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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罪犯

江户川乱步侦探推理

“动物是罪犯”,其实是想制造一种超越常识的意外性的惊喜效果,警方排查罪犯通常锁定人类,没想到真相大白之时犯罪的其实是动物,第一次读到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的读者,一定都会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吧。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命案,而且是“密室杀人”,警方努力寻找残暴的人类凶手,然而业余侦探杜宾却从某个有趣的线索注意到动物,巧妙地揪出了凶手。真凶是逃离饲主身边的大猩猩。
所有乘客皆对遇害的男子恨之入骨,因此众人说好在火车上一起杀害该男子,为了不让任何人通风报信,遂决定每个人都刺上一刀,使得死者看起来就像被乱刀刺死。
其实,这是儿子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他用手帕包起书房的珠宝,从窗户扔进院子的池子里,伪装出遭窃的样子,再用手枪射向自己的脚部。仅有这些信息,读者或许无法理解儿子为什么要自残。继续往下看才知道他想逃避征兵。作为将军的儿子不能堂而皇之拒绝,所以他想出了被小偷射伤,成为跛子以逃避征兵的妙点子。换言之,被害者与加害者是同一人。这种点子只要添加细节,写成倒叙形式,就可以成为一篇颇有意思的悬疑故事。
他化身成完全虚构的人物,与真正的自己进入没有第三名乘客的一等车厢。虚构人物先进去,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悄悄从另一个出口离开,换回自己的装束进入车厢。两次进入车厢他都有意让乘务员和服务生看见,向他们打招呼,让对方以为有两位乘客进入同一节车厢。
(3)罪犯伪装成被害者之一……(复数被害者的情况,使用这种诡计的知名作品有范达因的《格林家命案》、奎因的《Y的悲剧》)六例
我想其中(4)项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可能出现罪犯与被害者是同一人的状况吗?
“鹦鹉罪犯”用在盗窃案上。英国的莫里森曾在一篇很早以前的短篇中使用了这个诡计。舞台是窗户稍微开启的高楼密室。门上了锁,窗户即使开着,也是距离地上几十英尺的高处,无法从外面爬上去。尽管如此,室内镶有珠宝的饰品却失窃了。
动物犯罪的主角还有妖犬、马、牛角、独角兽、猫、毒蜘蛛、毒蜂、水蛭、鹦鹉等,当中最独特有趣的要数鹦鹉。
谜底是凶手让死人握住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枪口对准正在守灵的某人物,务必保证子弹能射中目标然后凶手离开去到另一个地方。随着夜深,尸体出现尸僵现象,僵硬的手指施力在扳机上,手枪发射,击中了正在守灵的目标。
侦探即罪犯;案件的法官、警官、狱长是罪犯;案件发现者是罪犯;案件记述者是罪犯;无力犯罪的幼儿或老人是罪犯;残疾人、重病患者是罪犯;尸体是罪犯;人偶是罪犯;意外的复数罪犯;动物是罪犯。
从我的分类中找出“被害者就是罪犯”的项目,内容如下:
“人偶是罪犯”的发想与此类似,美国的A.K.格林在随笔中提到法国小说中有这样的例子。让木偶握住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天花板不断滴水下来。如此一来,吸了水的木材膨胀开来,其力量施加在人偶手指上,由此扣动扳机、发射子弹。如果被害者躺在房间的床上,该诡计并非全然不可能实现。不过除非作者行文出神入化,否则有全篇沦为作者自说自话的危险。
首先以“窃盗”为例,某市第一流的美术古董商卖出昂贵的宝石给老顾客。一段时间后,老顾客说宝石的台座损坏了,想做一番修理。古董商收下宝石一检查,竟发现那是制作精良的赝品。但顾客是个大富豪,不可能拿假货过来。古董商暗暗心惊,自己竟卖出一件赝品而完全不曾察觉。这是古董商单方面的重大过失。古董商也想过找替代品还给富豪,但这是非常珍奇的宝石,弄不到一模一样的。如果就这样将修理完的赝品还给富豪,古董商将信用扫地。身为第一流古董商,他的自尊不允许这样的丑闻在社会上流传。
这个诡计在冉威尔、勒鲁、勒布朗之后,英国的菲尔汀、美国的兰哈特、英国的克里斯蒂、美国的奎因等人也以此为中心诡计创作了长篇,切斯特顿重复用在短篇(两篇)中。日本作家中,滨尾四郎的某部长篇也用到了该诡计。
这种动物罪犯的诡计后来也用在非常多的作品中。知名度仅次于爱伦·坡的有道尔的《斑点带子案》,被害者喊了一声“斑点带子”之后就毙命了。警方联想到附近出没的流浪汉绑在头上的花布带,沿此方向调查却一无所获,其实罪犯偷偷饲养了毒蛇,借着深夜把蛇放到睡在床上的被害者身边,将其杀害。黑暗中,被害者把蛇身上的斑斓花纹误认为斑斓的绳索。
这种记述者就是罪犯的诡计,在克里斯蒂以前也有作者小试牛刀。只是因为作者是瑞典人,在英美文化界不受重视。作家的名字是S.A.杜塞,作品是长篇《斯默诺博士的日记》。上述克里斯蒂的作品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但《斯默诺博士的日记》在一九一七年就出版了,早了十年。托法医学的古畑种基博士之福,这部作品很早就引进日本。古畑先生在留学德国期间,于柏林发现了这本书的德文版,寄给朋友小酒井不木博士,小酒井先生将之翻译成日文,于大正末期的《新青年》上连载。
因此他想出了一个非常迂回曲折的点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杀了别人,因杀人罪而被判死刑(必须注意的是,虽然这是一篇讽刺小说,但绝不滑稽。听我如此描述,总会觉得故事滑稽万分,但原作并非按时间顺序,而是以第三人称巧妙迂回地描写,如此就十分合理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诡计,以间接方式杀害陌生人,这次的谋杀并没有成功,警方也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到他头上。他觉得杀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接着是英国的伊斯瑞尔·冉威尔的长篇《弓区之谜》(一八九一年),这比一九零一年的《黄屋奇案》、一九一零年的《813》要早上许多。冉威尔是纯文学作家,因此在文章结构与行文方面都十分出色,我认为作为一部将“侦探即罪犯”及“密室杀人”这两大诡计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古典作品,它应该受到更多的肯定。因为我的宣传,这部作品在战后也出版了日文译本。
这个诡计也一样,一旦使用其余的就只能算是模仿,但仍旧有众多追随者。英国的柏克莱及布莱克再三使用同一种诡计,在日本,横沟正史和高木彬光两位的代表长篇也用了这个诡计。
以上是利用“一人两角”诡计制造意外的罪犯的例子,我的诡计分类中,还有“一人两角以外的意外的罪犯”项目,细分为下列十种。
现实中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但小说如果描写得够巧妙,还是可以说服读者的。能不能命中目标人物姑且不论,但如果只是发射手枪,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范达因在《狗园谋杀案》中,就提到真的发生过这种事。
挑出其中我最初便觉有趣的项目,侦探即罪犯诡计,其构想显然最为出类拔萃。读到负责办案的名侦探其实就是真凶,我真是大受震撼,大呼过瘾之余体验到了无与伦比的快感。少年时代读到三津木春影改写的勒布朗的《813》时,首次认识了这个诡计,真是觉得有趣至极。
“意外的罪犯”诡计中最常被使用、变化种类也最多的是“一人两角”。我的整理中,八百例中有一百三十例是“一人两角”的变形版,占第一名。其次是“密室犯罪”,有八十三例,这两种诡计占了绝大多数。“一人两角”中有被害者就是凶手的构想。
清晨,房里的人过了平常起床时间仍没有现身,家人担心,敲门却得不到回应。于是找来邻居,一同破门而入发现房间里的人被利刃割断喉咙,已经死了,伤口还在往外汩汩冒血。经细致调查发现,房间所有的窗户都从内侧锁得严实。唯一的门也从里面上了锁,除非破门,否则进不去,是一间完全的密室。凶手并未躲藏在房间里,被害者刚刚遭到杀害,却没有任何出口可供凶手逃逸。
利用这个盲点,克里斯蒂在距今三十年前就写了一部记述者就是罪犯的长篇,震惊了侦探小说界。在这部作品中,记述者完全没有撒谎,他只是省略一个细节,整体上描述的都是事实。由于记录者就是罪犯,因此需要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而克里斯蒂女士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这部长篇也成了她的代表作。
男主人公罹患绝症,被医师宣告死期不远,他绞尽脑汁想逃避等待死亡的痛苦,但他是个胆小鬼,实在不敢自杀。他认为如果不能自我了断,就只能让别人杀了他,但不可能有好心人愿意为他人犯下谋杀罪。他必须自己安排别人杀害他才行。
前面提到的十种诡计中,“事件发现者是罪犯”一项颇有意思,我想稍作补充。如果把它简单看成第一个喊出“有人被杀”的人就是真凶,这个诡计就再平凡不过,我的诡计分类就不收录了。“发现者是罪犯”的诡计如果与“密室”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非常有意思的诡计。它的例子有先前提到的冉威尔的长篇以及切斯特顿的短篇。
然后他想出了更复杂的点子。虽然他试图杀害别人失败了,但如果自己一人扮演两角,一个自己杀害另一个自己的计划成功的话,就能如愿成为罪犯了。他想这次的计划是杀害另一个自己,应该不难的。
火车抵达下一站,从车厢出来的只有真正的他,虚构人物消失无踪。他伪装成真正的他在火车行驶中杀害了虚构的自己,列车驶过长铁桥时把尸体扔进河中。乘务员和服务生都知道车厢里有两位乘客。当火车抵达两人下车的车站后,虚构人物消失,只剩下真正的他鬼鬼祟祟地下了车,这不可能不惹来怀疑。
(1)罪犯伪装成被害者(若予以细分,有在犯罪前伪装以及犯罪后伪装两类)……四十七例
侦探小说这种形式自发明以来,才不过一百一十年左右的历史。然而这期间,世界各国的侦探作家在诡计上费尽心血,希望自己的创意领先他人,几乎把人类能想得到的诡计都用尽了,大家一致认为再也没有想出全新诡计的余地了。
第三新奇的诡计应属“尸体是罪犯”。死人挥舞凶器杀人是不可能,但侦探作家苦心孤诣,化不可能为可能。作家亚瑟·利斯的《死人手指》,严格来说,该小说其实是拿尸体当道具,真凶另有其人。不过凶手不在犯罪现场,不在场证明成立,因此变成了死人杀人。
最早的是爱伦·坡的《你就是凶手》,这虽然不是纯粹侦探小说,不过故事一开始就指挥办案的人物,最后被发现就是罪犯,不愧是爱伦·坡,在这个诡计上也领先群雄。
在一宗命案里,凶手和被害者平素水火不容,没有人会想到二者竟会是同一人物。因为加害者与被害者向来势不两立。侦探作家(有时候现实的罪犯也是)窥探到这种常识的盲点将产生的化学变化,由此构思出了各种诡计。
(2)共犯伪装成被害者……(复数罪犯的情况较易实行)四例
接下来是“杀人”,需运用凶手与死者是同一个人的障眼法。这听着挺荒谬,但将不可能化为可能,正是侦探小说的精妙所在,只要有一点契机,就可以衍生出许多妙计。在此,契机就是“自杀”这个想法。所谓的“自杀”,杀人者与被害者是同一个人,只要从这里铺陈开来就行了。
这种状况常在以下三个场景中发生。
情急之下,古董商想出一计,他亲自假扮盗贼,从工房的天窗潜入,偷走宝石。隔天早上向警方报案,调查发现确实有窃贼入侵的痕迹,古董商向客户道歉,支付相当于宝石金额的现金。虽然亏损了一大笔金钱,但商店的名声是再多钱也换不到的。因为是侦探小说,整起事件并非从头开始描写,而是从结果倒叙回去,因此成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这是自己偷自己的东西,亦即被害者与加害者是同一人的例子。
如果理发师冷静一点,这桩犯罪很快就能大白于天下,但理发师也做过亏心事,还是个胆小怕事的。他发现客人竟然在不知不觉间遇害,心想如果就此报警,自己一定难逃杀人嫌疑,吓得六神无主,便将尸体(应该是塞进袋子里)扔进屋后的河中了。结果尸体顺着河水漂流到遥远的地方才被人发现。没有人知道被害者去了理发店,理发师也三缄其口,凶手又有同伴证明他的不在场。这是宗迷雾重重的案子,但布朗神父从尸体脸上刮了一半的胡子联想到理发店,靠着推理揪出了凶手。
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发现不管是房门或是窗户,都没有任何施行密室诡计的痕迹。这并非制造出来的密室,而是真正的密室。换言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犯罪。
“伤害”的例子,可以举我的旧作。虽然西方作品中也有例子,但得交代冗长的情节才能明白,所以这里就引用我的作品《何者》。说的是战前发生在陆军高官邸内的事。一天晚上,小偷潜入了无人的主人书房。主人的儿子最先察觉到进了小偷,独自前往一片漆黑的书房查看,小偷情急之下朝他开了一枪,后从窗户逃逸。子弹击中儿子的脚,致使他重伤住院,康复后成了跛子。后来赃物在庭院的池底被找到了。
对于这部作品,也有人苛责说虽然记述者并未积极撒谎,却省略了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对读者来说仍然有欠公平。可是这种责难是出于将侦探小说视为作者与读者的解谜竞赛的观点,我认为大可不必那么心胸狭窄。事实上,从众多评论家将这部作品选为十大杰作,也可以看出这种批判并不恰当。
(收录于《侦探小说之谜》)
作者是怎么将这种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诀窍,而是活用了“迅速杀人”。真凶就混迹在破门进入的众人中,他在口袋里藏了把类似于剃刀的小型锐利凶器。门一打开,他第一个冲进房间,冲到被害者的床前,迅速用凶器割断床上的人的咽喉,然后大叫:“啊!不得了了!人死了!”接着赶到的众人因为割喉的场面被凶手用身体遮住,没有察觉到异样。甚至没有人怀疑竟能如此迅速地杀人。
战后我读了相当数量的英美侦探小说,我一边阅读,一边记录各种诡计,搜集了八百余种,并于二十八年秋天在《宝石》杂志上发表了《诡计类别集成》一文。大略的内容是,罪犯想出来的诡计可分类为关于罪犯的不可能(即意外的罪犯)、犯罪行为物理上的不可能(包括“密室犯罪”、脚印、指纹等诡计)、犯罪时间的不可能、意外的凶器与毒物、人与物意外的隐藏方法等几项。在本篇文章中,我想讨论一下其中“意外的罪犯”这一项诡计。
他实施了这个奇妙的诡计。结果这次如愿以偿遭到逮捕,差点儿被判有罪。结果事到临头,他开始害怕起原本渴望无比的死刑。他想无罪脱身,于是恳求律师,坦承真相,靠着律师的力量无罪开释,然而却在从法院回家的路上,没能躲过从后面开过来的卡车,一下子就被撞死了。这算是一种反讽小说,是杀人者与被杀者是同一人的诡计中,极为特殊的一例。
“意外的罪犯”中,还有一个“太阳与水瓶杀人”的新奇诡计,但这已经列入项目“奇特的发想”中并说明过了,这里就省略不提。
新奇仅次于侦探即罪犯的诡计,应数“案件记述者是罪犯”吧。故事的记述者是“局外人”,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展开。读者对于记录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怀疑是罪犯,但对记述者却无条件信任。读者相信记述者不可能撒谎,因为如果记述者撒谎,整部小说就毁了,这是常识。
罹患不治之症,被医师宣告将死之人,由于心里恨极了某人,想着反正离死期已经不远了,复仇时不我待,这样的背景预设就是该类诡计生根发芽的最佳土壤。他制造出各种假线索,使得被怨恨的人蒙上嫌疑,然后伪装成他杀进行自杀。国内外的侦探小说时不时就出现这种诡计。
“迅速杀人”的诡计此外还可以应用在许多场景中,那种快狠准,让人联想到日本的剑道高手或忍者的神乎其技。
这种迅速的手法,类似第一种破坏密室,率先冲进去在眨眼间杀人的诡计还较为常见;但让同伴等在外头,买东西顺手杀人这样的构想,有一种超越常识的古怪幽默及恐怖,但这也绝非游戏杀人。故事里交代了凶手非杀人不可的动机。
勒鲁的《黄屋奇案》一样利用了该诡计,不过我是在后来才读到的。虽然是第二次,但这个诡计仍然对我产生莫大吸引力。若有人用过侦探就是罪犯这种诡计,以后再出现的作品就成了模仿,会让人觉得重复而厌烦。即使如此,还是有相当多知名的作品用了该诡计。
有人敲门的时候,被害者为什么不应声?被割断喉咙的时候,为什么不大叫?这是因为身为被害者朋友的凶手在前一晚被害者入睡以前,让他喝下掺进了大量安眠药的饮料。如此一来,命案第一个发现者就是凶手的诡计便实现了。
接下来的“意外的复数罪犯”也是颇有意思的设想。这个诡计出现在克里斯蒂的某部长篇中。一辆行驶中的火车里,一名男子遭到杀害。男子被乱刀刺死,全身遍布被刀刃刺伤的痕迹。车厢里有十几名乘客,尽管一一盘问调查,每人却都宣称不知道凶手是谁。凶手可能跳下行驶中的列车逃走了。可是案情最后大白,发现其实那节车厢里的十几名乘客全都是凶手。
珠宝放在房中的化妆台上,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根让主人深感迷惑的火柴棒。这根火柴棒成了侦探推理的线索。其实是嫌犯训练了一只鹦鹉帮助自己盗窃。鹦鹉被训练成从高窗飞进房间后,一定会咬回镶有珠宝的物品回来。然而回来的时候叼着珠宝没问题,去的时候若嘴巴空着,鹦鹉有可能会出于习性啼叫或说话。为了防止鹦鹉乱出声,嫌犯让它叼着火柴棒训练,如此鹦鹉鹉便不会随便出声。发现宝石的话,就吐掉火柴棒,叼着宝石回来。

附记

《沃德利失踪案》(The Vanishing of Vaudrey)(日译《亚瑟卿的失踪》,刊登于《新青年》昭和八年五月号),这部作品独创了一个找不到其他类似例子的离奇诡计。被害者当时正在村里的理发店让人刮胡子。理发店后门紧临一条河。这家理发店又兼香烟铺。凶手请散步的同伴在外头等着,自己进去买香烟,趁着老板放下剃刀,去店面寻找客人指定的香烟的短短两三秒里,冲进理发室里,拿起摆在那里的剃刀,迅速割断伸长了脖子闭着眼睛等待理发师的被害者的咽喉,然后迅速折返,神态自若地收下香烟,回去等待的同伴身边,抽着烟继续散步。
拙稿《吟味英美短篇侦探小说》中,举了切斯特顿应用这种“迅速杀人”的其他作品为例,这里顺带提起。
杀人者与被杀者是同一人的诡计,在英国有一个极为出色的例子。英国天主教中,有位学识渊博的神父,总主教罗纳德·诺克斯。他热爱侦探小说,也写过许多作品。他的长篇代表作《陆桥谋杀案》于战前翻译成日文引进,在侦探小说爱好者中名气极大。他的短篇作品中就有一个非常拐弯抹角的不可思议的侦探故事。
(4)罪犯与被害者是同一人……九例
以上完全是我真实的心情,木木或许会责备我“驳斥了所有的可能性”,实际上绝非如此。虽然现在的我没有这样的方法,但如果木木有,就请提出来吧,我一定洗耳恭听。这场论战的目的不在于谁驳倒谁,而是在论战中碰撞出某些成果。如果木木能够说服我,并成就侦探小说的革命,即使在论战中落败,我虽败犹荣。
对于这番论述,我如此认为:
我也不认为爱伦·坡、范达因的这些既有的侦探小说是至高无上的。可是我说我不满足于它们的意义,与木木的想法在根本上不同。相对于我是在前述的“宿命”中追求更加卓越的作品,木木却是想打破这个“宿命”,转向纯文学。我是二元论,而木木是一元论,就讨论本身来说,木木的想法更具革命性,叫人直呼痛快。然而以我目前的想象力,只会觉得从其中诞生出来的作品,不是能够满足我的形式。
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并非与上述的文学本质背离,但它所追求的中心主题是巧妙建构的谜团,以及抽丝剥茧时逻辑的乐趣。它虽然是文学的一种,却不能与爱情小说、犯罪小说、社会小说等同而语,从某种层面上可说是本质完全异于这些类别的特异文学。侦探小说不会直接从正面白描歹徒及犯罪行为,而是隐藏在文字背后,表面上只会若有似无地透露出片鳞半爪(侦探小说的其他特征也由此而生。侦探小说是犯罪小说的反面,有时反令犯罪者的心理与恐惧呈现得更为活灵活现)。作者为了隐瞒罪犯与犯罪手法而使用诡计,而主要的谜团依据这个诡计构成,谜团的构成巧拙,是侦探小说的重点。
《蝴蝶梦》当然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它是部十分出色的犯罪心理小说。有着奇异的恋爱心理,男主角与女管家间的神秘言行营造出的悬疑气氛,还有最后揭开犯罪事实的意外性。不过作者的意图还有作品的构成重点都和纯粹侦探小说无关,书中没有称得上精心策划的诡计,而且解谜的逻辑趣味极端淡薄。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绝对不输其他人,但那不是对侦探小说的喜爱,而是对于恋爱与犯罪心理小说的喜爱(但我不反对将这部作品纳入广义的侦探小说范畴中,而且也非常希望日本的侦探作家能写出这种小说,但这部小说的内容并不足以满足我对于纯粹侦探小说的爱好,也是事实)。
木木所谓的“创造真正的原创生活,肯定能出现超越既有一切诡计的诡计”,这个诡计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猜木木自己恐怕也还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将重点放在生活本身,以idea为目标,追求现实性后应运而生的诡计即使不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般遥远,我担心那仍然只是无法满足侦探小说爱好的下等诡计。
接下来我将考察前一期的《新泉录》。对(4)到(6)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最后的(7)“诡计必须出自于生活”一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回答了我前面的疑问。木木的论旨要点如下:
“重现真正的生活,肯定能创建出超越既有一切诡计的诡计。
“这是至难之事吗?这若是至难之事,那么一切文学皆是困难之事,并非只是侦探小说的宿命。”
“(不是先有诡计,而是先有生活)先决条件是作者有没有全力投入生活的气势,再投入犯罪与心理,如此才能产生诡计。
有幸对前一期木木的《新泉录》续篇再论我的看法。老实说,虽然言不尽意,但我的看法已在上上一期的《一名芭蕉的问题》中阐述过了,但议论的乐趣是在交换意见之中让彼此的想法逐渐深化,从而得到某些收获。因此今天我想针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投入小说中的人物生活是侦探文学创作的坦途,由此必然而生的诡计,才是真正的侦探小说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诡计。
可是我并不为这个“宿命”感到悲伤,我无条件地爱着拥有此般“宿命”的侦探小说。因为这当中有着侦探小说的特异性,有着其他任何文学都无法类比的独特世界。
何谓文学?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的事情,但我试着提出自己的定义。我认为文学的目标并非用相机拍摄人类生活,而是用画笔勾勒出人类生活百态。若将绘画换成另一种说法,就是穷究idea(柏拉图哲学中的“形相”、“形态”)。不是单纯的临摹,而是探究深处的本质。可以说文学上的“创造”,就是作者的笔力能逼近这种idea。
投入作中人物的生活是文学的要诀,侦探小说也不会忽略这一点,但我对于投入角色生活就必然产生诡计的说法存疑。有时候的确会产生诡计,但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我反倒认为不产生侦探小说式的诡计才自然。
我在前面提到芭蕉,绝非只是信手拈来一例。我是以芭蕉作为能实现我无法相信可能实现的难事的例子,而现在的我并没有能力阐述如何成为芭蕉的方法。因为没有,所以才举芭蕉为例。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最巅峰的文学巨著之一,可是它无法满足侦探小说根本的趣味。在侦探小说技巧上(当然作者并不着重于此)极为单纯而且贫乏。亦即《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十分伟大的文学著作,但以侦探小说的标准衡量却是无趣的。
木木说我们两人的想法相左之处并不在于理念。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但仔细想想,却并非如此。何谓文学?何谓侦探小说?在这些根本之处,我们两人的看法是否一致,到现在仍不清楚。
我说的“侦探小说最好能尽可能添加丰富的文学风味,但这是极限,如果完全朝文学本身迈进,那就不再是侦探小说了”的意义正是如此。非侦探小说的作者及作品不受此限,但若是侦探小说本身变成这样,我无法认同。
接着木木文中最后提到的“这若是至难之事,那么一切文学皆是困难之事,这并非只是侦探小说的宿命”。这一点并不符合事实。文学要以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为目标,理论上并非完全办不到,实际上也不是不可能,但侦探小说要以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为目标,不光只是理论上至难,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我所谓的“宿命”就是这个意思,是从以上的想法当中必然产生的,只属于侦探小说的“宿命”。
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是深得木木赞赏,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大力推崇的《蝴蝶梦》
如果文学的目的在于逼近人类生活的idea,那么直接以此为目标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隐匿罪犯、构思诡计、为了导出既定的结论而想出漫长的逻辑推理,绕上一大圈。特殊情况下,也会有纯粹文学会采取这类迂回的路线,但那只是巧合,我无法想象总是以这样绕远路为前提的纯粹文学。
我认为投入主角的生活之后,出现的不会是我所理解的侦探小说,而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类作品。依我目前的想象力,只能想到那样的作品。
如此一想,关于文学的本质,木木和我的想法应该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但我认为双方的相左之处或许在于对侦探小说本身的解释。那么木木认为的侦探小说本质是什么?我想先请教木木这一点。
(收于《幻影城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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