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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我和他拎着包着糕点的纸包,走出小铺,老头殷勤地送我们到街道上。他大约看惯了庄稼人买东西时犹豫不定、盘算再三的神情,以为我们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的魄势了。我们和老头道谢一声,老头笑着,哈腰点头,进门去了,咣当一声插上了木板。
“啊!理想的追求,苦难的历程,成功的狂欢……啊!”惠畅手撑下腮,感慨着,“你从我可以期望你的明天,坚定不移地埋头奋斗!”
“是的……”我心里热乎乎的,劲头也更足了。
马罗的粗壮浑厚的调门在近处响起,是十分激扬昂壮的乱弹,可惜一个字也听不懂,那古老的剧种的激越人心的旋律却是令人心驰神荡的,尤其是在这样静寂的雪野里……
我站在河堤上,欣赏第一场大雪带给小河川道的迷人的景致。大自然真是神奇啊!昨天以前的整整一周时间里,我牵一条牛缰绳,手里掂一根断了半截皮子的短鞭,在河川的麦田里悠悠地转过来再转过去,看那黄牛屁股后头拽着的小石碌晦在绿汪汪的麦苗上碾过去……整个河川里和源坡上的梯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鞭鞘闪闪,庄稼人吆喝牲畜的粗壮的喊声,互相呼应,那声音并不像播种时节那么急切,而是一种悠悠然自得的声音,显示着庄稼人对牲畜的宽容和抚爱的音调儿。我第一次真切地体味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劳动的乐趣。
“稿费20块。 ” 他告诉我,他的弟弟已经从邮递员手里领回稿费交给他了, “你说,我们该怎样享受这一笔巨款?”
“烧酒一瓶。”惠畅说,“顶好的是啥酒?”
“甭急!我还要烟呢!”他说,“最好的烟买五包;还有茶叶,也要好的……”
马灯挂在庵棚立柱的杈枝上,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投下一片花花拉拉的光道和黑影。庵棚周围的积雪清除掉了,有一块小小的干净的场地,倒像是庄稼院门前的场院。积雪在田野里透着一层亮光。马罗不在,大约又去吆雁了,河滩的下方,隐隐传来他的斥喊声。
“哈呀! 是你俩……” 马罗声到人到,手里提着一杆火锍,靠放在庵棚上, “现在没有包谷棒子了……”
“你俩——有一个在外头找下工作了?”
“小河秋高——发……”他手里扬着一张报纸,从河堤下爬上来,话没说完,不料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个跟头。他哈哈笑着爬起来,腿上和胳膊时上沾着雪,也顾不得拍打,把手中的报纸递给我,“发表了——我的《小河秋高》!”
咣当一声, 门板拔除了一页, 我和惠畅侧身挤进去,眉目和善的老头儿问, “买啥?”
其实,庆祝方案他早已想好了,要我此刻跟他过河去,五里镇那个公私合营的小铺里,有烟有酒,又有糕点,而且营业时间不作严格限制,即使关了门板,谁有急事,只需拍拍门板,那个善眉善眼的老头就会不厌其烦地拔开插扇门板,迎你进去。
我和惠畅对面坐下,中间隔着火堆。火焰从三块石头的空隙冒起来,锅边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们就着火苗,点燃了纸烟,“海河”牌香烟,天蓝色的封皮,天津出品,60年代享有盛誉的一种高级烟哪!我们可以连着抽掉三根五根了。
老头儿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眯着眼,把秤杆伸到灯下去辨认秤星儿,然后包了,用纸带捆好,拨拉一下算盘,轻轻地说了钱数。
惠畅从我手里夺过报纸,扔在雪地上,双手抱住我的肩膀,用他的滚烫的脸颊死死地挤挨着我的脸,竟然哭了。他的动作太猛而又使我始料不及。脚下一绊,两人都跌倒在雪窝里了。
我惊呆了,久久盯着他眉飞色舞的憋红了的脸膛,猛然醒悟过来,打开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头条标题,是四个笔锋道劲的大字:小河秋高。标题的下方,是作者的名字:惠畅,我的眼花了!
“那不算啥!”惠畅摇摇头。
“我还当是你到河那边,找阿克西尼亚……”
“那当然!不过——”他意犹未尽,“无论如何,我们得庆祝一番……”
“乌——拉——”他爬起来,扬着双手,对着河滩,可着嗓子吼喊,这是一句极易记住的俄语单词。
我首先从惊喜中镇静下来,捡起报纸,坐在河石上,端详起来,真怪,同样是惠畅两字,一经铅字在报纸上印出来,顿然神气多了!
“我今日来犒劳你——”惠畅从庵棚里取出大包小包,摆在包谷秆子上,解开了,“马罗大叔,感谢你给我们招待过一顿包谷棒子……”
“乌拉——”我也高声呼喊起来。
我一看报纸角上的日月,已经出版一周了。真是遗憾,我们俩谁也订不起一份报纸。再说,书信和报纸,没有人直接送到村里来,只送到八里远的那所小学,由本村走读的学生捎带回来。他给我看的这张报纸,是学生刚刚捎回来的报社寄给他的两张。
一场大雪,把农历十月里这种并不是年年都有的景象淹没了。田野里一片白雪。河滩里也是一片白雪。终年裸露的沙滩现在也闪着白雪的柔和色调。一道细流,在雪地里辟开一条曲曲弯弯的水道,把雪的原野割裂开来了。
他似乎一下子理解不开这件事究竟有多么重要,傻愣愣地笑着。
一场丰厚的瑞雪,彻底划清了渭河平原的秋天和冬天的界线。如果没有从苏联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的入侵,渭河平原的秋季似乎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冬小麦在温暖如春的适宜气候里蹿得好高,有些贪长的品种竟然拔节了,整得庄稼人用黄牛拽上碌碡到麦田里去碾压,把它们忽忽忽扬起来的叶杆镇压下去,抑制它们的生长,节约土壤里的肥力。农谚说,麦无二旺哇!现在旺起来,明年春里连穗儿都不结了呢!庄稼人仰头望着绿色葱茏的田野,望着湛蓝的天空,盼望有一场大雪降至,对疯长的麦苗实行自然的不可反抗的镇压,或者起码应该刮一场西北风,降下几场浓霜,尽早结束这种“十月小阳春”的并不美妙的节气。
我们沿着河堤往上走,那儿有一架用木板搭成的便桥,可以跨过河水。
“你猜!”惠畅说,“猜中了犒劳你。”
马罗猜不着了。还能有什么事比得娃子和参加工作更令年轻人高兴呢?他憨憨地笑着,老实承认,自己猜不透了。
“嗬呀——”
“我吆雁去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是黎明时分开始降落的,静静地下了大半天,午后停息了。现在,灰白色的云层已经扯开,露出一条条或一块块蓝天,云层在缩小,蓝天在扩大,遥远的西方河与天相接的地方,灿红的云霞已经把天地浑为一体,难以分辨其界线了。我拂去一块河卵石上的绒雪,坐下来,静静地沉浸在大自然的静谧的气氛里,水边有两只玲珑精致的无名小鸟,飞起又落下,那叫声像是从颤动的金链上弹出来的,更衬托出了河川的恬然静气。
田野是这样静溢,即使是最勤劳的那一部分庄稼人,也不能利用下雪的休闲时间到沙滩上割枯蒿了。他们聚集在村头扫过积雪的场院里扯闲篇,没有人到白雪覆盖着的田地里去转悠。我感觉到自己与庄稼人不同的情致,喜欢在空漠的河滩里的河堤上散步,我怀疑是不是12年的学校生活,染给自己小资产阶级气味了……
“咱们小河川道出下能人了……”马罗放下火铳,一扬手,高兴地说,“我给你放炮!”
“我明年要发表10万字的小说。”惠畅说,“天哪!《小河秋高》一发表,我的劲头像火山爆发了,我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我听到谁在叫喊我的名字。
这无疑是他获得第一次成功的深切体会,也可以看成是经验性的启示了。他有了第一次成功,也就有了第一次获得成功的经验,不管谈这个经验用怎样的口吻,神气的或者是谦逊的,都不能改变成功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我现在还没有这种体验,对于从书上看到的许多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我都信,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至于人物创造中的模特儿说,我也早已知道,虽不新奇,却有他——我的朋友切身的体会为佐证。我就附和说:“好多作家谈经验时,都有这一条,如何从生活中受到了启发……”
“我已做好五年的苦斗期……”
马罗瞪大眼睛,惊叹一声,往后倒退了一步。可以想见,这种豪华的吃食—— 蛋糕和点心,会使他多么吃惊了。甭说整个乡村里都在忍饥挨饿度荒年,即使在过去的正常年景里,庄稼人也只是在走亲戚或看望病人时,才忍心花费块把钱买一斤饼干或蛋糕送去,哪能这样浪吃海喝呢!他瞅瞅我,又瞅瞅惠畅,大约终于明白了发表一篇文章确乎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他忽然转过身,从庵棚跟前捞起火铣,扛起来,对着星斗满天的寒冷的夜空,用纸烟头上的火点燃了导火引线。导火线儿吱吱响着,爆出一串斑斓的火星,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响声,冲上天空,震得星星也抖动起来。远处栖息在杨柳林带里的什么水鸟,仓皇惊叫着逃飞了。
“买点稿纸吧!”我说,“这是我们的基本物资。”
惠畅拍敲着小店铺的黑色门板。
“买一瓶。”惠畅的口气很大,俨然一位百万富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是不屑于过问的,“两斤点心,两斤蛋糕……”
“那更不算啥!”
这场雪下得太神了,没有往常里降雪前的先兆,那就是呼啸而来的西北风作先导,搅得昏天暗地,然后把雪花愤怒地抛甩到田野上和庄稼人的房上、院里和猪圈羊栏里。这场雪是和平进入,文文雅雅,温柔而又娴静地降落下来,使庄稼人喜滋滋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情了。不过,善于动脑筋而又有点文化的农民,已经预测到这场雪的至期。雪前的两天,刮了一天一夜东风,那是海洋性气候进入的标志,带来了大量的水汽,一当风息,便有雪至,他们已经明白了“长安自古西风雨”的实质,西北风仅仅起了点降温以促进东风带来的水汽凝结为雨雪的作用。
“找马罗去!”走出五里镇短浅的街道,我们下了场楞,隔河遥见马罗庵棚上的马灯,像一点鬼火,在雪地上闪亮。惠畅感慨万端,又像报复似地说,“为了我们两人合抽一支‘航运’烟的困境,为了我们在水沟黑店里给臭虫吸去的血浆,为了马罗给我们烧烤的包谷棒子,我们得犒劳一下,庆祝一番,热闹热闹……”
马罗又侧过头嘿嘿笑着说:“你俩……今日像是……有喜事?”
“总算——开始了!”惠畅一手叉在腰间,一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开始了哇,我的声音!”
惠畅神采飞扬地说着,走着,兴奋之情难抑:“要是阿克西尼亚恰好也在庵棚里,那就更加罗曼蒂克了……”
我站起身,看见村庄通河滩的黑色大路上,正急急地晃动着一个人的身躯,那干练的走路姿势,以及那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上闪动的头发,使我一眼看出,他是惠畅。他大约到我家里去了,又找到河滩上来。雪天不能干活,正是他写东西的天赐良机,许是一天来写得闷了,要找我闲聊;也许又有得意之作草成,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追来给我要念他的小说了?
“你媳妇要下白娃子了?”马罗说。
“太白酒。”老头说。
“啊呀!我的亲爱的葛利高里!”惠畅一跃跳起,搂住马罗的肩膀,“你跑到哪儿去了?让我老等你!”
我告诉他:惠畅的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
“马罗本人的性格就很特别……”惠畅说。
我觉得他又狂劲上来了,胜利带给他巨大的欢乐,也把他的自信的本色发酵而膨胀起来了,正冲向疯狂的顶峰。我想,苦斗中忍受过太多艰辛乃至屈辱的人,一旦扬起头来,长吁一口气、呼喊一声“乌拉”的心情,大约人皆难免吧?我想,某一日,如果我也有这种幸运出现的时候,也会狂一下子的。我说:“对的。应该趁热打铁!第一阶台阶总算跨上去了……”
瑞雪初霁的晚上,寒气逼人,我划着火柴,点着麦草,惠畅已经从渠岸上抱来一捆干透的包谷秆子,火焰冒起来,包谷秆节爆裂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老光棍在三块石头上支着的一只小铁锅,锅沿边生着一层锈斑。我们给锅里添上水,架在火上烧起来,等到马罗一会儿吆雁回来,正好沏茶,真正的茶叶!
“看来哪!还是有个模特儿好!”惠畅兴奋地说,“那天晚上,咱俩跟马罗在河滩闲聊,回去后,我以他为模特儿,写下《小河秋高》。”
“我也许和他太熟悉,反倒屡见不鲜……”
“去你妈的脚!净逗老叔……”
“动手抓啊——”惠畅喊。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浪的哄闹嬉笑的声浪,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爽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 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炮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黄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买哪种烟呢?”我间。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强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黄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精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 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 ‘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干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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