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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请问。这儿歇客吗?”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睃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撅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蔑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联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着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住一宿多少钱?”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糊糊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源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上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楞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摹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 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扣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五毛。”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六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罗啰嗦嗦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惠畅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
“歇。”
我和惠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一律五毛。”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danseshu.com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 却不见行李。 惠畅很爽快地说: “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嗯……”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 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你怎么在这儿?”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 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我来听你的报告。”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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