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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方式的诡计

江户川乱步侦探推理

类似的诡计还有毁灭而非隐藏凶器。像是将锐利的冰块或冰柱当成短剑使用,凶器过不了多久就会融化消失。关于这类诡计,我写过一篇随笔《冰制凶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还有最简单的手法,比如有罪犯假装是稻草人逃过警察追捕(切斯特顿)、或是伪装成蜡像(卡尔《蜡像馆里的尸体》(The Corpse in the Waxworks)、江户川乱步的《吸血鬼》)等。
把宝石吞进肚子里的办法,事后还得再从排泄物里找出来,女性把东西藏在特殊的位置,这种办法在小说中反而普通。不过藏在伤口的手法,像是为了藏一点儿小东西而伤害自己的肉体,或把东西塞进既有的伤口中,这种必须承受莫大痛苦的做法,让人感到莫名的刺激。我的笔记中,使用这类诡计的作品有比斯顿的《麦纳斯的夜明珠》,但我想应该还有其他例子。《鲜血淋漓》《鲜血淋漓》是一部系列歌舞伎作品,内容讲述忠臣为了保护主公的挂轴,切腹藏进自己腹中的故事。这部戏中,主人公身处土仓库的熊熊火焰中,为了抢救代代相传的挂轴,切腹后将之塞进自己的脏腑之中,这个构思虽然不是为“隐藏”,却是最为刺激的一种。
还有一个不少作者都用过的构想,尸体离开案发现场并不在罪犯的计划内,而是因为被害者自己移动,而使得调查陷入困境。范达因在一部长篇里描写了一个被害者被锐利的刀刃刺中,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致命伤,走回房间后还从室内上了锁,在房里毙命的不可思议的命案。落语的《人头灯笼》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卡尔更进一步在某部长篇里写了被害者在户外被手枪击中头部,自己走回家后才死去,结果演变成了一宗离奇命案的故事。为了避免读者指责其胡诌,他还引用了犯罪史上的实例,说明确实有被击中头部却没有立刻死亡的情形。
移动诡计中,利用火车车顶的诡计具有意想不到的妙趣,最有意思。较早的有道尔的《布鲁斯·帕廷顿计划》(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而布莱安·弗林的长篇《途中命案》中将火车改成双层公共汽车,使用的是相同的诡计。日本则有江户川乱步的《鬼》及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借用了这个构想。将尸体放在货物列车的车顶上,尸体便会在火车转弯时被抛到地上,使得命案看起来像是发生在那个地点。
关于永久藏尸的方法,有埋进地里、沉进水里、利用火灾或放进火炉烧掉、以药物溶解(日本的例子有谷崎润一郎的《白昼鬼语》)、封进砖墙或水泥墙里(爱伦·坡的《一桶酒的故事》(The Cask of Amontillado)、江户川乱步的《帕诺拉马岛奇谈》)等,都是想得到的方法。不过也有像邓萨尼的《两瓶调味料》(The Two Bottles of Relish)那种吃掉尸体的出人意料的方法,或粉碎尸体做成香肠(德国的真实案例)、将尸体镀金做成铜像(卡尔)、做成尸蜡(江户川乱步的《白日梦》)、丢进水泥桶里搅成水泥(叶山嘉树《水泥桶中的信》、混进木浆里做成纸(楠田匡介《人间诗集》)、绑在气球上飘到空中(水谷准《我的太阳》,岛田一男也用过同样的诡计)、将尸体结冻后打碎(北洋的作品)等,不胜枚举。
至于文件或纸张的隐藏地点,经常有人把它们藏在《圣经》之类的厚书籍的封面中或夹在书中,这一类手法平凡无奇。我曾写过将纸币埋在盆栽的泥土里面,这更加平庸了。不过西方作品中,克劳夫兹曾经在某个短篇中使用过盆栽的例子。藏匿纸张的手法,新奇的例子有勒布朗的《水晶瓶塞》(Le bouchon de Cristal),这是藏在义眼里的手法。类似的有菲尔伯茨用了义眼作为自杀毒药的隐藏地点,而假牙也经常被用来藏毒药。
例如在户外制造声响,诱使目标探头向窗外窥看,再从楼上的窗户放下结成环状的绳索,套住脖子后将其吊死。将尸体从建筑物后方的窗户放下去,交给在地面上等着的共犯,共犯把绳索缠在庭院的树枝上,伪装成自杀。这个奇特的诡计也是切斯特顿想出来的。
切斯特顿有一篇作品,诡计十分彻底。一名将军在战场上出于私怨杀害了部下。为了藏匿尸体,他发动一场必败无疑的战斗,导致自己这边死伤无数,他把部下的尸体丢进尸山,让人误以为那是战死的。为了一个人而让几十人陪葬,营造出残虐与滑稽的不可思议的气氛。
藏金币的诡计里,罗伯特·巴尔的短篇中有一个奇特的例子。一名老守财奴藏着数量庞大的金币,在他死后,这些金币下落不明,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翻遍了房子,甚至天花板和地板都掀开来,却还是找不到,也没有埋进地下的痕迹。实际上,金币一直都在人们眼前。去世之前,老人买了火炉、风箱、铁砧等道具,把所有的金币都溶解了,再加工成薄如纸片的金箔,贴在家里的墙壁上,并在上面贴上普通的壁纸掩盖。老人将金币打得极薄,贴满了所有房间的墙壁,这出人意表的隐藏方法很有意思。
福尔摩斯的短篇里有过这么一个诡计。被警察包围的屋子里,正好有人病死了,罪犯便吩咐制作一副尺寸大于一般的棺材,和死人一起躺进棺中,抬出屋外,躲过警察耳目。克里斯蒂的短篇里,罪犯钻进妇人的睡床床罩底下,高明地利用了人们不愿意冒犯女性闺房的心理。拉提默的《太平间的女人》也利用了同样的构想。
诡计通常都是为了隐瞒某些事情才会使用,但这里我想举几个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藏东西或人的诡计。藏匿的物品中,以宝石、黄金、文件最多。参考我过去记下来的“诡计表”,首先关于藏宝石的地点,极端的例子有将宝石藏在身上的伤口中、让天鹅吞进肚子或窃贼自己吞下等;而普通的藏匿办法如肥皂里面、乳霜瓶的乳霜中、口香糖里,或者把项链挂在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装饰品里面等。
(收录于《续·幻影城》、《侦探小说之谜》)
青年时代,在穷困潦倒又无聊得发慌的时候,我和朋友想出了将“藏垃圾”游戏改成适合成年人玩的游戏,乐在其中。我和朋友轮流负责藏东西,比如将一张名片藏在桌上某处。桌上杂乱地摆着书、砚台、香烟、烟灰缸等,五花八门。游戏就是在桌上的杂物丛林里藏进一张名片,我通常把当时受欢迎的朝日牌或敷岛牌附滤嘴的香烟盒,抽出里面用来支撑的厚纸,将藏匿目标的名片卷得细细的,再塞进去。我也想出把名片的一面涂黑,贴在黑盆子底部的隐藏手法。这个游戏可以消磨掉一整天。
以上是活人的藏匿办法,至于隐藏尸体的诡计,则有非常多的例子。我的“诡计表”中将其大致分为永久隐藏、暂时隐藏、移动尸体、无脸尸体这四种。
侦探小说中出现的人类藏身地点,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点子。像是重罪犯故意犯下轻罪入狱,把监狱当成藏身处的方法,还有装病躲进医院的方法。刚才提到的罪犯乔装成邮差和乘务员,也是有趣的手法。切斯特顿是位想出离奇诡计的高手,在这种“藏人”的手法当中,他的构想最为出类拔萃。越狱犯在逃亡途中遇上正在举行化装舞会的豪宅,他便穿着一身条纹囚犯服装混进里面,混淆追兵的耳目。而邸内众人则为了他那身囚犯装的神来之笔拍手叫好。
至于其他类似的诡计,我一时忘了作者名,是侦探杂志LOCK的征文得奖作品。内容是用除雪车将尸体撞飞,落到前方地点,制造出不可思议的状况,颇有意思。
在我小时候,名古屋一带有一种叫“藏垃圾”的游戏。孩子先在地上画地为牢——确定一个四方形区域,将某特定垃圾,比如火柴棒大小的一截树枝或稻草、小石头埋在“牢房”的泥土里,由其他孩子找出来,可说是缩小版的“捉迷藏”游戏。我小时候觉得有趣极了。
关于移动尸体,卡尔的长篇及切斯特顿的短篇都有例子,基本上是将尸体运到与杀人现场完全无关的其他场所,伪装成命案发生在后来的地点,以混淆搜查。再加上各种新奇的巧思,就产生了不同的类型。
至于小说,构思的妙不可言让人难忘的有柯南·道尔的《六座拿破仑半身像》,有六座一模一样的石膏像,让人分不出宝石究竟藏在其中的哪一座;还有道尔作品的《蓝宝石奇案》,让天鹅吞下宝石,却猜不出是哪只天鹅。亚瑟·莫里森的长篇《绿色钻石》(The Green Eye of Goona)也使用同样的构思。
暂时藏尸的诡计中,有克劳夫兹的《桶子》、奈欧·马许的《羊毛堆》(Died in the Wool)、尼古拉斯·布莱克的《雪人》(江户川乱步的《盲兽》,其他还有许多例子)、卡尔的蜡像、江户川乱步的活人偶及菊人偶;藏在大垃圾箱的手法,江户川乱步在《一寸法师》里用过,切斯特顿也在《孔雀之家》(The House of the Peacock)里使用过。大下宇陀儿的《红座的庖厨》则是藏尸在冰箱里。
卡尔有个短篇,文中藏匿凶器的方式十分有趣。有人在室内遭到锐利的短剑刺杀。房间是密室,而且凶器绝对带不出房间,尽管如此,众人找遍了整个室内却仍找不到短剑。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其实凶器是尖锐的玻璃碎片,罪犯将它丢进室内大如金鱼缸的玻璃容器里面了。当然,玻璃在丢进水里之前,血迹已经被擦拭干净了。
卡尔想出了许多移动尸体的方法作为长篇的中心诡计。这必须先安排出复杂万端的状况,在此简单一两句难以交代清楚,极端的有将尸体隔着走廊扔出去,装成是在落下的地点遭到杀害的诡计。而更极端的则有大坪砂男的《天狗》,这是用石弓将尸体投掷到远方。有一种表演是把人体当成炮弹从大炮发射出去,若把它应用在侦探小说上,也可以成为一种诡计。投掷尸体或发射尸体,无疑是切斯特顿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幽默诡计。
侦探小说中经常融入这类“隐藏”的趣味。罪犯躲起来,而侦探将其找出来。最出色的例子应该就是爱伦·坡的《失窃的信》了。它反过来利用人类的心理,不是藏起来,而是正大光明地摆在眼前。切斯特顿稍作改动,用于藏人,写下了《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邮差这个职业成了盲点,明明人就在眼前,人们却对他视而不见。这又被奎因用到长篇《X的悲剧》中,乘务员及渡船的验票员身份就是隐身衣。明明就在眼前,人们却丝毫注意不到。
利用海潮,把载着尸体的小船送到远方以阻碍调查进度,这类诡计也很常见。西方的合作小说《漂浮上将》、日本苍井雄的《黑潮杀人事件》和飞鸟高的某部作品、岛田一男的某部作品都是此例。
关于“无脸尸”诡计,我曾在其他随笔讨论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根据这种情况,侦探小说算得上是大众文艺吗?有一段时期我曾这样想:侦探小说与被称为纯文艺的小说相比,是一种读者更加稀少、同好更只有一小部分的类型文学。侦探小说所描写的并非艺术,也非科学,而是类似二者混合的东西;它所诉求的读者群当然也像我说的并非一般大众,但也不是文学青年,而是像福田德三博士或是内藤鸣雪翁那样,在意想不到的领域有着喜爱它的读者。但以纯粹的意义来说,侦探小说是一种非常不一般、极为特殊的文学类型。danseshu.com
读者一定会反问:那你为什么要加入《大众文艺》的行列?请等一下,这是有理由的。其实最近,我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想法。侦探小说这东西,真的只是小众的嗜好吗?先看看我们的人生吧,它充满了各种侦探元素。学问的研究,无疑就是侦探过程的一种。推理、演绎、归纳,这些全都是侦探小说的专门用语。外交及政治也是一种侦探活动,因为间谍及其活动是外交必不可少的环节。其他不管是做生意还是社交,就连恋爱,换个角度来看也是侦探活动。人绝不会照单全收对方说的话,而是想方设法弄清话里的真意。善于运用这种侦探方法探究的人,换个说法就是聪明人。这样一想,便觉得侦探小说真是十分大众化。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换个角度看,说侦探小说是造福社会的文学,这说法也不是不能成立。
目前侦探小说声势如日中天,光是专门杂志,就有《新青年》、《侦探文艺》、《侦探趣味》、《电影与侦探》,数量之多,几乎令人胃口尽失。其他种类的娱乐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也几乎都会刊登侦探小说。乍看之下,侦探小说读者数量似乎非常惊人。
然而尽管侦探小说如此盛况空前,能够真正理解侦探小说的人却意外稀少。只要看看侦探小说专门杂志的销售量就知道了。和娱乐杂志、妇女杂志动辄几十万册的发行数量相比,侦探杂志的读者最多只有区区几万。而且,侦探专门杂志上若刊登爱伦·坡、切斯特顿等作家高尚的侦探作品,就卖不出去,所以真正的侦探小说读者有多么稀少,可想而知。
如果大众文艺就像前者那样,多少带有指导大众的意涵在内,我就困窘了。因为侦探小说的写作,绝对不是为了那样的目的。有人告诉我,侦探小说必须脱离金钱和物质的樊篱,注入更多社会性的意义,否则就是虚假的。那些人会建议我看威尔西宁的《死亡炸弹》,但是我完全不觉得那类作品有趣,我想一般同好也是这么想的。侦探小说的好,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在那部作品中,侦探小说的趣味太稀薄了。
所以我想侦探小说应该可以更为大众化,现在它的同好真是少得可怜,实在没有道理,其实侦探小说的读者应该还可以更多的,事实上,国外的侦探小说销量就非常好。趁这个机会,挥起大众文艺的大旗推广侦探小说应该也不错吧——我的想法便沿此思路渐渐改变了。
因此基于上述后半的理由,我确实是大众文艺的一员。而在这个意义上,侦探小说也属于一种大众文艺。
过去我很是孤芳自赏,确切来说应称为“古董”嗜好吧。真正的侦探嗜好,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一种快乐,而能体会这种乐趣的我,是多么受老天爷眷顾啊。这是一种有限的嗜好,爱伦·坡的《金甲虫》对于爱好侦探小说的人来说,有趣绝妙,直叫人拍案叫绝,但对于对侦探小说不那么喜爱的人来说,则枯燥无味到了极点。这是我在喜爱小说的朋友身上实验后的结果,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过去我总是如此认为。
(收录于《恶人志愿》)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何谓“大众文艺”?身为其中一员,提出这种问题或许很怪异,但老实说我还不能清楚地定义。不光是我,二十一日会的众会员似乎也没有明确一致的见解。有些人认为不必刻意地将大众文艺的主旨界定为将新的社会思想透过各式读物、小说灌输给大众;有些人则对只是单纯地将艺术大众化、自命清高且自以为是地对现今文坛感到不满,认为应该以更容易亲近的方式唤醒普罗大众,单色书将一般读书界也加以艺术化,才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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