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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陈忠实当代小说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精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干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强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黄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爽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 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炮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黄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买哪种烟呢?”我间。
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 ‘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浪的哄闹嬉笑的声浪,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 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不苦。”马罗头一摆。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包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惠畅嘘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包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年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了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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