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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生活怎样?”
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钉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你现在……还不死心?”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 “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他夭折了!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99lib•net,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子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单色书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和他走着,聊着,直到走到那幢工房跟前,秀花才看出我来了。她扔下铲煤的铁铲儿,拍打着围在腰间的围裙,一下子大呼小叫起来……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的沙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啷啷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捣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手:孩子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不干涉。
我们重新坐下。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 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你怎么在这儿?”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 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来听你的报告。”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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