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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我眼见这个败类胡作非为……实在忍不下!”惠畅在桌子上捶了一拳,“我主要考虑的是受害的女方……”
“我敢和你打赌——”
翻上干沟的顶端,远远可以眺见城市的灯火了。赶天明,可以步行到市区,倒是可以节约下二毛钱的车费,我们俩扯开步子,在乡村和城市的边沿上赶路。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瞅着我,像是征求我的意见,要作出什么非同小可的决断,“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污辱!这个无赖!”
万万没有料到,那位团支书今天后晌登门来找他了,好像任何丑事都不曾发生,团支书满腔热情地来和他商量如何响应县团委的号召,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团支书一条一条说着自己开展这项工作的设想,慷慨激昂,信心十足,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他帮助团支书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他想将他增添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秀花妩媚地斜瞟丈夫一眼,又不说话了。
他的新媳妇秀花,又坐在炕的那一头,动起剪刀和线板儿……
“要在作品中写他,我真有把握!”惠畅也松了一口气,笑了,“怕是这样的作品不好发表呢……”
令人惊异的是,舞台左边走进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腋下挟着一只黑色皮夹,站到讲桌前,恰到好处地点头鞠躬之后,就坐下来,也不寒暄客气,一开口就讲起散文的概念来。他中等个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两只聪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书生。
坐在我前排的两位中年人交头接耳,说报告人不过23岁,大学文科毕业,现在已经是省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了。我仅仅比他小不过两岁,现在正愣头呆脑地坐在台下听他讲文学的基本知识哩!
“嗨——妈的!”惠畅气恨地骂。
他也有自卑的一面呀!我想。我总以为他是自信的,很少见到过他有畏缩自卑的时候。想不到,在神秘的省报报社的大门口,他也自惭形秽,不敢贸然迈步,踌躇蜇磨。看来,即使很强的人,也不能摆脱其卑微的社会地位给他心上长期投注的阴影和影响……
我们重又走在来时的南源坡根的乡村上路上了,午后的太阳仍有热力。在一架水车前,一头骡子蒙着眼,拽着木棍转圈圈,木棍转动齿轮,叮叮当当,清水哗哗哗从筒管里冒出来,我们在水槽里洗了脸,喝了几口清凉凉的井水,又赶路了。
“扯完布,办完事,我就逛书店去了。”惠畅说,“过省报门口时,我蜇磨了几匝,到底没敢进去。我的用马罗作模特的小说,寄给他们三四个月了,总也不见回音,不用也不见退稿,这些编辑老爷,架子好大啊!我想进去问问,又怕人家瞧不起,说这样差劲的东西,也值得专门跑来问!看着报社大门里出出进进的那些人,个个神气十足,我蜇磨了一周八匝,还是没敢进去……”
“久走黑路,总有碰见鬼的时候。”秀花劝她的男人,“咱们犯不着。让他胡闹去!总有事烂的时候,免得咱伤神……”
他一开口,就说到他们村的团支书,他和他有矛盾,而且不可调和……
我的心里聚着的劲头,渐渐撒漏了,简直悲凉起来了。老天爷!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赶来听文学讲座,可以断定尚不是全部爱好文学的人。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里坐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都在做着作家的美梦和进行着实际的努力,而终究能成为作家的,又有千分之几呢?那千分之几的幸运儿,绝对不会是我这个一身家织土布的乡下佬哇!我简直由自卑而愧悔了,真是,腰里揣着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包谷面饼子,居然跑了几十里路来听文学讲座!
“等等再看吧!”我劝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他能蒙混多久呢?”
他是惠家庄第一位高中毕业生,又多才多艺,很自然地成为惠家庄青年崇拜的核心人物。原任团支书用尽一切几乎是可笑而又愚蠢的手段,限制他、打击他,以至毁谤他。他全不在意,暗自好笑,团支书怕他取代他在团支部的领导地位哩!他想,真要取代他,也许并不难,问题恰恰在于,他无心窃取团支书的位置,他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他诚心诚意协助文化程度不高的团支书做好工作,给青年们编排小型文艺节目,居然在公社团委举行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演出中获得第一。他在村里办的墙报,在全县团支部的墙报评比中名列前茅,市上的团的宣传干部在晚报上写了报道。他的宣传工作越出色,团支书越嫉妒他,竟然悄悄向公社团委书记汇报,说他骄傲自大,自恃有文化,瞧不起农村青年云云。因为公社团委已有用他的意思,让他做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书反而说下一大堆不是。
“打啥赌?”
惠畅写罢,摔掉黑棒,吹灭了煤油灯,我们就走出街门了。其时,星斗满天,深秋的夜半时分,湿漉漉的夜气透着一阵阵寒意。
他忍着满肚子的火儿送团支书出门,回到小厦屋里就憋不住……
团支书已经娶过媳妇,而且在秋天已经有一个儿子出世,却偷偷摸摸干这种风流勾当。他已早有所闻,说团支书利用青年们要求入团的迫切心理,干些不干不净的苟且之事。这事发生后,昨天晚上,那位女青年哭着向他叙述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临了却要他替她保存脸面,不然,她就活不成人了……他完全答应了她的要求,请她放心,让她心地踏实地出了门。
“这个流氓!”惠畅站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的口吻说,“居然用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头衔来收买我!”
“一生就这一回,人家谁不想多买两件好衣服?”秀花在一边插上话,“人家谁像我那么好说话,由你凭良心买了几件……”
他那样乐观,又那样自负,总是在任何艰难困境中能够找到幽默的话题,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憋气难言的样子。看来,任何乐天派都不可能从早乐到晚,从生乐到死,总有纷繁的俗事缠得他皱眉的时候。
“我总是怀疑自己。”我如实相诉,“我看在座的那千把人的派头,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都更像作家的派头,只有我不像!”
我取来衣裤,在门外的院子里摔打抖索,只怕衣缝里暗藏下一个贼兵,摔拍得衣衫僻啪乱响,才疑虑重重地穿到身上。我拉他快走,他已走到门外,又返身进去,从炕洞里拣出一块烧炕时未燃烧尽的黑棒,在墙上写道:
所有这些他都忍了,不予计较。前日发生了一件事,才惹起一连串的不愉快。他晚上睡得迟,常常到半夜,而临睡前必要送去一次“皇上”。他照例走下楞坎,在河沟的白杨树下去大解,猛然一阵响动,看见两个黑影朝河沟里蹿去。困难年月里,乡村常有小偷小绺的人,夜里翻墙入院,牵羊捉鸡。他断定那是两个歹徒了,拔脚迫去,直追到河沟的土桥边,那两人分头先后爬上小桥边的土路,光线稍亮一些,他才辨出后头那一位是个女的,前头撒开长腿仓皇逃窜的,竟然是团支书,他的那双八字拐腿的姿势,即使在夜里,也很清楚……他立即收住脚,自认晦气,长吁一口气,解开裤带,送他的“皇上”了。
铃声响过,帷幕推开,会场渐渐静下来,一位中年人笑容可掬地走到麦克风跟前,宣布了报告会开始。
“要不是考虑女方的脸皮,我那晚追上他,非砸扁他的嘴脸不可!”惠畅攥着拳头,“这家伙二十六七岁了,早已超龄,还不退团,赖在团支书这个位置上,尽干坏事!这家伙也是穷家出身,可懒得哼哼!凭一张油嘴,吹天擂地,真是他妈的一个标准的流氓无产者形象……”
“十年,顶多十年,我要以作家的名义,踏上这个剧院的舞台讲创作!”惠畅突然站住,紧紧盯着我,不是开玩笑,“请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我说过这个话!”
我和惠畅的话题,渐渐归入我们的一贯的爱好上来。惠畅说他前几天进了一趟城,是他的一个表弟订婚,表弟引着女方到西安扯布,作为订婚的象征。整个买布料的过程中,表弟傻乎乎地跟着介绍人和姑娘转,给人家摆布得晕头转向,女方还一个劲弹嫌他太吝啬,几乎为买布花钱闹得崩了婚事!惠畅感慨万端:“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上看到,实际生活中,尤其是我们的农村里,票子就是爱情!票子多,敢花钱,媳妇眉开眼笑;要是缺钱,媳妇就歪鼻子斜眼了……”
他的情绪终于缓解下来了。
到此为止,我平素体会已深的他的自信的气魄,现在发展到顶峰了,完全可以说是狂妄了。我倒是觉得,对于我心里不知怎么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应该接受他的一部分虎气。我掏出笔记本,当真记下了他的狂言,而且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双方签字为证。这也许可以逼他更加努力去奋斗,我同时也觉得紧迫起来了 ……
“到底出了啥事?”我意识到事态严重。
我走进他的熟悉的小厦屋,煤油灯光里,我发觉他神色不正,出气也粗了。又是和秀花憋气吗?我暗自猜想,不由地瞅一眼秀花,她脸色有点抑郁,却不像和他存心呕气的样子。她平和地说,你就专心看书写字,少染人家团支部那些事……我心里释然了,既然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闹矛盾,我就可以在小厦屋里坐下去了。
“还我血来!”
我俩大步走着,心里反倒畅快,走夜路有其独特的韵味,心里一阵阵激动,像是乡村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婆老汉去朝拜古庙神寺,愈接近目的地,脚下劲头愈足了,心里凝结的信仰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
“这个人讲得好!”惠畅很钦佩地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一句话就概括了散文的艺术特质……我看你听讲时,好像总不踏实?”
“怎么了?”我问,“出了啥事?”
“在作品里刻画吧!”我说。
“哈呀!我和你刚好看得相反,完全相反。”惠畅扬着头,挥着手,“我看那一百个人中,有九十八个都不像作家的派头,只有你和我像。”
“甭看这儿坐的那些人,一个个神气十足,好大派头,好像他们就是马克西姆!” 惠畅撇着嘴角,斜眼很傲慢地扫视着会场,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其实比我们强不到那儿去!”
我拉着惠畅在剧院后排的连背椅上坐下来。舞台上吊垂着紫红色的帷幕,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沿。舞台上挂着一副《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会》的红色横标,可能前几天在这儿举办过朗诵会,横标尚未来得及卸掉。
我们步行六七十华里,几乎一宿未睡,现在坐在靠背木椅上,腿脚首先感觉舒服了,浑身尽管有一种紧巴巴的疲倦的感受,却仍然精神兴奋。剧场前头已经坐得黑压压一片,门里仍然涌进一伙伙青年男女,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从服饰和举止上判断,可以看出听讲者中有青年工人、教师和其他角色,惟独没有农民装束的人。只有我和惠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我和他都是家织粗布衫儿,头发上落一层黄色的尘上,这是在乡村土路上长途跋涉的结果。我们没有穿袜子,脚背也已被尘灰污脏了。我感到拘束,又感到孤独。过往的穿戴干净的青年男女,冷漠甚至鄙夷地瞅一眼我俩两边空着的座位,走开了,挤到干净人窝里去了。
“有点妄自尊大吧?”
“这么个坏东西!”我忍不住说。
“公社团委书记有点官僚,不了解实际,还以为我和他不团结,是互不服气哩!” 惠畅无可奈何地摆摆头,“不揭露这个坏东西,心里憋气。揭露他,又要耗费我的精力和时间,再说,受害的女青年也受不了……”
“噢哟!对了——”惠畅哈哈笑了,“对了,只有咱俩是真正的不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
我不知他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不敢全信,可是却很愿意接受这种意思的话,以及说着这种话时的情绪。
我侧过头,惠畅正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作记录,全然没有我这样的自卑。年轻的编辑口齿伶俐,语言准确,感情丰富,手势潇洒,讲得真是好极了。讲解举例中,他居然大段大段地背诵起俄国一篇有名的散文来……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包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抗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撤在孩子胸膛上了。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 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 就深表赞成: “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点心,蛋糕,这些食品的滋味,真是太好了,对于装多了南瓜、野菜和豆渣的胃腔,具有无法克服的诱惑力量。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腴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 “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单色书投考民办教师。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 “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瞄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 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 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 “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下课了,我挟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的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 ……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马罗伸出粗黑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点心,送到嘴里,右手随即就接在下巴底下,使咬碎点心时掉下的渣儿皮儿不致撒到地上去。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 喝烧酒……”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她!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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