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

第三节

王朔当代小说

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着铺着凉席的床上。
我快步走近她,在她身后朝她叫:“喂,喂……”
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门口。
“我觉得没必要。”“交个朋友吧。”这句话我说得十分老道、纯熟。
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她像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头的发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入迷。
“有什么呀,回头我还你一盒。”我不甘示弱,坚持从许逊手里拿根烟点上。心里直打鼓,生怕他和我翻脸。
我拎着满满一壶水朝她兜头浇下去,“烫么?”
这时,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
“直了直了!”大家忽然一起指了半大的孩子。
那孩子在路灯下气喘吁吁地转过脸,由于恐惧脸色苍白,和他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对比强烈。他声嘶力竭地叫嚷:“没我事,我刚从家里出来。”
“你打算上哪儿玩去?”
“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
“你不跟我认识,我打你!”我恫吓她。
夏天的中午使人慵倦欲睡。有时她同我说着说着就没声了,躺在床上睡着了,手里的扇子盖在脸上或掉在床下。我就坐在桌前听看窗外的蝉鸣随便翻她书架上的书看,尽力不去看她因为睡眼无意裸露出的身体。
“我还在东风市场派出所见过你。”我大声对她说。
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皿的不同效果。“看傻了?”她用湿手在我眼睛上抹了一下。
“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
“你多大了?”我问她。
“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
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同时也不妨说她用自己的视线贬低了我。
落地时,于北蓓轻轻抓住我的手,扶我站直。
汪若海还没说话,方方一声不吭地从人群中挤上来,用手里的砖朝这孩子的颅顶使劲一拍,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并抡起钢丝锁没头脑地一通乱抽。
我眉开眼笑,近乎蹦蹦跳跳飞跑过去。
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智: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
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
她嘲弄地看我一眼,“你打得过我么?”说完撇下我往前走去。我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想骂她几句,可离学校门口太近,路上已人来人往的,怕惹起一场是非,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就这么眼睁睁地放她走了?我知道如果这次放了她,下回再碰见我也不会有勇气跟她搭讪了。
“你干吗平常不这么梳头呢?多好看。”她用拖把擦弄湿的地擦到我脚下,我往后退一步。
我们走出菜市场,她请我在冷饮柜前渴冰镇汽水。
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热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装饰的忸怩动态的。我取下一张她的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
我连忙擦干眼泪,穿好鞋带,扎紧裤子,灰溜溜地贴着墙根窜出派出所。我没有等其他同伙,先坐车回家了。路上我非常生自己的气,觉得这事要传出去自己可没法做人了。
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还买菜,小家妇似的。”我见了她后笑着对她说。“小家妇就小家妇呗,不买菜吃什么呢?”她把西红柿放到秤盘上,售货员又故意拿了几个坏的搁上去,翻着白眼说:
“怎么走?”率队骑在前面的高洋大声问汪若海。
“去去,擤擤鼻涕走吧,以后少来王府井玩。”警察草草问了一遍,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又叫带下一个。
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
“还是当学生幸福,每年还有两个假。”她吮着汽水瞅着我说。“不上学了,我就不一定能天天来了。”
“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
我对这个家庭的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成什么了?你在街上看见有人这么梳头么?有第一个我就当第二个。”她擦了一遍地,否身拄着拖把站在日光投射明晃晃的湿地上朝我笑。回到她的房间,她把盘成发髻的头发解开披散着以尽快晾干。她赤脚穿着拖鞋对着镜子往脸上、手上和小臂上涂香脂,整个房间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和湿的头味儿。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懊热,她有些胖,很快热,便拉上暗缘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
“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
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
“我这真是头一次。”这我倒是说的实话。
“十六。”我多说了一岁。
我跟她到灼热的太阳地,“别再说呀,到时候都不好联系了——说准喽!”“好吧,你说哪天吧。”她含笑应允。
那天晚上,我没有出门,像个女孩子天黑就上床睡觉了,对父母十分骋服。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下面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
考完最后一门课,我就跑到米兰家找她。她家来了个老太太,大概是她姥姥,一口难懂的南方话,说米兰不在,去买菜了。我背着书包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发现她正拎了一网兜鸡蛋和两条带鱼,站在蔬菜柜台前挑茄子和西红柿。
她犹豫地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我,然后她笑了。
“你会游泳么?”“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
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于北蓓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也无意松开,很快两只手便变得汗津津、滑腻腻。
她“扑哧”笑了,大概这句话她听人说过千百遍,今天从这么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小孩嘴里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使她觉得好玩。“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
24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矛少年正在砂堆上练摔跤。“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
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院里知道了这件事后,所有参加这件事的小孩家长在干部大会上被点了名,受到训斥。
“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嗓音稚嫩地对她说,抢到她前面拦住她。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我。
“我仿佛在哪儿见过你。”
我连忙跟上他,一同来到高晋家,所有哥们都在,正怀着浓厚兴趣听高晋吹他在看守所的表现:
“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框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
“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她皱皱眉头加快脚步。
我对她没有流露丝毫对我不能天天来遗憾感到失望。
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
“得了,小毛孩儿,你才多大就干这个?”她忍着笑继续朝前走,走出几步还含笑回头看我。
“哪天表演给你看。”“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
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
“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
“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吧。”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她,又对她吹了通我们院的好玩和我的朋友们的有趣。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不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瘸捉摸不完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
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
被方方“二八”锰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一指右前方,“走仓南胡同”。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我们看到两垛红砖堆,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便纷纷下车,搬下砖头在柏油马路上摔为两半,一手各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
“你爸又管你了?”许逊问我。
“滚蛋!”高洋一脚丫踢在那孩子的屁股上。
她抿danseshu•com嘴笑,“你有姐姐么?”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
“你多大了?”她问我。
我像一粒铁屑被紧紧吸引在她富有磁力的身影之后。
我骄傲地挺着胸脯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大家找出半盒皱巴巴的烟分了抽。按照我们吹嘘的战绩,那个挨打的孩子必死无疑。
“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心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
我一哭,使那个警察很反感,轻蔑地看着,“就你这松样儿还打算在我们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霞呢?告诉你,什么镇灯市口、戳南池子、公安局全镇!说,哪呢儿的?叫什么名字?
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屁股坐回到床上。
院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
高洋松开手,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地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直到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已经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了。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
“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闭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
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插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
于北蓓凑近小声对我说:“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昨天你怎么没来?”我又难过又欢喜,飞快穿上制服短裤打开窗户跳了出去。
后来,我们拿了手电筒,从澡堂的窗户跳进去洗凉水澡。
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于在惮于单枪匹马的。我克服胆怯的决窍就是:闭眼。
他坐在三屉桌上,两腿晃荡着,把烟灰掸得到处都是。
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过去时充满屈辱感。
一些在路灯下乘凉下棋的居民百姓也紧张地从竹椅和小板凳上站起来。我们愈发精神抖擞,气焰嚣张。
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看来以后真是不能打听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被谁抓了去跑不了要当叛徒。
这时,我见她的脚步慢下来,在十几米开外停住,回过身来招手叫我:“你过来,小孩。”
“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胯部,再次拦在她前面。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沿着大街狂奔,见胡同就往里钻。
她这一笑坏了,我一下脸红了,肚子里背好的词儿也全忘了,明知是俗套儿,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似地说:
“认识一下有什么坏处?你可以当我姐姐么。”
“没有,我们闹着玩呢。”她笑着说。
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
“我们后天就放暑假了。”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人就没影了,是不是又在别处认了姐姐给绊住了。”她搓完头发,把整头长发往上掀,一手揪着,露出胀得粉红的脸,直起腰笑着说:“最后没有又认识什么人?”
她飞快地瞟了眼过路的老太太,冷冷地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能和你认识一下么?”我诚恳地说。
我们随后紧紧围住了他。
“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她妈妈病恹恹地扶着腰进来,站在门口路有些诧异地望着我。我一下从床沿站起来,脸刷地红了。
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了只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
“行呵,兑上点凉水。”她伏到水池前低头等着。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
“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
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
“我的假条也快满了,又该上班了。”她似乎有些忧郁。
“这儿卖的西红柿不许挑。”
大家忽拉拉往外走。“女的别去了。”在门口高晋对于北蓓说。
然后他一眼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他曾是我们班和我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六条副食店的经理。高洋得意地掐着脖子,使他的头向后仰,声音也变得呜哭暗哑。“有他没有?”他喘着粗气问汪若海。
享晋在看守所里剃了个秃子,这时也就长出一层青茬儿,虎头虎脑的引人发嚎,表情、架势则完全是个大英雄。
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
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由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几份。”她嘟嘟嚷嚷地抱怨。
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
我知道自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很危险,每当从她家鬼混出来,我便陷入深深的忧虑,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上荒废的功课。但回到家里就算对着课本坐到深夜,也是满脑子对她的胡思乱想度过的。她的一颦一笑成了我最孜孜不倦求解的工程式。这种夜以继日的想入非非搞得我身心交瘁,常常睡了一夜起来仍没精打采由于无力驾驭,最后我必然放纵地对待自己,而且立刻体会到任性的巨大快乐。
“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
“都是你妈告的状。”我不假思索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使之成冠冕堂皇的借口。
犹如肚子被撞了一肘,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枝梅花鹿的角杈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是活见鬼!
“你来找过我么?”“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
“你最近都干吗了?怎么老没见?”高洋问我。
她笑了,“再说吧。”还了汽水瓶子,拿了押金往家走。
“算了,一个院的。”高晋宽容地说,“以后不跟他过事完了。”“你进去挨打了么?”卫宁问。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哼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
澡堂的水泥地很滑,有人一进去就光脚摔了个大马队,我们打着手电光柱晃来晃去找着一个个淋浴龙头。
不久,我们开始期末考试,我凭着悟性和故诌八扯的本事勉强应付过了语文和政治、历史的考试,而数、理、化三门则只好作弊,抄邻桌同学的卷子。最后也都及格了,有几门还得了高分,这不禁使我对自己的聪明洋洋自得。
那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院里,下车后便开始竟相夸耀。我的英勇无畏有目共睹,大家纷纷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
“我才不想认识你们那些小坏孩儿呢。”她笑着说。
她也没在意,照样付了钱。
我们骑上自行车,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架上带着,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
她像脚底踩着了一个钉子立时站住了,转身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记性那么不好呢?”
“谁信呐!”她一撇嘴,“看你就像小油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也告诉了我她叫米兰,我没有把她和于北蓓提到那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也会相对无话,她很少谈自己,而我又像一个没经验的年轻教师一堂课的内容十分钟便一股脑打机枪似地说光了。她便凝视我,用那种锥子般锐利和幽潭般深邃的目光直盯着我的双眼看过去,常常看得我话到了嘴边又融解了,傻笑着不知所错。我也试图用同样的目光回敬她,那时我们的对视便成了一种意志的较量,十有八九是我被看毛了,垂下眼睛。直到如今,我颇擅风情也具备了相当的控制能力,但仍不能习惯受到凝视。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
其实我把米兰称为‘圈子’,并无这一蔑称本身所包含的污辱意思,仅仅是当作女性第三人称的代称。当时没有什么更多更中听的女性称谓,我要不叫她“女同志”,就只好干巴巴地称为“那女的”。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果然转移到我身上,我也跃成为在这段时间内有所作为的好汉。
那些日子的晚上,我们都受到家里的严格管束,不大容易出门不。于北蓓也在事发的当晚流窜到别处去了。
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
“你欺负人家小孩儿了?”妈妈问她。
“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声圆珠笔递给我。
她边和我们并排走的许逊说话,边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划。
“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
我们一窝蜂地在后面紧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砖头雨点般地掷向前边拼命逃窝的野孩子们赤裸的后背。
“保证听话。”“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
“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
“你来吧。”我求她,“你不想认识他们就说是找我的。真的我们院就跟公园似的,哎,可以照相。”我眼睛一亮。
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份子。第二天晚上,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撩起窗帘,看到许逊和于北蓓在纱窗外的月光下朝我笑。
从我和米兰认识了以后,我几乎腾不出空和哥们儿一起玩了。我们那次打架带来了一些后果,那个挨打的孩子头上缝了三十多针,他爸爸和派出所的民警很熟,分局来人把汪若海和高晋抓走了,拘留十五天。还传讯了参加那次伤人事件的所有孩子。我因为在别的学校上学,白天不在,得以幸免。
那种大灰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并拉上从礼堂偷剪来的帷幕窗帘,高晋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没人。过去发现坐了一屋人,灯光雪亮刺眼,人头攒动人语嘈杂。夏天如此遮蔽门窗,室内闷热可想而知。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肥大的军裤绾到大腿根,热得满脸通红,拼命扇着扇子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
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不,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
“你怎么这么流氓!”方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
“听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游逛就不干别的了。”
“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
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走吧,别恋恋不舍了。”
她没有停步,只是微微侧脸回瞟,迅速乜了一眼。
前面走过来两个我们班同学,我连忙从她身边躲开,假装和她不认识。回到院里,还不到中午两点。院里鸦雀无声,各家各户在午睡。我看到卫宁穿着拖鞋从他家门内出来,穿过殿门沿着游廊急急往后院奔。我叫他,他脚步不停地对我说:“高晋和汪若海回来了。”
“汪若海我算是知道他,忒雏儿,一进去就全抵了。要不是他根本折不了。”“真该抽丫的,为他的事儿……”高洋愤愤地说。
那时,我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她弟弟,和她同居一室,我向往那种纯洁、亲密无间的天然关系,我幻想种种嬉戏、撒娇和彼此依恋、关怀的场面。
那孩子被打哭了,捂着下体委屈地申辩,“我是尿憋的。”
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驱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
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
“敢!”高晋一瞪眼,警察对我都特客气。我一进去就听他们说:“你们要打我,我就头撞墙死给你们看。”把他们全吓住了。高晋一支烟抽完,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他抽。
在倥偬悠高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骇人的勃起。
为了使我有更充分的理由出入她家,我甚至抛弃对成年人的偏见,去讨好她的父母。我认识地作出副乖巧的嘴脸,表现一些天真的羞涩的腼腆。我尽力显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以博取怜爱和慈颜。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成功,那对夫妇始终对我很客气但决不亲近,也许当时他们就看穿了我,一个少年的矫情总是很难做得尽善尽美。
“哪儿也不去,游泳,打篮球。”我渴完了一瓶汽水,玩着麦管。她的瓶子里还剩了多一半黄澄灌的汽水。
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
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
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然后她放我过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这时,我听到另外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
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和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驳壳枪令人羡慕。
我也顺势想从许逊的烟盒里抽一支,遭到他的训斥:“你老蹭烟,从没见你买过。”
由于她身材高大,尽管弯着腰,我也要费力用双手把水壶提得很高才够得着,好在随着水的倾出,水壶愈来愈轻。
“没有,只有一个哥哥。”
拿过全市中学百米跑季军的高洋在吉兆胡同口一把抓住了一个正要往院门里钻的孩子。
“你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纵情大笑次数最多的时候,我这张脸上的一些皱纹就是那时候笑出来的。
我宿舍地对待那场即将到来的考试。
一辆24路公共汽车在街中心猛地刹住,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纷纷从车窗探出头观望。
“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
我已经迟到了,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沿着自行车道的洋槐树荫,想等第一堂课上完了再进校门。
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冷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浴室内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晶莹的水珠在天窗透下的月光中泛着凛凛青辉的坚硬的水泥地上飞溅,犹如无数透明薄脆的玻璃杯接二连三地打碎,一地残片熠熠闪烁。大家边洗边用手电照下体,拿发育充分的取笑。
“可以”。她指示着方向,“朝这儿浇。”
几乎所有孩子回家都挨了打。许逊和方方跑到外面刷刷夜去了。有天傍晚,我坐电车回家,看见他们俩在故宫护城河边闲逛。
“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有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
我觉得他们刷了两天夜后,一个个都变得有点蛮横了。
她像我刚才一样刷地红了脸。我凑上去鬼鬼祟祟地对她说:“咱们到那边树荫底下去说呀?这路上有人看咱们。”
“你到别处认姐姐去吧。”她转身欲走。
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人握在手里装进书包。
“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
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见不如说是力图摆脱她,就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
来王府井想干吗?“我说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买字典。
我也笑了,她的笑容鼓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脸皮忽然厚了,追上她,对她说:“你不就是前边那楼的么?”
“我们那号里关的净是打架的,就一个倒粮票的一个杆儿犯,叫我们挤兑惨了……”
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矛大汉瞪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赭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
我几乎天天都到米兰家和她相会。我把她总是挂以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因而格外喋喋不休、眉飞声舞。我们谈苏俄文学、谈流行的外国歌二百首。为了显示我的下凡,我还经常吹嘘自己和我的那伙狐朋狗友干的荒唐事。我把别人干的很多事都安在自己头上,经过夸大和喧染娓娓道出,以博得她解颐一笑。我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已经是那么和我年龄不相称的胆大忘为的强盗,她竟从不以惊愕来为我喝彩。要知道这些事在十年后也曾令所有的正派人震悚。
“找不着你们,自个玩来着。”我作出一副独行侠的样子,“明儿我给你们了‘圈子”,刚在西单商场拍的。“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那是控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单*色*书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这种游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再走回来,到了学校门口再解散。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当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队伍经过时,他们扫去的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老师们则装作视而不见。他们是我的朋友,过去的同学,我父母禁止我再和他们接触的一伙。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嬉嬉地指着我喊:
他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军上衣、懒汉鞋,或伏或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聚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台前,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
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danseshu•com。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那天全城备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下,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风凛凛地敲着由三轮平板车拉着的大鼓。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我们绕场一周雄壮地喊了些口号,和其他游行队伍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便沿着大街往回走。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教师也声嘶力竭变得安静了。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便围上去买冰棍,然后再去追赶队伍,在行列中东张西望吃冰棍蹒跚而行。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密麻的人群默不做声一望无尽。
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
这情势使我既纯洁又脆弱。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暂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了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于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他的存在。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
“没劲没劲。”我自动脱离学校的队伍、大大方方走过去,心中充满有这么一群朋友的骄傲。班里的很多同学看着我,受到老师的催促,走远了。许逊递结我一支“恒大”烟,我匣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也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在我们这个地处温带、其居民的饮食结构又是以食草为主的城市,本民族的女孩子发育都很晚。与我同龄的女孩大都身材单薄、面带菜色,除了头发长短不同和衣式的细微区别,她们并不具有特点。从民国男人们剪了辫子后发她们便继承了这一惹人嘲笑的发式,这也是几年后当一些男人重新留起长发而女孩们纷纷解开辫子引得社会舆论大哗的原因之一——道学家们认为好民们失去了惟一的女性特征。
当然我的感情并非一直寂寞沉睡到那一天,犹如一个人被从梦中猛地唤醒。几乎是从幼儿园男女儿童的耻鬓厮磨开始,我便不间断地更换钟情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受到任何成人和淫秽书刊的影响,当时成年人中道貌岸然的君子比历朝历代都多,而书刊,谁都了然,其时只有“两报一刊”,最怀有偏见的人也找不出淫秽。后来,当我真的阅读那本著名的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也是出于人们谈虎色变所激发的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自然的需要。
现在想来,地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它是年轻人迷途往返的必由之路,并非将我拽入深渊的罪恶之手。老实说,这本小册子的糟糕描写曾在很长时间引起我对两性关系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教师喊了一路口号。
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黄昏,我才从那幢楼里怏怏不乐地出来,与下班下学回来的大人小孩擦肩而过,我们班的一位也住在这幢楼里的女同学看到我从楼里出来,停住脚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数据加载中...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