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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放心,王吉成再也不会来这里,也不会再来打听孩子的消息了。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们好好养着这个孩子吧。”老人又叹了一口气。
“但愿如此。”我说。
羊群在初春的原野上像朵巨大的云彩优雅地拂动着。
“也许已经好了。”于伟试图打消我的担忧,“说不定一会便能见到羊群、牧羊人和他的女儿。”
老人说:“反正不能埋在家跟前,那样他们一家人还能活吗?”
我有些紧张了。
“他那丫头死了。”老人又吧嗒一口烟,“才六岁的孩子,多让人心疼。”
老人的孙媳妇正领着孩子在园子里翻地,见了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将我们迎进屋里端水递烟。
我们经过老羊倌的家门口一直把车开到原野上。
出城以后太阳升得高了一些,雪亮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的原野,由于百草萌发,那种生机勃勃广阔的绿色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我不由哼起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昔日重来》。这首充满伤感怀旧情绪的歌常常把我打动。它的歌唱者卡伦·卡彭特就是那个因为得了厌食症而离去的天才歌唱家。唱完歌,我蓦然想起了牧羊人,我们已有一个多月没来鱼塔镇了,不知他的女儿的病怎样了?
“他为什么非要见到我们?”我惊悸地问。
“半个月前吧。”老人说,“那会儿草才发出小芽。”
我们沉默着。
“这跟赌钱是一回事。”我开了句玩笑。老人一抖肩膀,没有做声。
我觉得心情有些压抑。鱼塔镇颓败的气象与周围滚滚而来的春色是那么不谐调。
春天的原野袒露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大人都为它的美而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芦苇一下了车踏上毛茸茸的草地,便扯着林阿姨的手叫个不休。草已经长出一寸多高了,最早知春的小黄花已经点点簇簇地绽开了。远方靠近江水的那一侧,羊群在缓缓移动,它们的毛发一定干净了许多,因为它们是雪白的羊群了。只是没有看到牧羊人的影子,这使我有些失落和担忧。
“当然。”我流着泪说,“这里有羊群,还有芦苇的小姐姐。”
“别这么说,林阿姨。”我说,“还有芦苇呢。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我不断地流着泪水。
“农民不在地里,而在屋里猫着,还能富起来吗?”林阿姨说。
林阿姨神色分外开朗,当她发现芦苇因为急着朝前走而摔倒在地做出要哭的样子时, 她并不像以往一样迅疾地扶他, 而是也“唉哟”一声故意摔倒在地,并且 “哎哟”叫着,做出痛苦不已的表情,芦苇便忘却了自己的处境,咯咯地嬉笑起来。
“您孙子呢?”于伟问。
林阿姨没有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厨房。我悄悄地跟过去,发现她一边给芦苇沏奶一边悄悄垂泪。
我们告别老人朝那片碧绿的原野走去。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的光芒也更灿烂了。于伟扳住我的肩头,我怕冷般地紧紧依偎着他。我的泪水静静地落,落在生机盎然的原野上,落到光滑的草茎上,落到绚丽的花朵上。前方,在原野深处,羊群依然像朵巨大的浮云悠闲地拂动,我看见林阿姨领着芦苇绕着羊群欢快地走着。
“什么时候死的?”于伟问。
老人扔下烟袋锅,呆呆地看着我们,颤抖着嗓音说:“她想她的小弟弟,她喜欢她的小弟弟,可她小弟弟七个月时就让人给抱走了。从那天起她就不跟爸妈说话,她也不吃饭,她就想要她的小弟弟。”老人的眼里涌上泪花。
四月末的一个礼拜日,天清气朗,我们一大早就驱车从城里出发了。林阿姨抱着芦苇,芦苇的怀中则抱着牧羊人为他做的木头熊。芦苇穿着一套雪白的毛衣毛裤,神情活泼,像只淘气的小羊羔。
于伟朝我伸出手来,他触摸着我脸上的泪水,只能悲哀地摇着头。
“没有。”林阿姨说,“她只是托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死讯,她连一个字都不给我留。”
“相反——”于伟说,“我们会更爱这个孩子。”于伟看着老人,“因为这孩子的身上有两条命。”
“看来他的女儿还没有好。”我对于伟说。
“桑桑是很彻底的人。”我说,“她大概是不想让你为她难过。”
她在点头的一瞬我的眼前忽然现出一朵苍老的浮云,那是林阿姨满头灰白的头发,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她的衰老。
1994年圣诞前夜于哈尔滨
芦苇能扶着墙壁磕磕绊绊地走几步路了。每当他能多走几步而不至于摔倒时,他就得意洋洋地别过头来冲我们咿哇叫着,仿佛在欢呼他的胜利。而当他不慎摇晃着跌倒时,这小男子汉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他会马上撇着嘴放声大哭,直到大人把他扶起为止。过了春节,天气一天天转暖,不知不觉之中,大地上封存的积雪开始消融,一些小巷子就泥泞不堪了。天色转蓝,云彩也开始洁白地呈现,树木的枝条变得舒展柔软,总之春天正在无声地来临。
我想起了第一次来鱼塔镇时老人和他的孙子察看车牌号的怪异举止。
“她被埋在了哪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想起了那个抱着我的腿、用牙齿来咬我的、眼睛大大的小女孩。她才六岁啊。
“他为什么不对我实话实说?”我不知怎的有了罪人的感觉。
“吉成不让我告诉你们实情。”老人低沉地说,“可我还是告诉你们了,你们通情达理,你们应该知道这事。你们不会为了这个不喜欢孩子了吧?”他担忧地说。
“这么快! ” 我说,“他一定很伤心。”我想起了牧羊人那双忧郁的眼睛, “他说他女儿老是想着什么事,她究竟是想什么做下了病?”
老人点点头,说:“你们不会看出她被埋的确切位置的。她爸爸把她埋得很深,地上没有鼓起坟包,上面只是平平地培了一层土,现在已经长出草来了,连我都看不出来了。”
“她一定是被埋在鱼塔镇的原野上了!”我冲口而出,“我没说错吧?”
“他把孩子给了别人,他还有脸要求什么吗?”老汉说,“他有时盼着你们不喜欢那个孩子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他回去,可你们已经处出感情了,他是你们的儿子了,他还能张口吗?”老人叹了口气,“唉,那可怜的小丫头一天天瘦下去,埋她时我见了,跟棵干草一样细。”
林阿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从家里带回了桑桑的死讯。她回去取换季的衣服,发现邮筒里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林阿姨一看陌生的字体便明白是有人在报告桑桑的死讯了。她战战兢兢地打开信,是桑桑的一位华人朋友写来的,她告知桑桑死于一个礼拜日的傍晚,死时极其平静,脸上还挂着笑意。现在桑桑已经被安葬了。她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喝一大口甘美的红葡萄酒,结果她如愿以偿了。
“临死还恶习不改,还要喝酒!”林阿姨颤抖地说。
“你们真是好心人。”老人又颇为疑虑地问,“你们还会再来鱼塔镇吗?”
“那就少抽两袋烟。”于伟说。
老人的孙媳妇扯着孩子又去翻地了。
“一大早就进城买水壶去了。”老人的孙媳妇殷勤地代为答复,“家里的水壶烧了十几年了,烧漏了。”
老人一撇嘴,咽了口唾沫:“犯了瘾就忍不住。”
我们又问老人他的干儿子怎么没来?他的女儿的厌食症好了没有?老人抬起头哀怨地看了我们一眼,拼命吸了一口烟,颇为踌躇地看着我们。
“你们应该能想到,我那干儿子就是八方台镇的王吉成。”老人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说,“你们去抱孩子时,他躲在外面悄悄记住了你们的车号。他想你们永远不会去八方台镇了,他便来找我,说是你们礼拜天喜欢开车出来玩,离城里最近的两个镇子除了八方台,就是鱼塔镇了。他料定你们会来鱼塔镇,就把你们的车号给了我,让我帮着认一认。”
“也许好了。”于伟安慰我,“今天他遇到了别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来。”
“开始时他只是想从你们口中打听一下孩子进城的情况,想看看你们对他究竟好不好,要是对他好就彻底放了心了。”老人又拈起烟袋锅,蓄足烟丝,划火点着,擦干眼泪吧嗒吧嗒地抽起来,“可是后来他的丫头想小弟弟想出了大毛病,他就慌了,他每次见到你们都想张口说让孩子回家一趟,兴许他的小姐姐见他会好起来。可他没法张这个口。”
老羊倌穿上了夹袄,正盘腿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烟。他边抽边咬着,他抱怨他的气管炎犯了。
“她死了对她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无牵无挂了。”
“他出了事还是他女儿出了事?”我心急如焚地问。
“我最恨他做出这事,我先是用烟袋锅敲了一通他的脑袋。”老人说,“也还是帮他出了主意,怕你们猜到他是谁,就让他礼拜天来赶我家的羊群。”
“他以后不会再来这放羊了。”老人平静地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芦苇因为在居室里蜷缩了一冬,所以他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不停变幻的景色兴奋得咿呀乱叫,活泼得像只兔子。他已经长了四颗雪亮的白牙,他能喝粥和吃鱼片了。他的头发在二月二被剪了之后,的确再发出的头发就密实和黑亮了许多。他在林阿姨怀中蹦跳着,林阿姨将双手捺在他的腋下,由着他蹦跳欢叫。
“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言?”我问。
我们关照林阿姨让她先带着芦苇在这玩,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牧羊人的近况,于伟陪我返回鱼塔镇的老羊倌家。
“等于伟忙过这一段,天气转暖了,我们一起到鱼塔镇的原野上写生。”我说, “我们还带上芦苇。”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周围的原野太寂静了。我停住脚步,想对于伟说一句表达爱意的话,可我不忍心打破这种感人至深的寂静。我还想对着前方那个无忧无虑奔跑的孩子说上一句话,可是我们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我即使喊破喉咙他也不会听到我的话,而那种超然的寂静气氛又是不该遭到丝毫破坏的。但我还是在心底深深地对着芦苇说:“孩子,轻轻地走,别踩疼你的小姐姐。”
春忙时节了。鱼塔镇却没有播种的迹象。我们进入小镇时感觉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寂静。炊烟疏淡,少见人影,只有一些窗前经冬而变得发脆破烂的塑料布在春风中飘动着。
我和于伟大惊失色地互相对望着许久说不出话来。
《炉火依然》和《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写后一篇时我在哈尔滨已有一间自已的小屋,可以随心所欲地听音乐翻画册。这是我唯一一部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战争对于我来讲已是另一番生活了,我是在音乐和美丽的图画中捕捉战争的神经的。读者看到这个标题肯定想不到它是写战争的,这便是我对和平理解的胜利了。
一九八四年春天,大兴安岭的风开始显出温情时,我开始了《北极村童话》的写作。那一年我二十岁,再有三个月即将从大兴安岭师专毕业。在此之前,我曾写过几篇胡编滥造的小说,它们无疑全部失败了。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怀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均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我自己对它几乎失去了信心。一九八五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给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他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放在此卷卷首。
《岸上的美奴》和《原野上的羊群》是我新近发表的两部中篇,前者发表在《钟山》上,我更看重它。然而它的运气远远不及后者,《原野上的羊群》被多家选刊转载,并且有不少读者来信说喜欢它。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爱的往往夹带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它很难与大片的读者达成和谐与沟通。但这样的作品仍然是值得我个人珍重的,因而毫不犹豫地在筛选中篇时图上了它。也许是因为它篇首的那句题记让我难以割舍吧——给温暖和爱意。
1996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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