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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包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年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了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惠畅嘘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包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不苦。”马罗头一摆。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曲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分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 “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 “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大难活人了哇!”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 “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 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 …”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瞄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 她的声音哽咽了。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扣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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