。
我们不同年,但同月同日,那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政权的“祖国解放日”那天。“我叫她来的。”高洋对我说。
然后看着我温和地说,“让她不走行不行?”从我和米兰作对以来,无论我怎么挤兑米兰,高晋从没说过一句邦米兰腔的话,就是闹急了,也是高洋、卫宁等人解劝,他不置一词,今天是他头一回为米兰说话。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伪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理由。
我关了外屋灯,躺在一张竹躺椅上假寐,直到确信卫宁已经睡着了,才悄悄起身,摸进里屋。
“再睡天就亮了。”我贴着她耳朵小声说。
“不行,让她走。”我指着米兰对她道:“你丫给我离开这儿——滚!”大家都劝,“干吗呀,何必呢?”
“我哪点、什么时候、怎么招了你了?惹得你对我这样?”
于北蓓也大声说:“要看过来看,看得清楚。”
“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欠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的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怎么办?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此放弃,权当白干,不给你们看了,要么……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保证这是真实的,因为我对面墙上就有一面镜子——请相信我);我坐在北京西郊金钩河畔一栋借来的房子里,外面是阴天,刚下过一场小雨,所以我在大白天也开着灯,楼上正有一些工人在包封阳台,焊枪的火花像熔岩一样从阳台上纷纷落下,他们手中的工具震动着我头顶的楼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收间机里播着“霞飞”金曲。我一天没吃饭,晚上六点前也没任何希望可以吃上。为写这部小说,我已经在这儿如此熬了两个星期了——
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意,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这些缝隙积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把我和事实本身远远隔开,自成一家天地。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
“那你走吧,别再来了。”我冷冷地盯着她说,每个字都说得清楚。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小声道:“能问句为什么吗?”“不为什么,就是看见你就烦,就讨厌!”
那天夜里,我一直坐在卫宁家和他们聊天,于北蓓已经进里屋先睡了。熬到四点多,天都快蒙蒙亮了,我才把汪若海熬回家,卫宁也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困得睁不开眼睛。我对他说我也不回家敲门了,就在他这儿忍到天亮。
那天我一直跟踪着她。她在高晋家闲坐,我就站在楼上的栏杆柱旁监视着院落的出口。
“汪若海,你别偷看呀。”卫宁故意大声叫。
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
“我伤你哪儿?胳膊还是腿?伤人?你还有地方怕伤?你早成铁打的了,我这几句话连你挠痒痒都算不上。”
我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两只脚像鸭子似往外撇着,用脚后跟一下下蹬着链条松驰的轮子。我眼前跳动着她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以及她蓬乱,像刺猬似的根根竖起的头发。
我站在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我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平“呼”的一声便失踪了,在一片雅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紧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毕业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她用锥子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既不畏缩也不动摇,坚定地屹立在她面前,不知不觉踮起了脚尖。
我站住了。“你叉我吧,我不会动手的。”高晋鼓励我。他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垂在腿两边。
只有于北蓓曾经调侃过我,“真雏儿,叉人都不敢。”
我抬手狠狠抹眼泪,可眼泪总也抹不完,倔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也狠狠抹眼泪,哭得很凶。
我们笑着头也不回地走出浴室。我在行进间偷偷觑了一眼,只看到一个苍白的影子,但这已经足以使人心惊肉跳了。
从澡堂出来,卫宁和汪若海走在前面,我和于北蓓走在后面,我对浑身散发着清凉气的她小声说:
谁过来,我就喊抓流氓。
大家理解我的心情,也不勉强我。
她总是和高晋在一起,也只有高晋在场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聊上几句。她对我当然很友好,我是高晋的小哥们儿嘛。还有于北蓓,我在故事的中间把她遗忘了,而她始终是存在于事实过程之中的。在高晋弃她转而钟情米兰后,她便逐一和我们其他人相好,最后我也沾了一手。那次游廊上的翻脸,实际上是我看到她在我之后又与汪若海漂在一起,冲她而发的。这时米兰正在高晋家睡午觉,我还未离开时她便在大家的聊天声中躺在一旁睡着了。
我和于北蓓熟到互相可以动手动脚,但从来没来过真格的。我很想,于北蓓老是撩泼我,可总下不了决心果敢地扑上去,常常是什么下流话都说了,最后还是道貌岸然地走了。
那天在“老莫”过生日吃西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我们喝得很好,聊得很愉快,我和高晋两个寿星轮流和米兰碰杯。如果说米兰对我格外垂青,那大概是惟一的一次,她用那钟锥子似的目光频频凝视我。我吃了很多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席间妙语连珠、雅谑横生,后来出了餐厅门便吐在栅栏旁的草地上,栅栏那边的动物园象房内、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的小象“米杜拉”正在几头高大的非洲公象身后摇着尾巴吃草呢……
有一秒钟,我们两脸近得几乎可以互相咬着对方了。
我浑身发冷,即便在烤人的阳光下仍禁不住地哆嗦。我那样子一点不像雄赳赳的斗士,倒像是战战兢兢地去挨宰。我早就从狂怒中冷静了下来,心里一阵阵后悔。我干吗非说“叉了他”,说“花了他”怎样解恨而且到底安全些。我对朋友们充满怨情;如果他们多劝会儿,我也就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了。可他们见我决心实在很大,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真不仗义!我满心情愿地向站在对面的高晋走去,他比我要镇定些,可同样脸色苍白,紧张地盯着我向他走近,我第一觉得他的眼睛大得骇了。我打量着他的身体,犹豫着不知这一刀扎在哪儿。在我最狂乱的时候,我也没真想杀死他。“叉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身上用刀扎出一点血,出血就完了。除非他不给扎,搏斗,这样只怕下刀的深浅和部位就没法掌握了。
后面的事情全发生在一刹那:我把一个瓷烟缸向他们俩掷过去,米兰抬臂一挡烟缸砸在她手臂上,她唉哟一声,手臂像断了似地垂下来,她捏着痛处离座蹲到一边。我把一个盛满红葡萄酒的瓶子倒攥在手里,整瓶红酒冲盖而出,洇湿了雪白的桌布,顺着我的胳膊肘流了一身,衬衣裤子全染红了。许逊紧紧抱着我,高洋抱着高晋,方方劈腕夺下我手里的酒瓶子,其他人全在我和高晋之间两边解劝。
我站在床前看着她一动不动的平静睡相,伸手捅捅她,她翻了个身,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谁呀你是?”
他们一行去“六条”的小饭铺吃饭,我就隐身在饭铺隔壁的副食店里。她和他们在里面吃了很长时间饭,出来已站在街边自行车铺门口说了会儿话,然后看到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她便和他们告别,上了公共汽车走了。等高晋他们进了胡同,我便从副食店出来,骑上搁在居委会门口的自行车沿着北小街奋力骑去。
“你不是不来了么?怎么又来了?”我一走“莫斯科餐厅”就看到米兰在座,矜持谨慎地微笑着,不由怒上心,大声朝她喊道。那天是我和高晋过生日,大家一起凑钱热闹热闹。
旁边的人轰然大笑。那天,我刚捉弄完她,把她气哭了,出了高晋家洋洋得意地在游廊上走。她从后面追上来,眼睛红红的,连鼻尖也是红是,一把揪住我,质问我:
我和高晋又成了好朋友自不待说,对米兰我也没再继续无礼,见面挺客气,只是但凡我们正聊天时她来了,我便稍待片刻就走,以此表现我的自尊。
我上床,扳她的身体,她闭着眼睛翻过身,对我嘟哝“我困死了,你先让我睡会儿。”
“我对你一向这样!”我冲着她气冲冲地说,“以前也一样!”“不对,以前你不是这样。”她摇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她在那边回答:过来吧。“
高晋醉得比我厉害,又吐不出,憋在心里十分难受。下了电车往院里那段胡同道是我搀扶的他。他东倒西歪一路语无伦次地说米兰,说他们的关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已经睡了觉。他可怜巴巴地说好几次已经把米兰脱了,可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问我,我也没法为他当参谋,我对此也所知甚少,认为那已经很黄色了,不生小孩就是万幸了。再往下想,我不寒而栗。米兰是我在那栋楼里见到的那张照片上的姑娘么?现在我已失去任何足以资证明他们是同一人的证据。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同于那张照片。可那照片是真实的么?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么?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少女那么相似?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
高洋泪汪汪地抱着我肩头连声说:“和了吧,和了吧。都是哥们儿,何必呢?”我和高晋泪眼相对,然后各自伸出手握在一起。大家一拥而上,像女队员拿了世界冠军后头抵头,互相搭着肩头围成一圈一样喜极而泣。我从这种意见的,使人诱不过气来的集体拥抱中抬头朝外吐了口痰,又埋头回去抽泣。当时我想:一定要和高晋和在这儿哭的所有人永远做哥们儿!
我麻木迟钝地游向岸边。当我撑着池边准备爬上岸时,我看到那个曾挨过我们痛殴的同志穿着游泳裤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一个脚丫踩在我脸上,用力往下一踹,我便摔回池中。
“算了,你们俩和了吧。”大家围上来相劝。
“怎么不是开玩笑?你也忒不经逗了吧?开玩笑也急,没劲,真没劲。”“你的玩笑都是伤人的。”
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裸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
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
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做个游戏。她怕上当起初不肯。我就对她说这个游戏是测试一个姑娘是不是处女,她不敢做就是心虚。于是她同意做这个游戏。我告诉她这个游戏是我问她一些问题,由她回答,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对答中会把话说露。规则是我指缝间夹着一硬币,每次必须先把硬币抽出来再回答问题。然后我把一个五分硬币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问她第一个问题:“你今年多大了?”她出硬币告诉了我。接着我问她第二问题:“你和第一男朋友认识的时候你有多大?”她也告诉了我,神态开始轻松。
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看得出来,这游戏使他们很开心,很兴奋。每当我狼狈地掉回水里,他们便哈哈大笑,只有我那个同学始终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不断地发出一连串出凶狠的咒骂。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没劲没劲。”我自动脱离学校的队伍、大大方方走过去,心中充满有这么一群朋友的骄傲。班里的很多同学看着我,受到老师的催促,走远了。许逊递结我一支“恒大”烟,我匣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也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danseshu•com。
黄昏,我才从那幢楼里怏怏不乐地出来,与下班下学回来的大人小孩擦肩而过,我们班的一位也住在这幢楼里的女同学看到我从楼里出来,停住脚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了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于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他的存在。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
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他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军上衣、懒汉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台前,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
这种游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再走回来,到了学校门口再解散。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暂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教师也声嘶力竭变得安静了。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便围上去买冰棍,然后再去追赶队伍,在行列中东张西望吃冰棍蹒跚而行。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密麻的人群默不做声一望无尽。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我们绕场一周雄壮地喊了些口号,和其他游行队伍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便沿着大街往回走。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在我们这个地处温带、其居民的饮食结构又是以食草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发育都很晚。与我同龄的女孩大都身材单薄、面带菜色,除了头发长短不同和衣式的细微区别,她们并不具有特点。从民国男人们剪了辫子后发她们便继承了这一惹人嘲笑的发式,这也是几年后当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长发而女孩们纷纷解开辫子引得社会舆论大哗的原因之一——道学家们认为好民们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征。
当然我的感情并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犹如一个人被从梦中猛地唤醒。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耻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当时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历朝历代都多,而书刊,谁都了然,其时只有“两报一刊”,最怀有偏见的人也找不出淫秽。后来,当我真的阅读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也是出于人们谈虎色变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单*色*书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教师喊了一路口号。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这情势使我既纯洁又脆弱。
当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队伍经过时,他们扫去的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老师们则装作视而不见。他们是我的朋友,过去的同学,我父母禁止我再和他们接触的一伙。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嬉嬉地指着我喊:
现在想来,地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那是控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那天全城备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下,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风凛凛地敲着由三轮平板车拉着的大鼓。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它是年轻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并非将我拽入深渊的罪恶之手。老实说,这本小册子的糟糕描写曾在很长时间引起我对两性关系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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