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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3)

莫言当代小说

我喝了一瓶凉水,肚子咕咕地响。
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欲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轮艳阳当头照,沙石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黄色,一个头戴草圈、斜背书包的老头子,迎着阳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眼,肩膀上背着牛缰绳,神着黑色的脖子,一步一探头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身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牛脸。牛脸上有泪水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牛背,夹起的牛尾。牛蛋皮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点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扮鬼脸,做怪相,连我的姐姐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姐姐的质问当然不高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姐姐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挫,硬是一点点地将那颗牙挫平了。挫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子都给震荡了,但是为了美,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挫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种头顶只有一撮毛的娃娃头,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子脸上爱长这种白癣,据说用酸杏擦能擦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探,也没见谁擦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裤头子,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牛的蛋皮。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牛也不是好牛。但我们很有特色。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种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根游丝在风里荡来荡去。路两边的麦子正在开花,似乎有那么点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肉体却很痛苦。我头痛,眼前有点发黑,口里是又干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点痛苦跟牛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牛受的罪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它的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我们多少还睡了一点觉,可它却一点觉都不能睡。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不让间过的牛趴下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一条没闯过蛋子的牛,让它四天四夜捞不到趴下,也是一桩酷刑,何况它身受酷刑,大量失血后,又伤口发炎。它的腿已经肿了,它血管于里的血也坏了,它那个像水罐一样的蛋皮里肯定积了一包脓血。与牛相比,我受的这点小罪的确是轻如鸿毛了。杜大爷难道就好受了吗?他也不好受。他是68岁的人了,那时候68岁的人就是高龄了,也就是说,杜大爷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黄土埋起来了。他嘴里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两个特大的门牙,这两个长门牙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青春气象,因为这两个门牙使他像一匹野兔,野兔无论多么老,总是活泼好动的,一活泼好动,就显得年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刀子。
杜大爷说:“没点灯就是睡觉了。”
杜大爷说:“割了蛋子了。”
杜大爷让我看着双脊,他去向麻叔汇报双脊的病情。
杜大爷说:“好好好,我去,丑话说在前头,这牛要是死在路上,你们可别找找麻烦。”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杜大爷又从井里提上一瓶水,他让我把双脊的头抬起来,让它的嘴巴向着天,然后他把瓶子插到牛嘴里。这一次我听到了水从双脊的咽喉流到胃里去的声音。杜大爷兴奋地说:“好极了,我们终于让它喝了水,喝了水它就死不了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说:“帮帮忙吧!”
杜大爷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赶快把老董叫来。”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杜大爷说:“你说的有点道理,它趴下,咱爷俩也好好睡一觉。”
那是一把三角形、带长柄的刀子。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的苗圃里干过活,所以我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嫁接果树使用的刀子。这种刀子很锋利,跟老董同志使用的阉牛刀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之处。我捡起这把刀子后,就忘了头痛和脚痛,鬼使神差般地就想把双脊那肿胀的蛋皮给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里边全是脓血。我听到双脊也在哀求我:兄弟,好兄弟,给我个痛快吧!我知道这事不能让杜大爷知道,让他知道了我的计划肯定不能实现。借着一个小上坡,我捏紧刀子,心不软,手不颤,瞄了个准,一闭眼,对着那东西,狠命地一戳。我抽刀子的动作很快,但还是溅了一手。
杜大爷又提上一瓶水,将瓶口插到牛嘴里。水顺着牛的嘴角流了出来。
杜大爷说:“我去了,家里那些牛怎么办?”
杜大爷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请老董?”“你以为我没去请?”麻叔道,“我昨天就去了兽医站,人家老董同志忙着呢!全公社有多少生产队?有多少头牛?还有马,还有驴,还有骡子,都要老董同志管。”
这天夜里,大小鲁西开始认草了,但双脊的病情越来越重。
王保管说:“吃牛肉你们当然应该找我,要不我这条腿就算白瘸了!”
“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杜大爷长叹一声,“我们好说,可就苦了双脊了!双脊啊双脊,去年你舒坦了,今年就要受罪,像大小鲁西,去年没舒坦,今年遭的罪就小得多。老天爷最公道,谁也别想光占便宜不吃亏。”
我们把双脊拴在井边的大柳树上。我解开了包袱,杜大爷解开了书包。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从包袱里也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摸出了一根大葱,他也摸出了一根大葱。我摸出黑酱他也摸出黑酱。我们两个的饭一模一样。吃了饭,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玻璃瓶颈上拴着一根绳。他把绳抖开,将瓶子放到井里,悠一悠,荡一荡,猛一松手,瓶子一头扎到水里,咕咕嘟嘟一阵响,灌满了水就不响了。杜大爷把灌满水的瓶子提上来。我说:“杜大爷,您真是有计划性。”杜大爷说:“让我当生产队长,肯定比麻子强得多。”
男青年说:“割蛋子,为什么要割它的蛋子?”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
杜大爷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老董同志吃了双脊的蛋子,理应该给双脊打针。”
麻叔说:“走几天算几天。”
杜大爷说:“它想好事。”
杜大爷说:“你年轻,腿快,你不去,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去吗?”
“别辩了,大爷我也是从年轻时熬过来的。”杜大爷说,“这个大闺女,像刚出锅的白馒头,喧腾腾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呀!”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雾没散,天还很黑,但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猛然响了,放东方红。我们知道已经是早晨六点钟。喇叭很快放完了东方红。喇叭放完了东方红东方并没有红,太阳也没有升起。但很快东方就白了。雾也变淡了些。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杜大爷背靠着铁门,浑身哆嗦,哆嗦得很厉害,哆嗦得铁门都哆嗦。我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他说:“没病,我只是感到身上冷,连骨头缝里都冷。”我立刻想起奶奶说过的话,她说,人只要感到骨头缝里发冷就隔着阴曹地府不远了。我刚想把奶奶说过的话向杜大爷转述,杜大爷已经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十二
太阳正响时我们走到了甜水井。甜水井离我们村六里地。杜大爷说:“罗汉,咱爷们儿走的还不算慢,按这个走法,半夜十二点时,也许就到兽医站了。”
杜大爷说:“你骂牛可以,但你不能骂我。”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第三天上午,我们不管大小鲁西了,放它们回了生产队的饲养室。我和杜大爷把全副精力放到双脊身上。
女青年红着脸说:“毛,快走吧!”
孙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抬到屠宰组去,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我说:“您说得对,我去。”
那天早晨,杜大爷没有食言,他果真让我到他家去吃了一碗杂面条。他的老婆也就是杜五花的娘对我还挺亲热,我吃面条时她一个劲地往我的碗里加汤,好像怕我噎着似的。杜五花态度蛮横地对她娘说:“你一个劲地往他的碗里加汤干什么?”她娘说:“吃饭多喝汤,胜过开药方。”杜五花不理她娘,把一个咸鸭蛋几乎全抠到我的碗里。那黄澄澄、油汪汪的鸭蛋黄滚到我碗里时,杜大娘对着杜五花挤鼻子弄眼的。使眼色,杜五花装作看不见,连杜五花都装作看不见,我更没必要冒充好眼色。我毫不客气地一口就将那个鸭蛋黄吞了,免除了杜大娘再把那个鸭蛋黄抢走的危险。仓皇之间没顾上品咂鸭蛋黄的味道,这有点遗憾,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在我吞蛋黄的同时,杜大娘抢蛋黄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杜大娘气呼呼地说:“你这孩子,真是有爹娘生长无爹娘教养!人家都是一丁点一丁点地品品滋味,你竟然一口吞了!”杜五花替我帮腔道:“不就那么个鸭蛋黄嘛,您嘀咕什么?!让人吃就别心疼!”杜大娘愤怒地说:“不是我心疼,我是怕他吃坏了嗓子。”我说:“大娘您就放心吧,我跟方小宝打赌,空口喝了一斤酱油,嗓子还像小喇叭似的。”杜大娘撇撇嘴,转身走了。杜五花对我眨眨眼,鬼鬼地笑了。这一笑让我感到她和我心连着心,这一笑让我感动了许多年。那个白天,我和杜大爷牵着牛在村子里转。时而杜大爷牵着双脊在前,时而我牵着大小鲁西在前。我在前时我的心情比较好,因为看不到双脊的蛋子。我在后时我的心情很恶劣,因为我没法不看到双脊那越肿越大的蛋子。转入大街转小巷,起初我们身后还跟着几个抹鼻涕的孩子,但一会儿他们便失去了兴趣。小孩子们走了,苍蝇来了。起初只有几只苍蝇,很快就来了几百只苍蝇。苍蝇的兴趣集中在双脊的蛋子上。它们叮住不放,改变了那地方的颜色。苍蝇让双脊更加痛苦,我从它的眼神里看出了它欲死不能的神情。我折了一束柳条,替它轰赶苍蝇,但那地方偏僻狭窄,有很多死角,另外还要拂蝇忌蛋,所以也就干脆不赶了。
麻叔说:“最好别惊动他,他一来,肯定又要打针,打完了针还要换药,换完了药咱还得请他吃饭喝酒,队里还有多少钱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麻叔叮嘱杜大爷看好牛,当然更忘记不了叮嘱杜大爷看好郭好胜的自行车,千千万万,牛丢不了,活牛没人要,死牛拉不走,自行车可是很容易被偷、甚至被抢,这种事多得很。然后他拉着我,拿着老董同志给我们开好的牛死亡证明,走进了公社大院。
杜五花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看我,我也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看她的爹。我心里想,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我又看看杜大爷,我看到他老人家的脸慈祥极了。我活在人世上14年,还从来没见到过像杜大爷这样慈祥的老头。
麻叔说:“它实在要死,咱们也没有办法,连县委书记都要死,何况一头牛?”
杜大爷说:“到兽医站去。”
我尾随着杜大爷,绕着死牛转了一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了。它死时无声无息,我和杜大爷都没听到它发出过什么动静。它可以说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它侧着躺在地上,牛的一生中,除了站着,就是卧着,采取这样大大咧咧的姿势,大概只有死时。它就这样很舒展也很舒服地躺在地上,身体显得比它活着时大了许多。从它躺在地上的样子看,它完全是一头大牛了,而且它还不算瘦。
我们拉着它继续赶路。它走得果然快了一些。杜大爷从槐树上扯下了一根树枝,树枝上带着一些嫩叶,递到它的嘴边,它竟然用嘴唇触了触,有点想吃的意思。尽管它没吃,但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杜大爷说:“好了,认草就好了,到了公社,打上一针,不出三天,又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牛了。”
杜大爷说:“你这是叫花子咬牙发穷恨!不要老婆?除非把你阉了!”
麻叔道:“一个畜生,没那么娇气,实在不行,弄个偏方治治就行了。”
我说:“那就是老董同志不在。”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我从路边拔了一把野草,编成一个草圈戴在头上。我看到杜大爷的秃头上汪着一层汗水,便把头上的草圈摘下来扔给他。杜大爷接了草圈戴在头上,说:“你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杜大爷一句好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说:“大爷,您活像个老八路!”杜大爷叹息道:“人哪,可惜没有前后眼,要有前后眼,说什么我也要去当八路。”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当八路呢?”他说:“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候,谁也看不出八路能成气候。八路穿得不好,吃得也不好,武器更不好,就那么几条破大枪,枪栓都锈了,子弹也少,每人只有两粒火,打仗全靠手榴弹,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十颗里铁定有五颗是臭的。国军可就不一样了,一色的绿哗叽军装,美式汤姆枪,红头绿屁股子弹开着打,那枪,打到连发上,哇哇地叱脆生生地,听着都养耳朵。手榴弹一色是小甜瓜形状,花瓣的,炸起来惊天动地,还有那些十轮大卡车才能拖动的榴弹大炮,一炮能打出五十里,落地就炸成一个湾,湾里的水瓦蓝,一眼望不到底。爷们儿,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都打破头地抢着当兵,那时谁也不愿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当兵,爷们儿,我也不去当八路,要当我也去当国军了。当国军神气,国军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关到银两。八路,不是正头香主,爷们儿,说起来好像在撒谎,一直到了1947年咱们这块地方还不知道八路的头是谁,后来才听说八路的头是朱毛,后来又说朱毛是两个人,还是两口子,朱是男的,毛是女的。但那时谁都知道蒋介石,蒋委员长……”
麻叔急了。抢到牛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是阉死的!”
王保管就是那位因为打牛进过苗圃学习班的人。他红着脸,摆着手,对麻叔说:“这事别找我,跟牛沾边的事你们别找我!”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要我装哑巴吗?”麻叔:“对了,就要你装哑巴!”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它喝点水,”杜大爷说,“否则它病不死也要渴死。”
徐会计说:“那怎么办?”
我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玉米面饼子,一棵大葱,一块黑酱。这是因为我要出门,家里对我的奖赏。如果不出门,我的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子。杜大爷背着一个黄帆布书包,书包上绣着红字,这是很洋气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知识青年才能背这种书包。我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书包,但我弄不到。杜大爷很牛气地背着一个只有知识青年才有的书包拉着牛缰绳走在牛前头,书包让他生气勃勃。我背着古旧的包袱,拿着一把破扇子跟在牛后头。我用破扇子不停地轰着双脊蛋皮上的苍蝇。我扇一下子苍蝇们就嗡地飞起来,苍蝇飞起来时我看到双脊那可怜的蛋皮像一团凉粉的形态、像一团凉粉的颜色。我刚一停手苍蝇们就落回去,苍蝇落回去我就只能看到苍蝇。我们出了村,过了桥,上了通往公社的那条沙石路。夸张点说我们走得还不如蛆爬得快。不是我们走不快,是双脊走不快。双脊连站立都很困难,但我们要它走,它就走。它已经连续三天没捞到趴下歇歇了,我猜想它的脑子已经昏昏沉沉。如果是人,早就活活累死了,累不死也就困死了。想想做头牛真它妈的不容易。如果我是双脊,就索性趴下死了算了。但双脊不是我。我和杜大爷一个在前拉着,一个在后催着,让它走,逼它走,它就走,一步,一步,一步更比一步难。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了真了!”麻叔别别扭扭地笑着说;突然又严肃地说:“老董同志来了!”
我问:“大爷,咱到哪里去找老董同志呢?”
我说:“双脊要死了,很可能马上就要死了……”
我说:“那你说说国军为什么被八路打败了?”
我说:“我不想死,但是双脊很快就要死了。”
麻叔正用双腿夹着车前轮,校正车把。我认出了这辆车子是村里那位著名的大龄男青年郭好胜的车子,因为他的车子上缠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纸。郭好胜爱护车子像爱护眼睛一样,能把他的车子借来真是比天还要大的面子。郭好胜要是看到麻叔把他的自行车压在地上,非心疼得蹦高不可。我说:“麻叔……”麻叔说:“罗汉,你要是敢对郭好胜说我把他的车子压倒过,我就打烂你的嘴。”我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麻叔兴奋地说:“你说什么?”我说:“牛死了,双脊死了……”麻叔激动地搓着手说:“真死了?我估计着也该死了,我来就是为了这……走,看看去,我用车子驮着你。”麻叔左脚踩着脚踏子,右脚蹬地,一下一下地,费了很大的劲将车子加了速,然后,很火暴地蹦上去,他的全身都用着力气,才将自行车稳住,他在车上喊着我:“罗汉,快跑,蹦上来!”我追上自行车,手抓住后货架子,猛地往上一蹦,麻叔的身体顿时在车上歪起来,他嘴里大叫着:“不好不好……”然后就把自行车骑到沟里去了。麻叔的脑袋撞在一块烂砖上碰出了一个渗血的大包。我的肚子挤到货架子上,痛得差点截了气。麻叔爬起来,不顾他自己当然更不顾我,急忙将郭好胜的车子拖起来,扛到路上,认真地查看。车把上、车座上都沾了泥,他脱下小褂子将泥擦了。然后他就支起车子,蹲下,用手摇脚踏子,脚踏子碰歪了,摇不动了。麻叔满面忧愁地说:“坏了,这一下坏了醋了……”我说:“麻叔咱们队的牛死了……”麻叔恼怒地说:“死了正好吃牛肉,你咕哝什么?生产队里的牛要全死了,我们的日子倒他妈的好过了!”我知道我的话不合时宜,但麻叔对牛的冷漠态度让我大吃了一惊。早知道生产队的当家人对队里的牛是这个态度,我们何必没日没夜地遛它们?我们何必吃这么大的苦把它牵到公社?我们更不必因为它的死而心中忐忑不安。但双脊的死还是让我心中难过,这一方面说明我的善良,另一方面说明我对牛有感情。麻叔坐在地上,让我在他对面将车子扶住,然后他双手抓住脚踏子,双脚蹬住大梁,下死劲往外拽。拽了一会儿,他松开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摇动脚踏子,后轮转起来了,收效很大。他高兴地说:“基本上拽出来了!再拽拽!”于是他让我扶住车子,他继续往外拽。又拽了一会儿,他累了,喘着气说:“他妈的,倒霉,早晨出门就碰到一只野兔子,知道今日没有什么好运气!”我说:“您是干部,还讲迷信?”他说:“我算哪家子干部?”他瞪我一眼,推着车往前走,哗了几口唾沫,回头对我说,“你要敢对郭好胜说,我就豁了你的嘴!”“保证不说,”我问,“麻叔,牛怎么办?”他微微一笑,道:“怎么办?好办,拉回去,剥皮,分肉!”临近兽匠站时,他又叮嘱我:“你给我紧闭住嘴,无论谁问你什么,你都不要说话!”
杜大爷说:“我们把大铁门都快破烂了!你要不信问罗汉。”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站大门外。”
麻叔正和队里的保管、会计在开会,听到我的话,他们都跳了起来。
老董同志骑着自行车从石头街上上窜下跳地来了。他骑得很快,好像看到了我们似的。他在牛前跳下车,大声说:“老管,是你?”他看了看我和杜大爷,又说:“是你们?”然后他就站在牛前,说:“这是怎么搞的?”
杜大爷说:“这些吃工资的人跟我们庄户人不一样,人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下了班就是下了班。”
杜大爷打着打火机,围着双脊转了一圈,特别认真地弯腰看了看它的双腿之间。打火机烫了他的手,他嘶啦一声,把打火机晃灭。我的面前立即变得漆黑。天上的星斗格外灿烂起来。杜大爷说:“我看它那儿的肿有点消了,如果它实在想趴下,就让它趴下吧。”
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大队,散开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还要怎么慢?我去公社看电影,20分钟就能跑到。”
我说:“万一把人家敲火了怎么办?”
麻叔道:“我骂你了吗?真是的,我骂牛!”
第四天早晨我们把双脊拉到麻叔家门口。麻叔家还没开门,我捡起一块砖头,用力砸着他家的门板。麻叔披着褂子跑出来,骂我:“浑蛋罗汉,你想死吗?”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公社的牛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开了眼,麻叔说。
麻叔没有回答。
“那会儿谁能看出来?那会儿我要看出来肯定当了八路。”他说:“我要是当了八路,熬到现在,最次不济也是公社书记,吃香的,喝辣的,屁股下坐着冒烟的。不过也很可能早就给炮子打死了。人的命,天注定,这辈子该吃哪碗饭,老天爷早就给我安排好了,胡思乱想是没有用处的。人不能跟天对抗,我是很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说:“大爷,您说,我要有个爹当公社书记,我会怎么样?”
麻叔说:“徐会计,那你去看看吧。”
我们正议论着,一对男女在路边停下来。那个一脸粉刺、头发卷曲的男青年问:“老头,你们这是干啥去?”
男青年问:“想好事?想啥好事?”
孙主任问:“什么病?”
男青年招呼那女青年。女青年恼怒地一甩辫子,往前走了。男青年急忙去追女青年。我的脖子跟着女青年转过去。我看到男青年将一只胳膊搭在女青年肩上,奇怪的是女青年竟然让他把胳膊搭在肩上。
麻叔低声对我们说:“听清楚了没有?照老董同志吩咐的说!”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躬,说:“孙主任,您有啥吩咐?”
杜大爷蹲在墙根儿,说:“麻子,你还是个人吗?”
这时广播停了,雾基本散尽,太阳也升起来了。太阳一出头,我们眼前顿时明亮了。公社驻地的繁华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兽医站对面,隔着一条石条铺成的街道就是公社革委的大院子。大门口的两个砖垛子上,挂着两个长条的大牌子,都是白底红字,一个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是公社党委的。迎着大门是一堵长方形的墙,墙上画着一轮红日,一片绿浪,还有一艘白色的大船,船头翘得很高。红日的旁边,写着一行歪三扭四的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公杜大门左边,是供销社,右边是饭店。饭店右边是粮管所;供销社左边是邮局。我们背后是兽医站;兽医站左边是屠宰组;兽医站右边是武装部。全公社的党政机关、商业部门都在这一团团,我们的牛几乎就躺在公社的正中心。我感到那些机关的大门口一个个都阴森森的,好像要把我们吞了,这种感觉很强烈,但麻叔已经不许我说话,我只能把我的感觉藏在自己心里。石条街上的人很快就多起来。机关食堂的烟囱里冒出白烟,很快就有香气放出来。这些气味中最强烈的、最迷人的就是炸油条的香气。我仿佛看到了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的情景。我随即想起,杜大爷的大闺女女婿不是在公社食堂里当大师傅吗?如果杜大爷进去找他,肯定可以吃他个肚子圆。杜大爷可能因为死牛的事把这门亲戚给忘了。他还有个四日女女婿在屠宰组里杀猪,杜大爷要进去找他,肯定也能吃个肚儿圆。杜大爷把这门亲戚也给忘了。更重要的是,杜大爷的女婿们很可能把我和麻叔也请进去,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老丈人沾光吃个肚儿圆。我看着杜大爷,用焦急的眼神提醒他。但杜大爷的眼睛眯着,好像什么也看不见。话就在我嘴边,随时都可能破唇而出。这时麻叔说话了:“老杜,你没去看看你那两个贵婿?”
杜大爷说:“你想啥好事它就想啥好事!”
杜大爷惊喜无比,说:“罗汉,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你这一刀,牛轻松了,我也轻松了。你要早来这么一刀,双脊没准早就好了,根本不用到公社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见了老董同志一定让他把你留下当学徒,我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我看准了的人没有错的……”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了……”
老董同志蹲下,扒着牛眼看看,蹲着向后挪了几步,端详着牛的蛋皮,好像看不清楚似的,他摘下眼镜,放到裤子上擦擦,戴上,更仔细地看,他的鼻失几乎要触到牛的那皮上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戳戳那儿,叹了一口气。他站起来,又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睛使劲挤着,一脸痛苦表情。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麻叔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敲门把手都敲破了!”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我说:“对极了!”
杜大爷对着我眨眨眼,低声说:“罗汉,闻到大闺女味了没有?”
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生产队的记工房里看到了麻叔。
男青年急了,说:“老头,你怎么把我比成牛呢?”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我说:“太好了,大爷,好不好也不在趴下不趴下上,大小鲁西不也趴过一夜吗?不是照样好了吗?”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肯定在屋里。”
我看看黑暗中的双脊,看不到它的表情,只能听到它的粗浊的喘息。
麻叔搔搔头,说:“老杜,想不到你一个老中农,还有点爱社如家的意思。”
麻叔说:“同志,不要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让你去你就去,家里的事就甭管了!”
杜大爷说:“简直是睁着眼说梦话,到公社有20里地,你让我们走几天?”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杜大爷道:“直到现在还没看到兽医站一个人影子呢!”
我们拖着双脊,走上了去公社之路。
杜大爷解开了牛缰绳。他把大小鲁西的缰绳交给我,他亲自牵着双脊的缰绳。他对五花说:“你回去吧,让你娘擀一轴子杂面条,待会儿我和罗汉回去吃。”
我说:“它连香喷喷的棉籽饼都不吃了,它的蛋皮肿得比水罐子都要大了。”
我说:“你既然看出国军必败,为什么还不去当八路?”
他说:“年轻人,好好闯吧,将来弄这样一个娘们儿做老婆。”
王保管说:“吃牛肉?哪里有牛肉?”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
麻叔道:“还有小罗汉当见证人嘛!”
“你们是死人吗?”麻叔道:“为什么不喊他们?”
十一
我说:“当生产队长屈了您的才,您应该当公社书记!”
我说:“闻到了。”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就你这模样还想有个当公社书记的爹?”杜大爷把瓶子递给我,说,“行了,爷们儿,别做梦了,喝点凉水吧,喝了凉水好赶路。”
杜大爷说:“为什么不能把你比成牛?天地生万物,人畜是一理嘛!”
我说:“我不愿去。”
杜大爷折了一根树枝,转到牛后,将树枝戳到牛的蛋皮里搅着。牛似乎很痛苦,想抬起后腿蹬人。但它仅有蹬人的意念,没有蹬人的力气了。它的后腿抬了抬就放下了。它只能用浑身的哆嗦表示它的痛苦。杜大爷真诚地说:“牛啊牛,你忍着点吧,这是为了你好……”蛋囊里的脏物哗哗地往外流,先是白的、黄的,最后流出了红的。杜大爷扔掉树枝,说:“好了,这一下保证好了!”
我刚跑到棉花加工厂大门口就碰到了麻叔。麻叔骑着一辆自行车,身体板得像纸壳人一样。他骑车的技术很不熟练,我隔着老远就认出了他,一认出他我就大声喊叫,一听到我喊叫他就开始计划下车,但一直等车子越过了我十几米他才下来,而且是很不光彩地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后从车下钻出来的。我跑过去,沉痛地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
我说:“我看那个男的呢!”
老董同志说:“多谢了,我这就给你们去开死亡证明。”
我紧紧地闭着嘴,生怕话从嘴里冒出来。
麻叔看看杜大爷,将手里那根卷好的烟扔过去。杜大爷慌忙接住,自己掏出火机点燃。他蹲下抽烟,身体缩得好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刺猬。
我们离开柳荫,重返沙石路。初夏的正午阳光其实已经十分暴烈,沙石路面放射着红褐色的刺眼光芒。我建议歇一歇,等太阳落落再走。杜大爷说多歇无多力。而且他还说阳光消毒杀菌,而且他还说其实双脊冻得要命,你难道没看到它浑身上下都在打哆嗦吗?我相信杜大爷的生活经验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我就不跟他争辩。我更希望能早些到了公社兽医站,让双脊的病及时得到治疗,我其实是个善良的孩子。
麻叔说:“我要去公社开会,王保管你去看看吧。”
我们一前一后,推拉着它在街上走。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着,才能防止它像堵墙壁一样倒在地上。
徐会计说:“要不要给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打电话?”
我说:“屋里没点灯。”
我们在徐会计的指挥下,往双脊的嘴里罐了一瓶醋,据村里的赤脚医生说醋能消炎止痛。我们还弄来一个像帽子那样大的马蜂窝,捣烂了,硬塞到它的嘴里去,据徐会计的爹说,马蜂窝能以毒攻毒。我们还弄来一块石灰膏子抹到它的蛋皮上,据说石灰是杀毒灭菌的灵药。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麻叔道:“看看,一听说吃牛肉就急了嘛!”
杜大爷说:“队长,要杀要砍随你,但是你不能骂我,我转眼就是奔70岁的人了。”
杜大爷回来,气呼呼地说:“麻子根本不关心,说没事没事没事,他妈的巴子,他没看怎么知道没事?”
麻叔狡猾地笑着说:“吃牛肉时找不找你?”
“我的天,”男青年一惊一咋地说,“你们真够残忍的,小郭小郭你看看他们有多么残忍!”
老董同志压低了声音说:“老管,如果有人问,希望你们说我抢救了一夜,终因病情严重不治而死!”
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
“你逼得我哑巴开口,”杜大爷说:“你看看吧,怎么着也是条性命,你们把它的蛋子挖出来吃了,你们舒坦了,可是它呢?”
麻叔说:“太平村的。”
杜大爷说:“已经够快了,不要不知足。歇歇,吃点东西。”
杜大爷说:“那就看着它死?”
我说:“人家睡觉了咱怎么办?”
黎明时,我被杜大爷一巴掌拍醒。我迷迷糊糊地问:“大爷,天亮了吗?”杜大爷说:“罗汉,毁了炉子……我们的牛死了……”听说牛死了,睡意全消,我的心中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从铁门边上一跃而起,我就到了牛身边。这天早晨大雾弥漫,虽是黎明时分,但比深更半夜还要黑。我伸手摸摸牛,感到它的皮冰凉。我推了它一下,它还是冰凉。我不相信牛死了,我说:“大爷,您怎么能看到牛死了呢?”大爷说:“死了,肯定死了。”我说:“你把打火机借给我用用,我看看是不是真死了。”杜大爷将打火机递给我,说:“真死了,真死了……”我不听他那套,点燃打火机,举起来一照,看到牛已经平躺在地上,四条腿神得笔直,好像四根炮管子。它的一只眼黑白分明地盯着我,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捂灭打火机,陷入黑暗与迷雾之中。”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我说:“我们四天四夜没睡觉了。麻叔说:“你给我闭嘴!你再敢插嘴看我敢不敢用大耳刮子扇你!”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杜大爷说:“今天可不能睡了,咱得赶快找老董同志给双脊打上针,打上针心里就踏实了。”
我打了一个哈欠说:“在家时播完国际歌我就睡了觉了。”
麻叔问杜大爷:“兽医站的人怎么个说法?”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大道两边的冬青树、一排排的红瓦高房、高房前的白杨树、红砖墙上的大字标语,等等,这些东西一齐刺激我,折磨我,让我感到激动,同时还感到胆怯。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像个特务,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低声说:“低下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
兽医站铁门紧闭,从门缝里望进去,能看到院子里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似乎还有一口井,井边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些蓬松的植物。一只狗对着我们叫着,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杜大爷说:“罗汉,我在这里看着,你回家向你麻叔报信去吧。”
“怎么办?大爷,你说咱们怎么办?”我问。杜大爷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等着吧!”一等什么?”“等天亮吧!”“天亮了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是死了,顶多让我们给它抵命!”杜大爷激昂地说。我说:“大爷啊,我还小,我不想死……”杜大爷说:“放心吧,抵命也是我去,轮不到你!”我说:“杜大爷您真是好样的!”
我们坐在兽医站门口,背倚着冰凉的铁门,灰白的雾像棉絮似的从我们面前飘过去。天气又潮又冷,我将身体缩成一团,牙齿得得地打战。我努力克制不去看死牛,但我的眼睛却忍不住地往那里斜。其实那里也是浓雾弥漫,牛的尸体隐藏在雾里,就像我们的身体隐藏在雾里一样。但我的鼻子还是闻到了从死牛身上发出来的气息。这气息是一种并不难闻的冷冰冰的腐臭气息,像去年冬天我从公社饭店门前路过时闻到的气息一模一样。
麻叔道:“皇帝老子还有两门穷亲戚呢!去看看吧,正是开饭的时候。”
杜大爷说:“依我看,八路的人能吃苦,国军的人不能吃苦。八路的人没有架子,大官小官都没架子,国军的人架子大,国军的大官架子倒不大,小官反倒架子大,官越小架子越大。俺家东厢房里住过国军一个少尉,连洗脚水都要勤务兵给端到炕前,但八路的团长还给俺家扫过院子。还有,八路的人不跟女人粘糊,我看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国军的人就不一样了,见了漂亮娘们儿,当官的带头上。就这几条,国军非败不可。”
我说:“我这辈子不要老婆。”
杜大爷说:“饿死不吃讨来的饭。”
杜大爷一声未了,双脊便像一堵朽墙,瘫倒在地上。
杜大爷说:“望山跑死马,望树跑死牛,起码还有五里路。不过,这比我原来想的快多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多亏了你小子那一刀,不过,如果没有我那一根树枝也不行。”我们越往前走,太阳越发红。路边那个棉花加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下班,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在路上散步。他们身上散发着好闻极了的肥皂气味。那些漂亮女人身上,除了肥皂气味之外,还有一些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
杜大爷说:“刚才还说这辈子不要老婆呢,见了大闺女眼睛像钩子似的!”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急性病毒……”
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我们终于赶到了兽医站。那时候公社的高音喇叭晚上七点开始广播,开始广播时先播东方红,播完了东方红就预告节目,预告完了节目是新闻联播,播完了国家新闻就播当地新闻,播完了当地新闻就播样板戏,播完了样板戏就播天气预报,播完了天气预报就播国际歌,播完了国际歌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再会”,这时候就是晚上九点半,连一分钟都不差。我们在兽医站前刚刚站定,播音员就与我们“再会”了。杜大爷说:“九点半了。”
我回过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麻叔嘴角上似乎挂着一丝笑容,问我:“你说双脊要死?”
麻叔道:“老杜,我知道你那点小心眼,你不就是怕我跟罗汉沾了你的光吗?我们不去,我们不会去的!”
麻叔卷好一支烟,伸出舌头舔了一下烟纸,华出舌头上的烟末,顺便骂了一句:“狗日的!”
太阳发红时,我们已经望到了公社大院里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我兴奋地说:“快了,快要到了。”
我们敲响了铁门。起初我们不敢用力敲,那铁门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铿铿锵锵地,像放炮一样。我们敲了一下,那条狗就冲到门口,隔着铁门,往我们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狂叫。但屋子毫无动静。我们的胆壮了,使劲敲,发出的声音当然更大,那条狗像疯了似的,一下下地扑到铁门上,狗爪子把门搔得嚓嚓响,但屋子里还是没有动静。杜大爷说:“算了吧,就是个聋子,也该醒了。”
杜大爷说:“闭住你的嘴,别烦我了!”
我真心盼望着双脊赶快好起来,它不好,我和杜大爷就得不到解放。但双脊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它的蛋皮流出了黄水,不但流黄水,还散发出一股恶臭。这股恶臭的气味,把全村的苍蝇都招来了。我们牵拉着他走到哪里,苍蝇就跟随到哪里。它的背弓得更厉害了。由于弓背,它的身体也变短了。它身上的毛也战起来了,由于戗毛,它身上的骨节都变大了。它的泪水流得更多了。它不但流眼泪,还流眼屎,苍蝇伏在它的眼睛周围,吃它的眼屎,母苍蝇还在它的眼角上下了许多蛆。它的蛋皮上也生了蛆。
杜大爷的话我真是爱听。
杜大爷说:“只怕走到半路上它就死了!”
麻叔转到牛后,弯下腰看看,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杜大爷说:“可不敢胡说!公社书记个个顶着天上的星宿,那不是凡人。”
我们把它拉到生产队饲养室门外。杜大爷提来一桶水,想让它喝点。但它的嘴唇放在水面上沾了沾就抬起来了。它的嘴唇上那些像胡须似的长毛上滴着水。清亮的水珠从它嘴唇上那些长毛上啪哒啪哒地滴下来,好像一滴滴眼泪。它的眼睛其实一直在流泪。泪水浸湿了它眼睛下边两大片皮毛,显出了明显的泪痕。杜大爷跑进饲养室,用一个破铁瓢,盛来了半瓢棉籽饼,这是牛的料,尽管这东西牛吃了拉血丝,但还是牛最好的料。只有干重活的牛才能吃到这样的好料。杜大爷把那半瓢棉籽饼倒进水桶里,伸进瓢去搅了搅。杜大爷温柔地说:“小牛,你喝点吧,你闻闻这棉籽饼有多么香!”双脊把嘴插进水桶里,蘸蘸嘴唇就抬起来了。杜大爷惊异地说:“怎么?你连这样的好东西都不想喝了吗?”拴在柱子上的那些牛们,其中包括大小鲁西,闻到棉籽饼的香味,都把眼睛斜过来。杜大爷说:“罗汉,你去跟麻子说吧,你是他的侄子,你的面子也许比我大。你去说吧,你就说双脊很可能要死。你说他如果不来,那么,牛死了他要负全部的责任,你去吧。”
麻叔道:“你以为我不急?牛是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的命根子,死个人,公社里不管,死头牛,连党委书记都要过问。”
杜大爷说:“转回头吧,看也是白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麻叔恼怒地说:“老杜,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了?”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得?不知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杜大爷说:“咱这牛算急病号,敲门就是。”
麻叔说:“您这是让我们撒谎!”
杜大爷说:“看什么?他们都是公家人,去了影响他们的工作。”
杜大爷咧着嘴,好像要哭,憋了半天才说:“队长,您这是欺负老实人!”
他说:“咱爷俩一夜都没合眼,双脊的蛋子还是肿成了这样,可见这头牛不能阉,人家老董同志也说不能阉,这头牛配过牛不能阉了,你麻叔非要阉,所以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责任也落不到咱爷俩头上,你说对不对?”
麻叔一到兽医站门口,支起车子,满脸红锈,好似生铁,围着牛转了一圈,然后声色俱厉地说:“好啊!老杜,让你们给牛来治病,你们倒好,把它给治死了!”杜大爷哭丧着脸说:“队长,自从这牛阉了,我和罗汉受的就不是人罪,它要死,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盘打开了的丰收烟。丰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杜大爷说:“我家四个女婿,三个吃公家饭!”麻叔说:“这样吧,你和罗汉,拉着双脊到公社兽医站去,让老董给治治。”
我把那个包饼子的蓝包袱捆在腰里,跑上了回村之路。
女青年细眉单眼,头很大,脸也很大,脸很白,牙也很白。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男青年跑到牛后,弯着腰,看双脊那个地方。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男青年问:“这牛怎么啦?”
我们拉着牛,在胡同里慢吞吞地走着。杜大爷咳嗽了几声,说:“罗汉小爷们儿,其实,你是咱村里最有天分的孩子,他们都是狗眼看人低,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20年后回头看,你保证是个大人物!”
小桃走到担架前,一屁股坐下,双手拍打着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孙大林前年冬天死在打麻湾的战斗中。那次战斗也是黎明前发起的,先是从东南方向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荡得房子摇晃,窗纸破裂,然后就是爆豆般的枪声。当时她与现在一样,也是把左手掖在衣襟下,用右手的袖筒罩着嘴,在院子里一边呻吟一边急急忙忙地转圈子,好像一头在磨道里被鞭子赶着的老驴。她的小儿子小林披着棉被、赤着双腿从屋子里跳出来,眺望着东南方被火光映红了的天空,兴奋地嚷叫着:打起来了吗?打起来了,好极了,终于打起来了!她用长长的像哭泣一样的腔调说: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啊,打起来有什么好?你哥在里边呐!小林今年十九岁,是个号兵,此刻他正在攻城的队伍里。从大儿子当了兵那年开始,只要听到枪炮声她就心痛、呻吟、打嗝不止,只有跪在观音菩萨的瓷像前高声念佛,这些症状才能暂时地得到控制。
她说是的,这里是孙小林家。她的心里有很多怀疑,这个女子,昨天晚上还是一副嘶哑的嗓子,她像破锣一样,怎么一夜工夫就变得如此清脆了呢?接着她就听到了墙头上的公鸡发出了撕肝裂胆般的叫声,公鸡也就趾高气扬、充满了英雄气概。随即她还听到了墙根上的狗叫和邻居孩子沙哑的哭声。从听到了公鸡啼叫的那一刻,她感到那股要把自己的身体飘浮起来的力量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沉重无比,仿佛随时都会沉到地下去。刚才只有把住门框才能不漂起来,现在是不把住门框就要沉下去了。随着担架的步步逼近,她的身体越来越沉重,脚下俨然是一个无底的黑洞,身体已经悬空挂起,只要一松手,就会像石头似的一落千丈。她双手把住门框,大声地哭叫着,企望着能有人来援手相救,但卫生员和两个民夫都袖着手站在一旁,对她的喊叫和哀求置若罔闻。她感到手指一阵阵地酸麻,逐渐变得僵硬,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然后她就感到身体飞快地坠落下去,终于落到了底,并且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响,身体周围还有大量的泥土飞溅起来。她在坑底仰面朝天躺着,看到一盏昏黄的马灯探下来,在马灯的照耀下,出现了女卫生兵的涂了金粉一样的辉煌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慈祥无比,与观音菩萨的脸极其相似,感动得她鼻子发酸,几乎就要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放声大哭。随即有一条黄色的绳子伸伸缩缩地顺下来,绳子的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疙瘩,很像毒蛇的头颅。她听到一个声音在上边大喊:
民夫摇着头,躲到一边去了。
“大娘,我不是您的儿子,但我请您说我就是您的儿子,否则我就要被野狗吃掉了,大娘,求求您了,您对我好,我娘也会对您的儿子好的……”
她急忙从炕上爬起来,下炕时糊糊涂涂地栽到了地上。顾不上头破血流,她腾云驾雾般地到了大门外,看到昨天见到过的那个女卫生员手里提着一盏马灯,身上斜背着一个棕色的牛皮挎包——挎包带子上拴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搪瓷缸子和一条洁白的毛巾——急匆匆地走过来。在女卫生员的身后,两个身穿青衣的民夫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捆着一根粗大的席筒。女卫生员站在她家门口,满面悲凄,低声问讯:
“这里边有鬼!”民兵队长怒冲冲地说:“孙小林根本就不是这副模样,这分明是个敌人!你们把敌人当烈士安葬,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小桃脱下孝衣,夹在腋下,没忘记提着那根柳木棍子,对着她点点头,转身也走了。
那个姓唐的女卫生员感动地说:
担架队漫长得像一条河,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但终于过完了。她铁了心地认为小林就在其中的某副担架上。她哭嚎着,跟着担架队往前跑。一路上跌跌撞撞,不断地跌跤,但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她跌倒后马上就能爬起来,继续追赶上去。
“孩子,你真的不是我的小林吗?你不是我的小林,那我的小林哪里去了?”
女卫生员招呼了一下那两个民夫,急匆匆地走了。两个民夫跟在她的身后也是一路小跑,好像身后存在着巨大的危险。他们连担架都不要了。但转眼之间女卫生员又折回来,从怀里摸出一个黑色的呢绒帽子,戴到她的头上,说:
“对啊,”女卫生员说,“你说他是什么样子?难道母亲认不出儿子,你一个外人反倒能认出?”
她嗫嚅着:不,你们骗我,骗我,我家小林死了,小林,我的儿,你死了,你哥也死了,娘也要死了……
村长说:
“孙大娘,您节哀吧,我们的心里与您同样难过,但要打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儿子,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
攻打县城的战役在村子西南二十里外进行,大炮的阵地设在村子东北十五里的河滩柳树林里。炮弹出膛的红光与炮弹爆炸的蓝光在东北和西南方向遥相呼应,尖利的呼哨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三天前,民兵队长带着人来把院门和房门借走了,说是绑担架要用。他们噼哩喀啦地卸门板时,她的心情很平静,脸上没有难看的表情,但民兵队长却说:大婶,您是烈属,又是军属,卸您家的门板,我知道您不高兴,但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村要出五十副担架呢。她想表白一下说自己没有不高兴,但话到唇边又压了下去。此刻,在抖动不止的强光映照下,被卸了门板的门口,就像没了牙的大嘴,断断续续地在她的眼前黑洞洞地张开。她感到浑身发冷,残缺不全的牙齿在口腔里各尽所能地碰撞着。她将左手掖在衣襟下,用右手的肥大袖筒罩着嘴巴,在院子里急急忙忙地转着圈子,脚下的草鞋擦着地面,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每一声爆炸过后,她都感到心头剧痛,并不由自主地发出长长的呻吟。从敞开的大门洞里,她看到炮火照亮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十几只黄鼠狼拖着火炬般的肥大尾巴在街上蹦蹦跳跳,宛如梦中景物。邻居家那个刚刚满月的孩子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哭嚎,但马上就没了声息,她知道是孩子的母亲用乳房堵住了孩子的嘴。
她继续哀号着:我的儿啊,你死了娘可怎么活啊……但她的哭声很快停止了,她看到伤兵的手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而自己的儿子手上没有疤。卫生员拉着她的胳膊把她从担架上拖开,然后对着担架队挥一下手,说:赶快走!
她还想下炕到场院里去找儿子,但双腿像两根死木头不听指挥,于是她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
“这里是孙小林家吗?”
民兵队长转身就往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来说:
村长大踏步地往外走去,民兵们跟在他的后边一路小跑。
村长说:
“那么,大娘,您说吧,这是不是您的儿子?”
“这里是孙小林的家吗?”
她顺从地抓住绳子。绳子软得像丝棉一样,抓在手里几乎没有感觉,好像抓着虚无。同时她也感到自己的身体很轻,像一个纸灯笼的壳子,随着绳子,悠悠晃晃地升了上去。
“你胡说!”
黎明时分,震耳欲聋的连串巨响把正在恶梦中挣扎的孙寡妇惊醒了。她折身坐起来,心里在嘭嘭乱跳,头上冷汗涔涔。窗外,爆炸的强光像闪电抖动,气浪震荡窗纸,发出嗦嗦的声响。她披衣下床,穿上蒲草鞋,走到院子里。没有风,但寒气凛冽,直沁骨髓。她抬头看天时,有一些细小冰凉的东西落在了脸上。下雪了,她想,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吧。
“狗剩子,你说小林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给我说说,他是什么样子?”
“孙马氏,抓住绳子!”
她看着民兵队长气得发青的脸,说:
她低下头,更仔细地观看着担架上的尸体,并且努力回忆着儿子的面貌,但奇怪的是,她竟然记不起儿子的面貌了。
她从箱子底下找出一条新的白毛巾,蘸了热水给他擦脸,擦着擦着,小林的面貌就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她将脑海里的小林与眼前的士兵进行了对比,越来越感到他们相似,简直就像一对孪生的兄弟。她的眼泪落在了死者的脸上。她将他身上的绿衣剥下来。衣服褶皱里虱子多得成堆成团。她厌恶地将它们投到灶火里,虱子在火中哔哔叭叭地响。死者赤裸着身子,脸色红晕,好像羞涩。她叹息着,说:在娘的眼里,多大的儿子也是个孩子啊!她用小笤帚将死者身上的虱子扫下来,投到灶火里。死者瘦骨嶙峋的身体又让她的眼泪落下来。她找出了小林穿过的旧衣裳,给他换上。穿上了家常衣裳的死者,脸上的稚气更加浓重,如果不是那两只粗糙的大手,他完全就是个孩子。她想,无论如何也得给这孩子弄副棺材,不能让他这样入土。她把墙根上那个木柜子拖出来,揭开盖子,将箱子里的破衣烂衫揪出来,扔到一边。她嘴里嘟哝着:
(此文原载于《天涯》1999,5)
西南方向响了一阵枪,但很快就沉寂了。她又跪在菩萨面前,磕头,念佛,祷告。她相信那个炮兵团长的话,心里确凿地认为,儿子的队伍已经攻进了城市,战斗已经结束了。但大炮又一次响起来,她跑到院子里,看到许多炮弹在空中就像黑老鸹一样来来回回地飞翔着。有一颗炮弹落在了村子中央,发出一声惊人的巨响,她的耳朵就像进了水一样嗡嗡着,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到声音。她看到一根灰色的烟柱从村子里升起来,一直升到了比树梢还要高的地方,才慢慢地飘散。她听到村子里响起了女人的哭声,男人的叫喊声,还有杂沓的脚步声,好像有许多人在大街上奔跑。她嗅到早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比大年夜里村子里所有人家一起放鞭炮时的气味还要浓。就在大炮轰鸣的间隙里,枪声、呐喊声、军号声,又像潮水一样,从西南方向漫过来。听到军号声,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她回到屋子里,给菩萨上香,然后磕头、念佛、祷告。就这样她在院子和屋子里出出进进,不渴也不饿,脑子里乱哄哄的,耳朵里更乱,好像装进去了一窝蜜蜂。
她努力回忆着儿子的模样,但脑子里依然一片空白。
死者微笑不语。
中午时分,又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但这一次她没有听到军号声。她感到裤子里一阵发热,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自己尿了裤子。一群黑色的乌鸦从她的头顶上怪叫着飞了过去,一个不祥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心灵。她手扶着门框子,浑身打着哆嗦。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军号不响,就说明儿子已经死了。她晃晃荡荡地出了家门,走到胡同里。她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了,但她知道自己正在向前走。她走到大街上,看到一匹黑马从西边飞奔过来。马上骑着一个人,身体前倾着,黑色的脸就像一块生硬的铁,闪烁着刺目的蓝光。黑马像一股旋风从她的面前冲了过去。她的心里有些迷惑,迷茫地盯了一会马蹄腾起来的黄尘,然后继续往前走。街上出现了一些穿灰色军衣的兵,她知道他们是和儿子一伙的。他们的脸都紧绷着,一个个脚步风快,谁也顾不上跟她说话。她还看到从那间临街的碾屋里,拉出了几十根电线,有很多人在里边大声地喊叫着,好像吵架一样。一个穿着黑色棉袄、腰里扎着一根白布带子的男人弓着腰迎面过来。她感到这个人似曾相识,但一时又记不起他是谁。那人拦在她的面前,大声问:你到哪里去?这人的声音也很耳熟,但她同样记不起这是谁的声音。那人又问:您要去哪?她哭着说:我去看看儿子,军号不响了,我儿子死了……那人伸手拉住她的袖子,往路边的屋子里拖着她。她努力地挣扎着,说:放我走,我去看看小林,大林死时我就没看到他,这次说什么也要看看小林……她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儿子,我的小林,我的可怜的小林……在她的哭声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松开了拉住她的衣袖的手,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一些闪烁不止的光芒,似乎是泪水。她摆脱了男人,对着西南方向跑去。她感到自己在奔跑,用最快的速度。没等她跑出村子,络绎不绝的的担架队就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听到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喊叫着:
她感到头上温暖无比,眼泪连串涌出,流到脸上马上就结了冰。
“大婶,您说吧,您说是就是,您说不是就不是。”
女卫生员对着那两个民夫挥了挥手,他们心领神会地将担架抬起来,小心翼翼地往院子里走去。他们抬着担架从她的面前走过时,她嗅到了儿子身体的气味从席筒里汹涌地洋溢出来。她被儿子的气味包围着,心里产生了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抬担架的两个民夫个子都不高,担架绳子又拴得太长,过门槛时,尽管他们用力将脚尖踮起来,门板还是磨擦着门槛,发出了干涩锐利的声响。民夫将担架抬到院子当中,急不可耐地扔到地上。担架发出一声闷响,心痛得她几乎跌倒。女卫生员恼怒地批评他们: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待烈士?那两个民夫也不说话,蹲到墙根下抽起旱烟来。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们黑色的棉衣和黑色的脸膛,焕发出一圈死气沉沉的紫色光芒,光芒很短促,像牛身上的绒毛。青色烟雾从他们的嘴巴和鼻孔里喷出来,院子里添了烟草的辛辣气,部分地掩盖了儿子的气味和雪下泥土的腥气。女卫生员站在她的面前,用听起来有几分厌烦的口吻说:
院子里只剩下她和躺在担架上的年轻人。她蹲在担架旁边,端详着他的虽然冻僵了但依然生气勃勃的脸,大声说:
“平时觉得怪熟,但这会儿还真记不起他的样子了……”
“打仗前他不是刚回来过吗?”村长说,“小桃,你年轻眼尖,你说吧,这是不是小林?”他又对民兵们说,“你们也想想,孙小林是不是这个模样?”
她感到鼻子一阵酸热,更多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把脸贴到士兵的脸上,哭着说:
女卫生员抖着嘴唇,好像要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她只是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那顶帽子,转身就跑了。
众民兵也摇着头,说:
“行了,小唐同志,您可以放心地去了!”
“别急,”村长老练地说,“也许是临时换了套衣服?这种事情打扫战场时是经常发生的,去年我就看到咱们的一个营长,穿了一套这样的衣服在大街上骑马奔跑,头上还戴了一顶大盖帽子。大婶子,你好好认认,这是不是小林?”
她把他抱到箱子里。箱子太短,他的双腿从箱子的边沿上探出去,好像两根粗大的木桩。她抱住死者的腿,试图使它们弯曲,但它们僵硬如铁,难以曲折。这时,走了的小桃又回来了。她看着小桃哭肿的眼睛,低声哀求着:小桃,好孩子,帮帮大娘吧,把他的腿折进去。小桃噘着嘴,气哄哄地走到墙角,提过来一柄大斧,用手指试试斧刃,脸上显出一丝冷笑,然后她紧了紧腰带,往手心里啐了两口唾沫,抓住斧柄,将斧头高高地举起来。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托住了小桃的胳膊。两个人正在僵持着,就听到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喊叫:
女卫生员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小桃迷惑地摇着头,一言不发。
她感到那把军号就像一块烧红了的热铁,烫得手疼痛难忍,并且还发出了滋滋啦啦的声响。她感到自己的双腿就像火中的蜡烛一样溶化了,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坐在了地上。她把烫人的铜号紧紧地搂在怀里,就像搂住了吃奶的婴儿。她嗅到了从号筒子里散发出的儿子的独特的气味。女卫生员弯下腰,伸出手,看样子是想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她紧紧地搂着铜号,屁股往后移动着,嘴里还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女卫生员无奈地摇摇头,低声说:
黎明前那阵黑暗过去了,她在院子里,转着圈子打嗝、呻吟。往常里只要跪在菩萨像前就可以心安神宁,但今天她无论如何也跪不住了,只好跑到院子里转圈。大炮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从西南方向,传来了一阵阵刮风般的枪声,枪声里似乎还夹杂着人的呐喊,而军号的声音似乎漂浮在枪声和人声之上。她知道,只要有号声,就说明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小雪还在飘飘地下落,地上积了薄薄的一层,她的草鞋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大圈凌乱的痕迹。她嗅到尖利的东北风送来了浓浓的硝烟气味,这气味让她想起了儿子走后自己去柳树林子里找他的情景。她听村子里那些来征集门板的民兵说,村子东北方向的柳树林子里有部队。她将儿子吃剩下的葱花鸡蛋油饼揣在怀里,走了半上午,找到了那里。她看到灰蒙蒙的柳树林子里,有几十门大炮高高地伸着脖子,一群小兵蚂蚁般地忙碌着。没等走到柳林边上哨兵就把她挡住了。她说想见见儿子。哨兵问她儿子是谁?她说儿子叫孙小林。哨兵说我们这里没有个孙小林。她说让我过去看看,我儿子在哪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哨兵不让她过去,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要是你的娘来看你,你也不放她过去吗?哨兵让她问得一时语塞,这时一个帽子上插满柳枝的黑大汉走过来,问:大娘您有什么事?她说找儿子,找孙小林,她说我儿子是个吹号的,个子高高的,脸很白。黑大汉说,大娘,我们团里没有叫这个名的,我是团长,不会骗您,您的儿子,很可能在围城的步兵部队里。如果您想找,就到那里去找吧,不过,团长说,您最好别去,大战当前,部队忙得很,您去了也不一定能见到他。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团长说:大娘,放心吧,我们现在有了大炮,跟打麻湾时不一样了。那时候攻城,步兵死得多,有了大炮之后,步兵发起冲锋前,我们的大炮先把敌人打懵了,步兵冲上去抓俘虏就行了。团长的话让她感到欣慰,也很感激,她将手里的包袱递给团长,说:团长,我听你的,不去给小林添麻烦了,这是他没吃完的饼,您要不嫌弃,就拿回去吃了吧。团长说:大娘,您的一片心意我领了,但这饼您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她说:您还是嫌脏。团长慌忙说:大娘,您千万别误会,我们有军粮,怎么好意思吃您的口粮?她怔怔地盯着团长的脸,团长接过包袱,说:大娘,好吧,我拿回去,谢谢您老人家。
“我差点把这个忘了,你儿子的连长说,这是你儿子是给你买的礼物,连长说你儿子是个孝子。”
“这怎么可能?我亲眼看着把他卷进席筒的,这怎么可能?他根本没穿这样的衣服,他的连长还亲自把他的大睁着的眼睛合上了,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他们俩。”她指了指两个抬担架的民夫。民夫们摇着头,不肯定也不否定。女卫生员着急地说:“你们说话呀!?”
“孙大娘,我不得不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儿子孙小林,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
担架队停在了高财主家的打谷场上,场子中央搭起了一个高大的席棚,担架还没落地,就有七八个胸前带着白色遮布的人从席棚里冲出来。放下了担架的民夫们闪到一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张开大口喘粗气。那些医生冲到担架前,弯下腰观看着。她也跟随着冲过去,大声哭喊着儿子的名字。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瞪了她一眼,哑着嗓子对那女卫生员说:小唐,把她弄到一边去。卫生员上来,拉住她的胳膊,粗声粗气地说:大娘,行了,如果您想让您的儿子活,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她叹息一声,将双手伸到他的身下,轻轻地一搬就把这个高大的身体搬了起来,他的身体轻得就像灯草一样。
三天前小林回来过一次,说是连长知道他是本地人,特批给他一天假。她看到当兵不满一年的小儿子窜出了半个头,嘴唇上那些茸毛胡子变黑了也变粗了,但还是那样一张笑盈盈的脸,生动活泼,像个没心没肺的大孩子。她的心中充满了欣喜,目光就像焊在了儿子脸上似的,弄得他不好意思起来,说,娘你别这样看我好不好?她的眼泪哗哗地就流了出来。他说:你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她抬起手背擦着眼,笑了,说:我是高兴呢,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儿子说:下午就走,连长给了一天假。她的眼泪又冒了出来,儿子不耐烦地说:娘,你怎么又哭了?她问儿子在队伍上能不能吃饱,儿子说:娘,你好糊涂,难道你没听说过:旱不死的大葱,饿不死的大兵!她问儿子吃得好不好,他说: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好,但总起来说比在家里吃得好,你没发现我胖了,高了?她伸手想去摸摸儿子的头顶,但儿子像一匹欺生的儿马蛋子一样往后退了一步。接着她问儿子,当官的打不打人,儿子说:不打人,有时候骂人,但不打人。她还有许多问题想问,儿子却问了小桃。她说小桃挺好的。他说娘我去看看小桃,然后撒腿就跑了。
民兵队长冷冷地说:
她把哭声强压下去,感到悲哀像气体一样,鼓得胸膛疼痛难忍。她停止了哭叫,就听到了伤兵们的呻吟和哭叫。伤兵们一个个地被抬进席棚,她听到一个伤兵在席棚里大叫着:不要锯我的腿,留下我的腿吧……求求你们,留下我的腿吧……
她大声答应着坐起来。然后她感到腿轻脚快,就像一团云从炕上飘下来,随即就站在了被卸去门板的大门口。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点重量也没有,地面像水,总想使她升腾起来,只有用力把住门框,才能克服这巨大的浮力。胡同里一片红光,好像不远处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她心中充满了惊讶,迷惑了好大一会,才弄明白,原来并没有起火,而是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邻居家的土墙上,一只火红的大公鸡,端正地站在墙头上,伸展脖子,看样子是在努力啼鸣,但奇怪的是一点声音也不发出,公鸡啼鸣的雄姿,就变得像吞了一个难以下咽但又吐不出来的毒虫一样难看。土墙下大约有二指厚的积雪,白得刺目,雪上插着一枝梅,枝上缀着十几朵花,红得宛如鲜血。有一条黑狗从远处慢慢地走过来,身后留下一串梅花状的脚印。黑狗走到梅花前便不走了,坐下,盯着花朵,默然不动,如同一条铁狗。她看到,那个昨天在场院里见过的女卫生兵手里提着一盏放射出黄色光芒的马灯,身上背着一个棕色的牛皮挎包,挎包的带子上栓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搪瓷缸子,还有一条洁白的毛巾。她带领着一副担架从胡同口儿走了过来,清脆的声音就是从她的口里发出来:
民兵队长把大枪往肩上耸了耸,说:“村长,我看这事得赶快往上汇报,出了事我们可担当不起!”
“孙大娘,您的儿子牺牲在冲锋的队列里,他的死是光荣的,你生养了这样的儿子应该感到骄傲。我们还很忙,我们遵照着首长的指示,要把牺牲了的本地籍战士送回各家去,您儿子是我们送的第一个人,还有几十具尸体等着我们去送,所以,我请求您赶快验收,腾出担架,我们好去送别人的儿子回家。”
她进了屋子,点着豆油灯盏,找出一束珍藏的线香,引燃三柱,插进香炉里。如豆的灯火颤抖不止,房梁上的灰挂飘飘摇摇地落下来,三缕青烟变幻多端,屋子里扩散开浓郁的香气。她跪在菩萨瓷像前的蒲团上,看到蓝色的闪光中,低眉顺目的菩萨脸庞宛若一枚绿色的光滑贝壳。她仿佛听到菩萨在轻轻地叹息。她闭着眼睛,大声地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她的嗓音颤抖,尾声拖得很长,听起来像哭诉。念着佛号,她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炮声不再进入她的耳朵,打嗝也止住了。但此时她的脑海里出现了大儿子血肉模糊的脸。她极力想忘掉这张其实并没有看见过的脸,但它却像浮力强大的漂木一样,固执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麻湾战斗结束后,在村长的陪同下,她与小林一起赶到了东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一位用绷带吊着胳膊的军人,将她带到了一片新坟前。受伤的军人指指一座新坟前的写着黑字的白木牌子,说:就是这里了。她感到脑子里突然变得迷糊起来,木木地想着:大林怎么会埋在这里呢?心里想着,嘴里就说了出来:大林怎么会埋在这里呢?受伤的军人用那只好手握着她的手说:大娘,您的儿子非常勇敢,他用炸药炸开了敌人的围墙,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听了军人的话,她还是有点迷糊,茫然地问着:你说大林死了?军人沉重地点了点头。她感到好像有人在身后猛推了自己一把,糊糊涂涂地就趴在了眼前的新坟上。她并没感到有多么难过,只是喉咙里甜甜咸咸的,像喝了一口蜜之后,接着又吞了一口盐。她甚至还亲切地嗅到了新鲜黄土的醉人的气味。只是当村长和受伤的军人将她从新坟上拉起来时,她才嘤嘤地、像个小姑娘似的哭起来……大林的脸像鱼儿似的沉了下去,小林的面孔紧接着浮现出来。这孩子有张生动的娃娃脸,面皮白净,口唇鲜红,双目晶亮,两道弯眉就像用炭画上去的。大林死了,小林成了独子。她原以为独子可以不当兵,但村长杜大爷让他去当。她跪在了村长面前,说:他大爷,开开恩吧,给我们老孙家留个种吧。村长说:孙马氏,你这话是怎么说的?现如今谁家还有两个三个的儿子预备着?我家也只剩下一个儿子,不是也当兵去了吗?她还想说什么,但小林把她拉起来,说:娘,行了,当就当吧,人家能去,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村长说:还是年轻人思想开通……
她尽管心如刀绞,但还没到丧失理智的程度。她觉得女卫生员的说辞通情达理,没有理由不听从。于是她就站了起来,往担架边走去。这时,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像高歌样的哭声在大街上响起来。哭声进了胡同,越来越近,转眼间就到了大门外。她擦擦眼睛,看到那个用一条白色的手绢捂着嘴巴、跌跌撞撞哭了来的女人是铁匠的女儿宋小桃。小桃身披重孝,腰里扎着一根麻辫子,头上顶着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白布,手里拖着一根新鲜的柳木棍子。按说没过门的媳妇是不应该戴这样的重孝的,但她戴了这样的重孝,可见对小林的感情之深。她心中十分感动,随着小桃大放悲声。
“孙马氏,你出来!”
小桃是宋铁匠家的老闺女,黑黑的面皮,乍一看不怎么的,但这闺女耐看,越看越俊。小桃跟小林从小就要好,还扎着小抓鬏时,大人们问她:小桃小桃,长大了给谁当媳妇?她说:小林!儿子进了家门说了没有三句话就急着去看小桃,多少让她有点心酸,但她的心很快就被幸福充满了。人哪,谁没从年轻时过过呀?亲爹亲娘,那是另外一种亲法,与姑娘小伙子的亲不是一回事。她看到儿子斜背着一把黄铜色的军号,号把子上拴着一条红绸子,很是鲜艳。儿子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腰里扎着一根棕色的牛皮带,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如果单从后边看,倒像个大人物了。她将埋在杏树下的一小罐白面刨出来,去邻居家借了三个鸡蛋、一小碗油,从园子里掘了一把冻得硬梆梆的葱,就忙碌着给儿子做葱花鸡蛋油饼。半下午时儿子才回来。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尘土,但眼睛却像火炭一样闪闪发光。她没有多问,就赶紧把热了好多遍的油饼从锅里端出来,催着儿子吃。儿子有些歉意,对着她笑了笑,然后就狼吞虎咽起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不时地把盛水的碗往他面前推推,提醒他喝水,以免噎着。转眼间儿子就把两张像荷叶那般大的油饼吃了下去,然后端起水碗,仰起头来喝水。她听到水从儿子的咽喉里往下流淌,咕嘟咕嘟地响着,就像小牛喝水时发出的声音。儿子喝完了水,用手背擦擦嘴巴,说实在对不起,娘,连长让我回家帮您干点活,可是我忘了。她说没有什么活要你干。他说娘我该走了,等打完了县城我就回来看你。他突然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忙说,娘,这是军事秘密,您千万别对人说,我连小桃都没告诉。她忧心忡忡地说:怎么又要打仗?话未说完,眼泪就流了出来。他说娘您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我们连长说过,越怕死越死,越不怕死越死不了。上了战场,子弹专找怕死鬼!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用衣袖擦眼泪。儿子吭吭吃吃地说,本来想给您买顶帽子,但我的津贴让老洪借去买烟了,等打完了仗,他说,我一定攒钱给您买顶帽子,我看到房东家一个老太太戴着一顶呢绒帽子,暖和极了。她只是擦眼泪,说不出话来。儿子说,我走了,我跟小桃说好了,让她常过来看看,娘,您觉着她怎么样?让她给您做儿媳妇行不行?她点点头,说,是个好孩子。儿子说,娘,我走了,我还要赶三十里路呢!她急忙把锅里剩下的两张饼用包袱包起来,想让儿子带走,但等她把饼包好时,儿子已经走到了大街上。她拐着小脚跑出去,喊叫着:小林,带上饼!儿子回过头来,一边倒退行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娘,您留着自己吃吧!娘,回去吧!娘,放心吧!她看到儿子把手高高地举起来,对着她挥动。她也举起了手,对着儿子挥动着。她看到儿子转回了头,好像要逃避什么,飞快地跑起来。她追了几步,便站住了。她的心痛得好像让牛用角猛顶了一下,连喘气都感到困难了。
“大娘,谢谢您……”
“这里是孙小林的家吗?”
卫生员把她拉到一边,按着她的肩头,让她坐在一个半截埋在土里的石磙子上,像哄小孩子似的说:不哭不哭,不许哭了!
村长说:
“孩子,委屈你了……”
她站在路边,看着一副副担架小跑着从面前滑过去,担架上的伤兵有的呻吟,有的哭叫,也有的一声不吭,好像失去了生命。她看到一个年轻的伤兵不断地将身体从担架上折起来,嘴里大声喊叫着:娘啊,我的腿呢?我的腿呢?她看到伤兵的一条腿没有了,黑色的血从断腿的茬子上一股股地窜出来。伤兵的脸白得像纸一样。他的挣扎使前后抬担架的民夫身体晃动,担架悠悠晃晃,就像秋千板儿,前后撞击着民夫的腿弯子和膝盖。
她将他安放在观音像前,出去拉了一捆柴禾,回来蹲在锅前烧水。她不时地回头去看他的脸。在通红的灶火映照下,死者宛若一个沉睡的婴儿。
“好啊,你们竟然把一个敌人抬了回来!你们把敌人的尸体抬回来了,就说明你们把烈士的遗体抛弃了,很可能你们把烈士的遗体卖了,然后拉一个敌人的身体来冒充!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她看到第一副担架上抬着一个脑袋上缠满白布的伤兵,他静静地仰面躺着,身体随着担架的起伏而微微抖动。她感到心中一震,脑子里一片白光闪烁。小林,我的儿子……她大声哀号着扑到担架前,抓住了伤兵的手。在她的冲击下,前头那个抬担架的小伙子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担架上的伤兵顺下去,庞大的、缠着白布的脑袋顶在了前头那个小伙子背上。这时,一个腰扎皮带、斜背挎包、乌黑的头发从军帽里漏出来的女卫生员,从后边匆匆跑上来,大声批评着:怎么搞的?当她弄明白担架夫跪倒的原因后,就转过来拉着她的胳膊说:大娘,赶快闪开,时间就是生命,您懂不懂?
女卫生兵身体笔挺地站在她的面前,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与刚才看到的菩萨面庞判若两人。两个身穿青衣的民夫抬着担架站在她的身后,两张脸皮宛如青色的瓦片。她看到绑成担架的门板,正是自家的门板。门板的边缘上刻着两个字,那是小林当兵前用小刀子刻上的。她不认字,但知道那两个字是“小桃”。门板上放着一个用米黄色的苇席卷成的圆筒,为了防止席筒滚下来,中间还用绳子捆了一道,与门板捆在一起。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她的心头,但这时她的心还算平静,等了一会儿,那个女卫生兵从怀里将一把金黄色的铜号摸出来时,她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女卫生兵将那把黄铜的军号递到她的手里,严肃地说:
她刚刚闭上眼睛,就听到胡同里一阵喧哗。一个清脆的声音问讯着:
她把自己的眼睛几乎贴到了士兵青年的脸上,鼻子嗅到一股熟悉的奶腥气。她畏畏缩缩地将死者额上那绺头发拢上去,看到他双眉之间有一个蓝色的洞眼,边缘光滑而规整,简直就像高手匠人用钻子钻出来的。接着她看到他的脖子上蠕动着灰白的虱子。她大着胆子,抓起了他的手,看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掌上生着烟色的老茧。她心中默念着:也是个苦孩子啊!于是她的眼泪就如同连串的珠子,滴落在她自己和死者的手上。这时,她听到一个细弱的像蚊子嗡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女卫生员问她:
“这是孙小林的家吗?”
“这事没完,你们等着吧!”
“好了,就这样吧。”
做完了手术的伤兵陆续从席棚里抬出来,放在场院中央,她逐个地观看着,心里满怀着希望,不断地念叨着:小林啊,我的小林……她既想看到儿子,又怕看到儿子。这个下午在她的感觉里,漫长得像一年,又短暂得像一瞬。伤兵一批批送来,几乎摆满了整个的场院。她在伤兵之间走来走去,那个姓唐的女卫生员好几次想把她拉走,都没有成功。黄昏时刻,做完了手术的伤兵大部分抬走了,那些神情疲惫、胸前血迹斑斑的医生和嗓音嘶哑的女卫生兵小唐也随着担架走了。留在场院里的,除了几个看守的民夫,便是死去的士兵。天依然阴沉着,但西边的天脚上出现了一片杏黄的暖色。零星的枪响如同秋后的寒蝉声凄凉悲切,拖着长长的尾巴滑过天际,然后便如丝如缕地消失在黄昏的寂静中。还是没有风,轻薄的雪片在空中结成团簇,宛如毛茸茸的柳絮,降落在死者的脸上。她一遍遍地看着那些死人,从一具尸体前挪到另一具尸体前。为了看得更加真切,她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拂去他们脸上的雪花。她感到自己手上那些粗糙的老皮,摩擦着那些年轻的面皮,就像摩擦着绸缎。有时候她发现一个与儿子有点相似的面孔,心便猛地撮起来,接着便嘭嘭狂跳。她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但她总怀疑儿子就在死人堆里,是自己粗心大意把儿子漏掉了。后来,村长和几个民兵架着她的胳膊,提着马灯,把她送回了家。一路上她像个撒泼的女孩,身体往下打着坠儿,嘴里大声喊叫着: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坏种,放开我,我要去找我的儿子……村长把嘴巴贴在她的耳朵上说:大婶子,你家小林没受伤,更没牺牲,您就放下这颗心吧。村长吩咐民兵硬把她抬到了炕上,然后大声说:睡觉吧,老婶子,小林没死,这一仗打下来,最不济也得升个连长,你就等着享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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