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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兄弟

邓友梅当代小说

这弟兄俩像竞走中的两名选手,起步时弟弟在先,哥哥在后,走出去没多远,哥哥超过去了,弟弟落在后边,而且越拉越远。如今已走进整个赛程的一半了,这距离仍未缩小,看来到终点也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了。
市里领导又转身对设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光会打报告向市里要副院长,要总工程师,为什么不眼睛向下?这样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提拔重用,光要老干部老专家哪有这么多?老专家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么?”
维修队在一个小学校干活,主体工程修完了,工人们在吊顶棚。李青问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邵明远今天没参加干活,在才修好的校长办公室计算任务单呢。李青按人们指的方向找到校长办公室,见邵明远和维修队长——就是那位邻居刘师傅垫着两块砖坐在地下,图前铺着几张任务单,邵明远正往本上写什么。刘师傅一见李青进来,马上起身让坐。李青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一会。”邵明远听到说话,这才抬起头,打个招呼,又低下头去写他的。李青问刘师傅:“你们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刘师傅说:“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李青说:“不算突出。”邵明远收起本子,站起来说:“换个说法,叫提前四个月跨入一九五九年,您认为是不是就好听点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没放卫星、翻几番,可是我们的质量、数量保证经得起检查。这百分之三十,是邵工一个工一个工拨拉出来的,我们把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测了时,邵工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我说,你们宣传下放干部的成绩,怎么不谈谈他呢?……”
“把情况汇报上去,让上级决定处理吧。”
“我没法说,因为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邵清远沏茶进来,指指桌上说:“我正写个东西,打算写完拿着去局里……”
把车锁在楼门内,邵明远就领他们上了四楼。每个楼梯拐角处,都成了堆栈,纸盒子、竹筐子、花盆、破锅、成捆的劈柴。邵明远一敲门,门内就传来一片欢呼声。门打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身后跟着一号比一号小的四个孩子。孩子们像是比赛谁的嗓门失:“邵叔叔回来啦!”
邵明远笑道:“这层窗户纸,指头一捅就破,不要这洗澡间,把四平米加到刘师傅住室面积里,中间打个隔断,他就有了两间八米的住室,虽然挤点,爹和儿子住一间,大嫂带三个女儿住一间,是不是比现在强多了?在砌墙时,每面砌上一个烟道,屋内墙上做个洞口,到生炉子时把烟囱往洞口一塞不就用不着打破窗玻璃伸出去,西房北房不会倒烟了吗?外墙也不致于熏得黑漆火燎了吧?”
邵明远说:“跟我闹了点小别扭,住到机关去了!”
邵明远像没听见,仍把目光对着李青:“嗯?”
然而,工程技术人员中对邵清远的看法却并不如此,话里话外,有些不服。尤其是他弟弟,简直到了与他见面就扭头的地步。李青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文人相轻”。因此,还没和邵明远接近,就先对他有了个坏印象。长时间内,他没和邵明远有过什么接触。有时从技术科门外走过,隔着玻璃门看到邵明远总是俯身在一大叠图纸上量量算算,很少见他与人交谈。他认为这是书呆子式的人物。
邵明远说:“可这么一来,我们做饭就只有用那四平米的储藏室了。那屋子没窗户,煤烟油烟只能从屋门往外散。那个门正对我的门,我爱人又刚怀孕,一闻味就呕吐。后来就流产了。她就说我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不关心她还罢了,可连没出世的孩子也毫不关心。这太叫她痛心了。她说这证明我对她的爱情已经冷却!”
设计院负责人说:“邵清远工程师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只怕公司不放!”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刘师傅说:“这就难了,我们这儿惟一的笔杆子、惟一的计算尺、惟一的计划员都是他,他偏不肯为自己写一个字。”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领导说:“这么说不对。工厂遇到困难办不下去,不等于当初没有成绩,这股跃进的热情还是好的嘛,听党的话还是对的嘛,在政治上当时是打了主动仗、胜利仗的嘛。”
邵明远说:“还是换别人吧,这一套我也干不来。”
李青问:“为什么?”
邵清远说:“对,生了孩子,对面那间屋现在也归他住了,邻居搬走了。”
李青早发现自己问冒失了,忙把话头岔过去。告别出来以后,工会主席和李青推着车走了一段路,工会主席问李青:“看来邵明远有些情绪,这到底有什么内幕?”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女主人说:“解放前我们买的,大跃进时国家收了去,现在又发还了。修、补全要自己操心,哪如住公家房好!”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李青把邵氏长见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这不就是吗?”邵明远指指左边一栋说,“我就住在这,你们到我家先坐会,要找谁我领您去。”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展览会开了两个月,李青带着展览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公园,没有再回公司去,公司偶然来人,也从不提化工厂的现状。等展览会胜利闭幕,李青带人回到公司,组织上却告诉他,参加展览去的下放干部、解说员,不必再回化工厂了,另外分配到各生产队跟班劳动去。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投到滑梯上的一只皮球,一旦扔上轨道,就要向前滚去,谁也拦不住,那球自己要停下来也停不住。邵清远下去后,劳动得不错,报纸要继续报导下放干部在劳动中的情况,他又上了报。三个月之后,要组织下放干部报告团,到各处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邵清远自然首先被选中。过了不久,大跃进来了,组织上提出下放干部不仅要在劳动中出思想成果,而且要出物质成果。这时就有个上过几年中学的下放干部,敢想敢干,提出几条建议,要用豆腐作蛋白胶,用工地扔弃的废草袋制造抹灰用的纸筋,用人头发作防雨涂料。尽管有人怀疑这些想法有点怪诞,可那时到处在喊“鸡毛上天”、“大放卫星”、“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谁也不敢把这建议顶回去。党委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有人摇头说不懂化学,有人模棱两可。问到邵清远那里,邵清远说:“从技术上看,行!能够成功。”党委本来就认为,群众的创造性和跃进热情只能支持,不能泼冷水,有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这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马上决定把下放干部集中起来办化工厂,由邵清远任厂长兼工程师,提建议的那个干部任技术员。邵清远一上任,宣布按照革命精神,不向上级要一分钱,白手起家办工厂。于是大家分头上各工地去捡“废品”、大缸、大锅、石碾子、废稻草,陆续全拉到郊区一个空地上了。建筑业的人盖房是容易的,工地上有的是“废”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厂房、办公室全盖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下放干部们敲锣打鼓把一茶缸蛋白胶、一脸盆纸筋,用红绸子包着送到公司党委来。工会和宣传科也敲起锣鼓,放起鞭炮,挂起“庆祝化工厂试制新产品成功”的大横幅迎接他们报喜。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十年旋风似的混乱,风定之后,李青又调回建筑系统工作了。一接手工作,就搞落实政策。按政策精神,凡属被“四人帮”无辜迫害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同志,基本上各就各位。原单位撤销了的,也要安排到相当原级别、原职务的工作。设计院尚在,邵清远回去作副院长是理所当然的。而邵明远呢,李青认为十七年间对他的使用就不大合理,没让他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他想趁机会给他安排个适当的工作。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两个人一听,恍然大悟,工会主席说:“这么容易解决……”
也就在这期间,李青调离了建筑公司。大概过了一两年吧,李青在一次路过南池子一条胡同时,正好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到墙根,那车却在他身边停下来了。邵清远探出半个身子喊他:“李科长,您上哪儿去?”李青说: “我刚办完件事,回家去。”邵清远立即下了车,打发车开走,拉住李青的手说: “好久不见了,我就住在附近,到我那儿喝杯茶吧。”
邵明远说:“那正是夏天。赤身露体的,刘师傅不好打开门。关着门睡,那屋不是没有窗户吗?三十七八度的气温毫无通风设施,怎么不中暑?我只好又提议再换回来!我老婆从此就搬到机关去了。”
李青沉吟了一会说:“我认为对一些扎扎实实,在下面真跟工人结合的下放干部多作点宣传,比如邵明远……”
这意见也被上级采纳了,只是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职位给邵明远,就决定先请邵清远复职,后安排邵明远的工作。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工会主席脱口而出:“你这意见为什么不早提?”
“没说它有假,我是说……过两个月您就会明白的,不要弄得骑虎难下才好。”
“你尽管说,我,你还信不过吗?”
李青对邵清远已不像初相识时那么好感。他觉得邵清远作为工程师,如果看不出苏联图纸所带的隐患,说明他技术上没有弟弟称职,如果看出来隐患,仍只是一味地坚持贯彻专家建议,以此讨好苏联专家和不懂技术的领导,未免私心太重。所以对于这次宣传邵清远,他并不热心。然而邵清远已经站在显眼的位置上了,他响应党的号召,热心带头下放,做得既正确又合乎党的要求,要挑个人作杆旗,不选他选谁呢?有什么理由不宣传他呢?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明远屋子还算宽大,李青记起了这是一大一小两间屋的那个大间。可就是这个大间,放了双人床、书架、碗厨、桌子。五屉柜,再生个炉子,也没有多少转身的余地了。这时四个孩子也尾随着跟进屋来。大的是个男孩,下边三个全是姑娘。二姑娘抱着四姑娘,三姑娘拉着姐姐的衣襟。在邵明远让客人坐下这功夫,小姑娘伸手把书架上一个石膏维纳斯像拿到了手里。哥哥说了声:“不许动!”伸手抢回放在书架上,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二姑娘马上腾出手来给她哥哥一拳:“你慢点,把小妹手掰疼了!”哥哥觉得当着生人挨妹妹打有失体面,回手给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是娇惯了的,一跺脚也大声哭了起来。三姑娘一看姐姐妹妹都哭,自己也就跟着哭。幸好这时大嫂来了,给了哥哥一巴掌,把男孩也打哭了,四个一块撵了出去,抱歉地对邵明远说:“跟我们住一块,可真麻烦死您了。没办法,盼着吧,他爸已经给公司写了申请,要求换房呢。要能换个平房,有院子叫他们跑跶,家里不就松快点?”
“怎么?你觉得这里边有假?产品确实造出来了。经济效果也证实了。我亲眼所见!”
市里领导说:“不要本位主义嘛。”
宣传科这部门,实际上是什么都过问,什么都无权处理。一九五六年冬天,分配住在模范宿舍楼的住户就像商量好的,纷纷写起请求信来了。有的要求换房搬家,有的要求安装烟道。措词委婉的,字里行间带着委屈;态度强硬的,表示再不解决就拒付房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党委叫宣传科和工会派人联合调查一下。李青和工会主席就找个下班后的空档,骑车去模范楼。两年前刚交工时,李青来参观过。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那片漂漂亮亮、宽大舒适的宿舍楼了。工会主席才调来不久,根本不知这模范楼啥模样,看看那一片乌眉黑眼,窗台上堆满咸菜罐、桔子皮,阳台上晒着尿布、堆着劈柴、煤球的楼房说:“这里哪一栋够当模范呢?”正睃巡间,一个人骑车从后边过来,看见李青,就下了车点头说:“李科长,到这儿有事啊?”
刘师傅说:“要是正式上调我就不拦了。正在大跃进,抽走我们的参谋长,不是故意要我们队吃蹩吗?”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
“化工厂关门了。”公司领导说。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李青和工会主席叹了口气,表示同情。
邵清远作了几年领导工作,年岁也大些了,正在发胖,老胡同里这几步路,他就有点喘吁吁的,进屋之后,爱人帮他脱下外衣,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再也没动地方。他刚一动手,爱人把茶送到手上了,刚一举烟,爱人把火点着了。他尽管客气地点点头,可是怡然自得之态毫不隐避。李青问了几句设计院的情况,邵清远回答的都是公事话,便没心思再谈下去,推说家中有事,告辞出来。到门口问了一句: “明远还住在老地方?”
“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李青说:“夫人呢?”
李青说:“您甭写了,我就为这事来的。市里原则上已经同意,请您回院去主持工作。”
说完他笑了笑。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邵明远摇摇头说:“量体裁衣,穷日子作穷打算,就会安排得合理些。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还是这些造价,还是这么大面积,也可以把条件弄得比这样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这话怎么讲呢?”
“这消息我已经从小道上听到了,所以才写材料。您来了也好,当面谈谈,把我的意见给转达上去,这项任命我不能接受。”
邵明远马上打断说:“别胡扯,谈正事。”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对了!”
李青说:“下放干部总要走的,何况他是临时抽调?”
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么?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
邵清远已是有先进工作者头衔、副总工程师职务的人。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扩大影响,报社来人和宣传科合作,把邵清远带头下放和他本人的申请书一并在《建筑工人》报上登了出来。邵清远成了带头下放的一个标兵。
公司领导说:“已经报上来了,这几天就批。”
李青问:“这房子是房管局的?”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还是照旧,本来他比我的条件好,可是不知自爱,盲人骑瞎马……”
李青一看,是邵明远,就问:“我们上模范楼,怎么找不着了?”
李青说。“当年他提出过这个意见,和专家顶牛,从主任位置上撤了下来。过去的事了,当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也罢。不过,这住户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李青看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化工厂邵清远那里冷清些,可也踏实些,忙说: “你们整材料来,我们宣传。”
大家说笑了几句,李青这才讲他的来意。他讲话时,刘师傅就用眼睛询问邵明远的态度,邵明远微微摇摇头。于是李青话一讲完,刘师傅就说:“不行,他走了我这儿拉不开栓!”
工会主席点头说:“应该这样。”
“调设计院当副院长去了。”
李青说:“我们今天谈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保证不外传。”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一听,话里有话,忙问:“怎么安排合理呢?”
“那么您是怎么处理和苏联专家的关系的呢?”
邵清远连忙摇头,说李青误解他的意思,他说“文化大革命”怎样,中央会作结论,他不敢乱说。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这就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反复琢磨了一个问题。
李青想再问仔细,邵明远不肯多谈了。这时正在反右倾的高潮上,李青当然不会无来由地阻止对化工厂的宣传。于是一切准备工作都加快完成了。连环画、样品台,还像拍电影一样叫邵清远脱了光膀子,把安好的石碾、大锅拆下重安,以便拍连续性的展览照片。化工厂产品既经住了检查,宣传工作也做得出色,在中山公园开展览会时,就把一段最显眼的位置分给他们,并且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两个口齿伶俐、长相喜人的女同志来作解说员。开幕之后,这一部分展览很吸引观众。邵清远和展览内容再次用大字标题,配上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展览中间,市里分管建筑的领导人在几位下属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参观。在这展览台前看了许久,问公司领导:“这位邵工程师入党没有?”
邵明远说:“说来话长。从一住进这屋子就开始矛盾,您看,我们俩口,上级照顾知识分子,给我们一大间。对门刘师傅,人家六口,住了一小间,咱心里过意不去是不是?人家就跟我商量,把厨房让他们一家用,这样他们还能在厨房支个床,爸爸带儿子住。大嫂带三个女孩在屋里住,我不该不答应吧?”
工会主席说:“也奇怪,储藏室为什么就不开窗户,存东西不也应当透风吗?”
邵明远沉默了,无声地望着李青。
李青不好强迫,说了几句闲话,劝他再考虑考虑,就告别回公司。邵明远把他送到小学校门口,欲言又止的哼了两哼说:“李科长,从上次到我家闲谈,我看出您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想冒险劝您一句话。”
他的蜂窝炉子放在院里,所以得把茶壶端出去沏。他出去这功夫,李青挨桌子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桌上铺着的稿纸,恭恭正正写的题目是:“关于分配我工作的几点要求”。
从这件事后,李青对邵氏兄弟俩有了些新看法,他曾不露痕迹地向上级透露,是不是该给邵明远平一下反?上级一位同单色书志表示,邵明远既没戴帽子也没受处分,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至于下放劳动,这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根本途径,现在正要掀起个下放高潮呢,还能把邵明远调回来吗?
李青在他们建厂时参加过义务劳动。邵清远脱了衣服,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和众人一起抬大缸、安锅灶,细皮白肉晒得通红,沾满泥污。李青很为这热火朝天的气氛感动,又觉得邵清远作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能响应党的号召,身体力行,确实也不容易。把他选作典型来宣传,借以教育别人,倒也不算过分。对他的看法又好转了点儿。
“从解放就没工作?”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邵明远见李青感兴趣,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告诉您,您保证不当翻案言论批判吗?”
李青尽管参观这楼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现在可怎么也认不出来了。那时,他从外观上看,这座楼很像一条大型客轮。黄色船体、明亮的舷窗。现在可像一条军舰了。不是现代的军舰,而是电影上看到的哥仑布时代的挂帆炮舰。每个窗口都伸出了一支铁青的烟囱,突突的冒着烟,像几百门炮口对着行人。那烟把原是黄色的船体熏染成了灰绿色。
邵明远呢,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每逢有技术难题要会诊,要解决,讨论会是少不了他的。平日则仍在技术科审阅图纸,选先进人物想不到他那儿,支部培养对象也从没把他列人。但也再没有什么运动扯到他头上。
“关于化工厂的宣传,适可而止吧……”
化工厂建成了,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那蛋白胶经过鉴定,确有夺木之力,纸筋用在灰墙上,倒也平滑白净,比买麻刀节约了成本。这时市内要举办“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这两个项目一报上去,马上人选。责成宣传科准备展览品。除去样品外,还要成套的照片、图画、美术布置。宣传科并没有美术人材,要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们说邵明远学过建筑,绘画、雕塑、模型全拿得起来。最好调他来。李青听了,就亲自去维修队找邵明远。
工会主席说:“这是技术问题嘛,怎么能扯到政治上去?”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邵清远住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那位领导说:“我也听说维修队对他反映还不错,不过,维修队在整个大跃进中可不是上游。有没有迎合工人中保守思想的一面呀?现在还有人弄不清。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抓住一点缺点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性。对他哥哥,我们在政治上是放心的,对他还不能这样说吧,树立一个先进典型要慎重哟!”
“现在正反右倾、拔白旗,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因为这事牵扯到我家兄,我不得不进一言。”
李青说:“这化工厂看来并不成功,怎么还提拔他?”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为什么呢?”李青奇怪地问。
李青问:“工厂关门,邵清远工程师干什么?”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好处了。‘文化大革命’ 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国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党作点事儿。”
“您自己找地方坐。”邵清远有点手脚发颤地招呼着,“我沏茶去!”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 “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李青说:“我们国家穷,人口多,这是没办法的事!”
“工作情况呢?”
邵明远说:“施工之前,只要在图纸上改一条线,加两条线就完了。现在生米做成熟饭,没办法了!”
工会主席说:“嗨,互相关心呗,闹什么呀?”
反右斗争时,有人给邵明远贴大字报,说他“反苏”。证据就是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对社会主义的新技术抵制。开会批判了两次。但在处理时,公司党委还是宽大的,既没给他戴帽,也没给他降薪,只不过为了改造他,把他调到维修队去跟班劳动。
李青认为把这样一个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合情合理。他作为先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
“上级不是有明确指示吗?‘专家建议就是法律’,做到守法就是了。下边人不通,做做他们的工作,贯彻专家建议不能含糊,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出奇的?”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 “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你说。”
邵明远却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房子隔音不好,他们夫妻吵嘴,对面刘师傅全听见了。刘师傅是个厚道人,听说人家为了照顾自己闹得夫妻不和,很不落忍,又提议厨房仍然两家合用,把四平米储藏室给他,他搭个床自己睡,让男孩也去跟妈。于是房子换过来了,邵明远的妻子也和颜悦色了,可是刘师傅住了三天就中了暑,差点没要命。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果然,干部下放的高潮到来了。邵清远头一个抢先报了名,申请书写得很恳切。说他来自旧社会,沾满了资产阶级污泥浊水。党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他惶恐得很,请求到劳动中去锻炼,并决心在劳动中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就任设计院总工程师后,再也没出现什么叫人留作话柄的事。但也没再创造什么突出成绩。议论当然仍有。说他好的,认为这人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任何一件设计出来,他从不首先表态,总是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各级领导指示,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定出方案。说他不行的人,认为此人既无主张,也无创见,上传下达,划图办事。当这种副院长有没有专业知识关系并不大。但领导上对他始终是重视的,认为选一位这样又是内行,又是党员,组织观念强,民主作风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所以多少年来每逢有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出面的活动,总是选他。设计院的党政领导换了几批,他这技术领导却从未动摇过。
邵明远说:“当初设计图上,这是洗澡间,安一个澡盆,一个洗面池。这是按莫斯科的居住水平设计的;北京居民住不起这么高水平的宿舍,把暖气和卫生设备减了,才叫作储藏室的!”
李青是带着报喜的心情去找邵清远的。邵清远仍住在原地,只不过换了房间。他在干校专政队接受专政时,爱人死了。房子被王洪文的一位上级占用,把他家剩下的破烂全扔在放杂物的厢房内。王洪文虽然倒了台,这位上级却并不是“四人帮” 分子,只是由某厂书记的位置上退到了顾问位置上,房子仍占着。邵清远回来后,就把那间放杂物的房稍整理一下,住了下来。李青进屋一看,恍然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弟弟那个房间,也那么小,也那么挤,只不过更阴暗些,而且没有邻居的小孩来打扰——那位顾问仍保留着作书记时的派头,不许孩子们和这个身份颇可怀疑的房东打交道。
他说得很实在。他的材料,李青详细读过。什么引进新技术啊,改变工地结构啊,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工程进度啊。归根到底一句话,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地,不动摇地贯彻专家建议。
大嫂走了,随手带上了门,这屋里才能听见互相说话的声音。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大吃一惊,没想到竟又给邵明远说中了,而且恰好两个月左右。问一下原因,也极简单。做蛋白胶用的原料是豆腐,每天须派十几名下放干部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买到豆腐,他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抢了居民的口中食,但副食店和化工厂有联系,倒不会影响生产。可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市场就不那么景气了,豆腐越来越少,终于断了供应,再往后连黄豆也看不见了。原料断了来源蛋白胶只好停产,至于做纸筋的废草袋,更是一场笑话。看着工地上到处扔着不少,岂不知一正式生产,用不了一个月就捡完了,只好改买新草袋,用火碱煮烂再碾成泥。而新草袋却要去天津等处产稻米的地方运,运费加上草袋、火碱,成本远比买现成的麻刀贵多了,生产也费劲多了。拿人头发制涂料,则始终处于试验阶段,幸好没成功,真成功了,派一批人到处去收集头发供长期生产,怕也不是便宜事。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李青走到街上,呼吸才畅快了点。他觉得邵清远的家给他的印象很古怪。怎么古怪,他却说不清:一直走出很远了,他才多少摸着点头绪,原来邵清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中。
对李青来说,这不算意外,经过“文化大革命”,有的老同志落下点消极情绪,不肯再担当工作,他曾碰到过,于是就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讲一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邵明远每人拍了一下脑袋,和大嫂客气几句,从人缝里把他们二人领进里边,掏钥匙开了自己屋门,连说:“请进、请进。”李青想端详一下走道的情形,可是人多,又暗,什么也没有瞧明白。
邵清远就任设计院总工程师后,再也没出现什么叫人留作话柄的事。但也没再创造什么突出成绩。议论当然仍有。说他好的,认为这人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任何一件设计出来,他从不首先表态,总是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各级领导指示,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定出方案。说他不行的人,认为此人既无主张,也无创见,上传下达,划图办事。当这种副院长有没有专业知识关系并不大。但领导上对他始终是重视的,认为选一位这样又是内行,又是党员,组织观念强,民主作风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所以多少年来每逢有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出面的活动,总是选他。设计院的党政领导换了几批,他这技术领导却从未动摇过。
那位领导说:“我也听说维修队对他反映还不错,不过,维修队在整个大跃进中可不是上游。有没有迎合工人中保守思想的一面呀?现在还有人弄不清。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抓住一点缺点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性。对他哥哥,我们在政治上是放心的,对他还不能这样说吧,树立一个先进典型要慎重哟!”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我没法说,因为这条经验我是从在美国人手下作事时学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国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国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且听我说。还记得一九五五年,我刚当选先进生产者时,你问我,我在模范工地主要经验是什么吧?”
工会主席说:“这是技术问题嘛,怎么能扯到政治上去?”
把车锁在楼门内,邵明远就领他们上了四楼。每个楼梯拐角处,都成了堆栈,纸盒子、竹筐子、花盆、破锅、成捆的劈柴。邵明远一敲门,门内就传来一片欢呼声。门打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身后跟着一号比一号小的四个孩子。孩子们像是比赛谁的嗓门失:“邵叔叔回来啦!”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邵清远已是有先进工作者头衔、副总工程师职务的人。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扩大影响,报社来人和宣传科合作,把邵清远带头下放和他本人的申请书一并在《建筑工人》报上登了出来。邵清远成了带头下放的一个标兵。
邵明远沉默了,无声地望着李青。
也就在这期间,李青调离了建筑公司。大概过了一两年吧,李青在一次路过南池子一条胡同时,正好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到墙根,那车却在他身边停下来了。邵清远探出半个身子喊他:“李科长,您上哪儿去?”李青说: “我刚办完件事,回家去。”邵清远立即下了车,打发车开走,拉住李青的手说: “好久不见了,我就住在附近,到我那儿喝杯茶吧。”
“调设计院当副院长去了。”
李青早发现自己问冒失了,忙把话头岔过去。告别出来以后,工会主席和李青推着车走了一段路,工会主席问李青:“看来邵明远有些情绪,这到底有什么内幕?”
李青问:“为什么?”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国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一听,话里有话,忙问:“怎么安排合理呢?”
邵明远每人拍了一下脑袋,和大嫂客气几句,从人缝里把他们二人领进里边,掏钥匙开了自己屋门,连说:“请进、请进。”李青想端详一下走道的情形,可是人多,又暗,什么也没有瞧明白。
然而,工程技术人员中对邵清远的看法却并不如此,话里话外,有些不服。尤其是他弟弟,简直到了与他见面就扭头的地步。李青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文人相轻”。因此,还没和邵明远接近,就先对他有了个坏印象。长时间内,他没和邵明远有过什么接触。有时从技术科门外走过,隔着玻璃门看到邵明远总是俯身在一大叠图纸上量量算算,很少见他与人交谈。他认为这是书呆子式的人物。
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领导说:“这么说不对。工厂遇到困难办不下去,不等于当初没有成绩,这股跃进的热情还是好的嘛,听党的话还是对的嘛,在政治上当时是打了主动仗、胜利仗的嘛。”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关于化工厂的宣传,适可而止吧……”
对李青来说,这不算意外,经过“文化大革命”,有的老同志落下点消极情绪,不肯再担当工作,他曾碰到过,于是就用行之有效的方法,讲一个对党对人民的责任。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你尽管说,我,你还信不过吗?”
化工厂建成了,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那蛋白胶经过鉴定,确有夺木之力,纸筋用在灰墙上,倒也平滑白净,比买麻刀节约了成本。这时市内要举办“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这两个项目一报上去,马上人选。责成宣传科准备展览品。除去样品外,还要成套的照片、图画、美术布置。宣传科并没有美术人材,要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们说邵明远学过建筑,绘画、雕塑、模型全拿得起来。最好调他来。李青听了,就亲自去维修队找邵明远。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李青问:“这房子是房管局的?”
李青问:“工厂关门,邵清远工程师干什么?”
宣传科这部门,实际上是什么都过问,什么都无权处理。一九五六年冬天,分配住在模范宿舍楼的住户就像商量好的,纷纷写起请求信来了。有的要求换房搬家,有的要求安装烟道。措词委婉的,字里行间带着委屈;态度强硬的,表示再不解决就拒付房租。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党委叫宣传科和工会派人联合调查一下。李青和工会主席就找个下班后的空档,骑车去模范楼。两年前刚交工时,李青来参观过。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那片漂漂亮亮、宽大舒适的宿舍楼了。工会主席才调来不久,根本不知这模范楼啥模样,看看那一片乌眉黑眼,窗台上堆满咸菜罐、桔子皮,阳台上晒着尿布、堆着劈柴、煤球的楼房说:“这里哪一栋够当模范呢?”正睃巡间,一个人骑车从后边过来,看见李青,就下了车点头说:“李科长,到这儿有事啊?”
说完他笑了笑。
邵明远说:“可这么一来,我们做饭就只有用那四平米的储藏室了。那屋子没窗户,煤烟油烟只能从屋门往外散。那个门正对我的门,我爱人又刚怀孕,一闻味就呕吐。后来就流产了。她就说我全不把她放在心上。不关心她还罢了,可连没出世的孩子也毫不关心。这太叫她痛心了。她说这证明我对她的爱情已经冷却!”
邵明远却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房子隔音不好,他们夫妻吵嘴,对面刘师傅全听见了。刘师傅是个厚道人,听说人家为了照顾自己闹得夫妻不和,很不落忍,又提议厨房仍然两家合用,把四平米储藏室给他,他搭个床自己睡,让男孩也去跟妈。于是房子换过来了,邵明远的妻子也和颜悦色了,可是刘师傅住了三天就中了暑,差点没要命。
邵明远说:“还是换别人吧,这一套我也干不来。”
“怎么?你觉得这里边有假?产品确实造出来了。经济效果也证实了。我亲眼所见!”
“你说。”
果然,干部下放的高潮到来了。邵清远头一个抢先报了名,申请书写得很恳切。说他来自旧社会,沾满了资产阶级污泥浊水。党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他惶恐得很,请求到劳动中去锻炼,并决心在劳动中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性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李青说:“您甭写了,我就为这事来的。市里原则上已经同意,请您回院去主持工作。”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投到滑梯上的一只皮球,一旦扔上轨道,就要向前滚去,谁也拦不住,那球自己要停下来也停不住。邵清远下去后,劳动得不错,报纸要继续报导下放干部在劳动中的情况,他又上了报。三个月之后,要组织下放干部报告团,到各处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邵清远自然首先被选中。过了不久,大跃进来了,组织上提出下放干部不仅要在劳动中出思想成果,而且要出物质成果。这时就有个上过几年中学的下放干部,敢想敢干,提出几条建议,要用豆腐作蛋白胶,用工地扔弃的废草袋制造抹灰用的纸筋,用人头发作防雨涂料。尽管有人怀疑这些想法有点怪诞,可那时到处在喊“鸡毛上天”、“大放卫星”、“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谁也不敢把这建议顶回去。党委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有人摇头说不懂化学,有人模棱两可。问到邵清远那里,邵清远说:“从技术上看,行!能够成功。”党委本来就认为,群众的创造性和跃进热情只能支持,不能泼冷水,有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这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马上决定把下放干部集中起来办化工厂,由邵清远任厂长兼工程师,提建议的那个干部任技术员。邵清远一上任,宣布按照革命精神,不向上级要一分钱,白手起家办工厂。于是大家分头上各工地去捡“废品”、大缸、大锅、石碾子、废稻草,陆续全拉到郊区一个空地上了。建筑业的人盖房是容易的,工地上有的是“废”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厂房、办公室全盖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下放干部们敲锣打鼓把一茶缸蛋白胶、一脸盆纸筋,用红绸子包着送到公司党委来。工会和宣传科也敲起锣鼓,放起鞭炮,挂起“庆祝化工厂试制新产品成功”的大横幅迎接他们报喜。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没说它有假,我是说……过两个月您就会明白的,不要弄得骑虎难下才好。”
公司领导说:“已经报上来了,这几天就批。”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刘师傅说:“这就难了,我们这儿惟一的笔杆子、惟一的计算尺、惟一的计划员都是他,他偏不肯为自己写一个字。”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您自己找地方坐。”邵清远有点手脚发颤地招呼着,“我沏茶去!”
维修队在一个小学校干活,主体工程修完了,工人们在吊顶棚。李青问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邵明远今天没参加干活,在才修好的校长办公室计算任务单呢。李青按人们指的方向找到校长办公室,见邵明远和维修队长——就是那位邻居刘师傅垫着两块砖坐在地下,图前铺着几张任务单,邵明远正往本上写什么。刘师傅一见李青进来,马上起身让坐。李青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一会。”邵明远听到说话,这才抬起头,打个招呼,又低下头去写他的。李青问刘师傅:“你们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刘师傅说:“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李青说:“不算突出。”邵明远收起本子,站起来说:“换个说法,叫提前四个月跨入一九五九年,您认为是不是就好听点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没放卫星、翻几番,可是我们的质量、数量保证经得起检查。这百分之三十,是邵工一个工一个工拨拉出来的,我们把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测了时,邵工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我说,你们宣传下放干部的成绩,怎么不谈谈他呢?……”
李青说:“下放干部总要走的,何况他是临时抽调?”
工会主席脱口而出:“你这意见为什么不早提?”
李青和工会主席叹了口气,表示同情。
邵明远说:“施工之前,只要在图纸上改一条线,加两条线就完了。现在生米做成熟饭,没办法了!”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走到街上,呼吸才畅快了点。他觉得邵清远的家给他的印象很古怪。怎么古怪,他却说不清:一直走出很远了,他才多少摸着点头绪,原来邵清远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中。
市里领导说:“不要本位主义嘛。”
邵明远呢,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每逢有技术难题要会诊,要解决,讨论会是少不了他的。平日则仍在技术科审阅图纸,选先进人物想不到他那儿,支部培养对象也从没把他列人。但也再没有什么运动扯到他头上。
“上级不是有明确指示吗?‘专家建议就是法律’,做到守法就是了。下边人不通,做做他们的工作,贯彻专家建议不能含糊,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出奇的?”
邵明远马上打断说:“别胡扯,谈正事。”
李青是带着报喜的心情去找邵清远的。邵清远仍住在原地,只不过换了房间。他在干校专政队接受专政时,爱人死了。房子被王洪文的一位上级占用,把他家剩下的破烂全扔在放杂物的厢房内。王洪文虽然倒了台,这位上级却并不是“四人帮” 分子,只是由某厂书记的位置上退到了顾问位置上,房子仍占着。邵清远回来后,就把那间放杂物的房稍整理一下,住了下来。李青进屋一看,恍然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弟弟那个房间,也那么小,也那么挤,只不过更阴暗些,而且没有邻居的小孩来打扰——那位顾问仍保留着作书记时的派头,不许孩子们和这个身份颇可怀疑的房东打交道。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女主人说:“解放前我们买的,大跃进时国家收了去,现在又发还了。修、补全要自己操心,哪如住公家房好!”
李青想再问仔细,邵明远不肯多谈了。这时正在反右倾的高潮上,李青当然不会无来由地阻止对化工厂的宣传。于是一切准备工作都加快完成了。连环画、样品台,还像拍电影一样叫邵清远脱了光膀子,把安好的石碾、大锅拆下重安,以便拍连续性的展览照片。化工厂产品既经住了检查,宣传工作也做得出色,在中山公园开展览会时,就把一段最显眼的位置分给他们,并且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两个口齿伶俐、长相喜人的女同志来作解说员。开幕之后,这一部分展览很吸引观众。邵清远和展览内容再次用大字标题,配上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展览中间,市里分管建筑的领导人在几位下属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参观。在这展览台前看了许久,问公司领导:“这位邵工程师入党没有?”
李青把邵氏长见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李青说:“记得。你说,和苏联专家合作是个政治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是法律,守法就行了。”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十年旋风似的混乱,风定之后,李青又调回建筑系统工作了。一接手工作,就搞落实政策。按政策精神,凡属被“四人帮”无辜迫害离开原工作岗位的同志,基本上各就各位。原单位撤销了的,也要安排到相当原级别、原职务的工作。设计院尚在,邵清远回去作副院长是理所当然的。而邵明远呢,李青认为十七年间对他的使用就不大合理,没让他把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他想趁机会给他安排个适当的工作。
邵明远见李青感兴趣,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告诉您,您保证不当翻案言论批判吗?”
工会主席说:“嗨,互相关心呗,闹什么呀?”
李青在他们建厂时参加过义务劳动。邵清远脱了衣服,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和众人一起抬大缸、安锅灶,细皮白肉晒得通红,沾满泥污。李青很为这热火朝天的气氛感动,又觉得邵清远作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能响应党的号召,身体力行,确实也不容易。把他选作典型来宣传,借以教育别人,倒也不算过分。对他的看法又好转了点儿。
反右斗争时,有人给邵明远贴大字报,说他“反苏”。证据就是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对社会主义的新技术抵制。开会批判了两次。但在处理时,公司党委还是宽大的,既没给他戴帽,也没给他降薪,只不过为了改造他,把他调到维修队去跟班劳动。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么?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
“还是照旧,本来他比我的条件好,可是不知自爱,盲人骑瞎马……”
邵明远屋子还算宽大,李青记起了这是一大一小两间屋的那个大间。可就是这个大间,放了双人床、书架、碗厨、桌子。五屉柜,再生个炉子,也没有多少转身的余地了。这时四个孩子也尾随着跟进屋来。大的是个男孩,下边三个全是姑娘。二姑娘抱着四姑娘,三姑娘拉着姐姐的衣襟。在邵明远让客人坐下这功夫,小姑娘伸手把书架上一个石膏维纳斯像拿到了手里。哥哥说了声:“不许动!”伸手抢回放在书架上,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二姑娘马上腾出手来给她哥哥一拳:“你慢点,把小妹手掰疼了!”哥哥觉得当着生人挨妹妹打有失体面,回手给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是娇惯了的,一跺脚也大声哭了起来。三姑娘一看姐姐妹妹都哭,自己也就跟着哭。幸好这时大嫂来了,给了哥哥一巴掌,把男孩也打哭了,四个一块撵了出去,抱歉地对邵明远说:“跟我们住一块,可真麻烦死您了。没办法,盼着吧,他爸已经给公司写了申请,要求换房呢。要能换个平房,有院子叫他们跑跶,家里不就松快点?”
从这件事后,李青对邵氏兄弟俩有了些新看法,他曾不露痕迹地向上级透露,是不是该给邵明远平一下反?上级一位同单色书志表示,邵明远既没戴帽子也没受处分,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至于下放劳动,这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根本途径,现在正要掀起个下放高潮呢,还能把邵明远调回来吗?
李青说:“这化工厂看来并不成功,怎么还提拔他?”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 “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现在是九死一生了!党再次把我从这地狱里救出来,我怎么报答党的恩情呢?”
“工作情况呢?”
“把情况汇报上去,让上级决定处理吧。”
“现在正反右倾、拔白旗,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因为这事牵扯到我家兄,我不得不进一言。”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邵明远说:“说来话长。从一住进这屋子就开始矛盾,您看,我们俩口,上级照顾知识分子,给我们一大间。对门刘师傅,人家六口,住了一小间,咱心里过意不去是不是?人家就跟我商量,把厨房让他们一家用,这样他们还能在厨房支个床,爸爸带儿子住。大嫂带三个女孩在屋里住,我不该不答应吧?”
“从解放就没工作?”
李青看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化工厂邵清远那里冷清些,可也踏实些,忙说: “你们整材料来,我们宣传。”
这意见也被上级采纳了,只是目前尚找不到合适的职位给邵明远,就决定先请邵清远复职,后安排邵明远的工作。
“这话怎么讲呢?”
工会主席说:“也奇怪,储藏室为什么就不开窗户,存东西不也应当透风吗?”
李青不好强迫,说了几句闲话,劝他再考虑考虑,就告别回公司。邵明远把他送到小学校门口,欲言又止的哼了两哼说:“李科长,从上次到我家闲谈,我看出您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想冒险劝您一句话。”
邵明远说:“当初设计图上,这是洗澡间,安一个澡盆,一个洗面池。这是按莫斯科的居住水平设计的;北京居民住不起这么高水平的宿舍,把暖气和卫生设备减了,才叫作储藏室的!”
邵清远住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李青说:“夫人呢?”
李青说。“当年他提出过这个意见,和专家顶牛,从主任位置上撤了下来。过去的事了,当时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也罢。不过,这住户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两个人一听,恍然大悟,工会主席说:“这么容易解决……”
“化工厂关门了。”公司领导说。
李青一看,是邵明远,就问:“我们上模范楼,怎么找不着了?”
他说得很实在。他的材料,李青详细读过。什么引进新技术啊,改变工地结构啊,提高生产率和加快工程进度啊。归根到底一句话,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地,不动摇地贯彻专家建议。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作了几年领导工作,年岁也大些了,正在发胖,老胡同里这几步路,他就有点喘吁吁的,进屋之后,爱人帮他脱下外衣,换了拖鞋,坐在沙发上再也没动地方。他刚一动手,爱人把茶送到手上了,刚一举烟,爱人把火点着了。他尽管客气地点点头,可是怡然自得之态毫不隐避。李青问了几句设计院的情况,邵清远回答的都是公事话,便没心思再谈下去,推说家中有事,告辞出来。到门口问了一句: “明远还住在老地方?”
展览会开了两个月,李青带着展览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公园,没有再回公司去,公司偶然来人,也从不提化工厂的现状。等展览会胜利闭幕,李青带人回到公司,组织上却告诉他,参加展览去的下放干部、解说员,不必再回化工厂了,另外分配到各生产队跟班劳动去。
“那么您是怎么处理和苏联专家的关系的呢?”
邵清远连忙摇头,说李青误解他的意思,他说“文化大革命”怎样,中央会作结论,他不敢乱说。但对他自己来说,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这就是在牛棚的时候,他反复琢磨了一个问题。
“不错,可是我没告诉你这条经验我是从哪儿学来的!”
李青笑道:“对呀,怎么报答呢?”
李青对邵清远已不像初相识时那么好感。他觉得邵清远作为工程师,如果看不出苏联图纸所带的隐患,说明他技术上没有弟弟称职,如果看出来隐患,仍只是一味地坚持贯彻专家建议,以此讨好苏联专家和不懂技术的领导,未免私心太重。所以对于这次宣传邵清远,他并不热心。然而邵清远已经站在显眼的位置上了,他响应党的号召,热心带头下放,做得既正确又合乎党的要求,要挑个人作杆旗,不选他选谁呢?有什么理由不宣传他呢?
“一句话,做个老实人,做个老实党员。”
李青沉吟了一会说:“我认为对一些扎扎实实,在下面真跟工人结合的下放干部多作点宣传,比如邵明远……”
邵清远说:“对,生了孩子,对面那间屋现在也归他住了,邻居搬走了。”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嘴就是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偏就不谈政治合理性,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是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吗?这种人,盲人骑瞎马!”
邵明远像没听见,仍把目光对着李青:“嗯?”
邵清远沏茶进来,指指桌上说:“我正写个东西,打算写完拿着去局里……”
“对了!”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国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性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党的。我相信党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潮流走。后来潮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处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水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为什么呢?”李青奇怪地问。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工会主席点头说:“应该这样。”
李青说:“我们国家穷,人口多,这是没办法的事!”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国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大吃一惊,没想到竟又给邵明远说中了,而且恰好两个月左右。问一下原因,也极简单。做蛋白胶用的原料是豆腐,每天须派十几名下放干部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买到豆腐,他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抢了居民的口中食,但副食店和化工厂有联系,倒不会影响生产。可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市场就不那么景气了,豆腐越来越少,终于断了供应,再往后连黄豆也看不见了。原料断了来源蛋白胶只好停产,至于做纸筋的废草袋,更是一场笑话。看着工地上到处扔着不少,岂不知一正式生产,用不了一个月就捡完了,只好改买新草袋,用火碱煮烂再碾成泥。而新草袋却要去天津等处产稻米的地方运,运费加上草袋、火碱,成本远比买现成的麻刀贵多了,生产也费劲多了。拿人头发制涂料,则始终处于试验阶段,幸好没成功,真成功了,派一批人到处去收集头发供长期生产,怕也不是便宜事。
“这消息我已经从小道上听到了,所以才写材料。您来了也好,当面谈谈,把我的意见给转达上去,这项任命我不能接受。”
邵明远说:“那正是夏天。赤身露体的,刘师傅不好打开门。关着门睡,那屋不是没有窗户吗?三十七八度的气温毫无通风设施,怎么不中暑?我只好又提议再换回来!我老婆从此就搬到机关去了。”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 “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刘师傅说:“要是正式上调我就不拦了。正在大跃进,抽走我们的参谋长,不是故意要我们队吃蹩吗?”
李青说:“我们今天谈的话哪儿说哪儿了,保证不外传。”
这弟兄俩像竞走中的两名选手,起步时弟弟在先,哥哥在后,走出去没多远,哥哥超过去了,弟弟落在后边,而且越拉越远。如今已走进整个赛程的一半了,这距离仍未缩小,看来到终点也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了。
李青尽管参观这楼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现在可怎么也认不出来了。那时,他从外观上看,这座楼很像一条大型客轮。黄色船体、明亮的舷窗。现在可像一条军舰了。不是现代的军舰,而是电影上看到的哥仑布时代的挂帆炮舰。每个窗口都伸出了一支铁青的烟囱,突突的冒着烟,像几百门炮口对着行人。那烟把原是黄色的船体熏染成了灰绿色。
李青认为把这样一个人提到领导岗位上,完全合情合理。他作为先进人物,是名副其实的。
邵明远说:“跟我闹了点小别扭,住到机关去了!”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性!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邵明远笑道:“这层窗户纸,指头一捅就破,不要这洗澡间,把四平米加到刘师傅住室面积里,中间打个隔断,他就有了两间八米的住室,虽然挤点,爹和儿子住一间,大嫂带三个女儿住一间,是不是比现在强多了?在砌墙时,每面砌上一个烟道,屋内墙上做个洞口,到生炉子时把烟囱往洞口一塞不就用不着打破窗玻璃伸出去,西房北房不会倒烟了吗?外墙也不致于熏得黑漆火燎了吧?”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好处了。‘文化大革命’ 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党搞好,把全国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国家才能有自己。我入党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党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国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党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党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党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党作点事儿。”
大嫂走了,随手带上了门,这屋里才能听见互相说话的声音。
设计院负责人说:“邵清远工程师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只怕公司不放!”
市里领导又转身对设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光会打报告向市里要副院长,要总工程师,为什么不眼睛向下?这样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提拔重用,光要老干部老专家哪有这么多?老专家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么?”
大家说笑了几句,李青这才讲他的来意。他讲话时,刘师傅就用眼睛询问邵明远的态度,邵明远微微摇摇头。于是李青话一讲完,刘师傅就说:“不行,他走了我这儿拉不开栓!”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这不就是吗?”邵明远指指左边一栋说,“我就住在这,你们到我家先坐会,要找谁我领您去。”
邵明远摇摇头说:“量体裁衣,穷日子作穷打算,就会安排得合理些。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还是这些造价,还是这么大面积,也可以把条件弄得比这样好。”
他的蜂窝炉子放在院里,所以得把茶壶端出去沏。他出去这功夫,李青挨桌子坐了下来,无意间看到桌上铺着的稿纸,恭恭正正写的题目是:“关于分配我工作的几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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