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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我溜下台来,拍拍他的肩膀。他猛然转过头,认出是我,眨着浑浊的眼睛,大声感叹着,拉我在一堆麦草垛子跟前蹲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的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述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那就坐坐吧!”我说。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我说咋着!”马罗老汉一蹲下来,就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没有千古不明的冤喀!你看咋着!我的活灵验不灵验!自古以来,都是奸贼害忠良,瞎人得势,好人遭罪。反过来呢?好贼没一个能好到底的,忠良也没一个窝囊不明的。你看那些老戏吧,《赵氏孤儿》呢?《白玉楼挂画》呢?嗨!都是这个理儿!而今也一样 ……”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 跟大队长干起来了。 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 ‘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真是想不到!”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者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 …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却一扫无存了。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尽胡整!”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 “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曲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分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 “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扣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瞄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 她的声音哽咽了。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 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 …”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 “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大难活人了哇!”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再难也要活下去!”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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