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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毛毫无把握地说:那房子你可以随时去祝你先头摘茄子的样子使我产生了 幻想,觉得完全是在我的园子里发生的情景。
大毛在上车之前回头望了望我。我把手微微地举起摇了遥突然,我非常非常 清晰地感觉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兔在奔跑。说简单也很简单,大毛一直想把我带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而我竟然 傻乎乎地在武汉一呆就是十几年将近二十年!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 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 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 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在用缺陷逃避完满吗?是啊,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慢慢看见了自己,从 透明的二十岁走了过来。对于这个姑娘,我有多么熟悉就有多么陌生,有多少喜欢就有多少讨厌。我一直试图对她解释清楚什么却永远也解释不清楚,其中包括 对大毛深深的歉意和比歉意更深刻更复杂的那份感觉。
我恭喜了他。不管怎么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了房子总归是一件好事。
饭后,我和大毛去散步。我们沿着天水湖走着。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 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 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我追问:你看了吗?
你好吗?大毛问了之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问题,接着说:看得出来你很好。 比我要好。
大毛认真得有一点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始终?这是我一生中最不 理解和最不敢相信的事情!
大毛说:我怎么又好呢?
雾霭越发深重起来。路灯跳了一下,亮了。空气中的水分几乎用肉眼可以看 出来。它们渐渐地浸透了我的肌肤。我呼吸困难但通体滋润。武汉的水是甘甜的,这不能不承认。我在园子里久久坐着,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我没有等待。我是 在想我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要像现在这样生活,而不是那样地生活。是不是由于我从小的经历就埋下了我这一生的伏笔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注定了或者说是习 惯了在忍受苦难中捕获那细小的微弱的幸福呢?或者说人生的幸福本来就细小和微弱,我是为了扩大它而在病态地自虐呢?为了看见食物那眩目的美好,我宁愿 饥饿。为了永远的相聚,我宁愿一再地分离。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 武汉的气候。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 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动机吗?
我说:是啊!你穿着一件军大衣,里面的棉袄还扎着草绳。
天水湖是一个活水湖,它与汉江相通,水面辽阔得像大海。成群的黑色蜻蜓 在湖面上盘旋,不时地惊起试图歇在小荷上的水鸟。远处的农家传来了隐约的鸡鸣和犬吠。远近一片迷蒙。我觉得这一切都美好极了,大毛却并没有太在意眼前 的景色。他好像在别的情景之中。我们谈起了彼此的家庭。大毛依然是那么含糊而简单地说:他们都好。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一再地希望可一再地说不出我在心中描绘过的若 干理由。我唯有微笑着喝茶而已。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我说:美国人看《泰坦尼克》吗?
我说:谢谢。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 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大毛:我们会再见的。
我慌不择路地把话题转移到了最近在武汉火热上映的美国大片上来,我问: 美国人也看《泰坦尼克》吗?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 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大毛说:可能还在珠海吧,要么去了香港。你以为我喜欢她那样的女人吗?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 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目送大毛走向来接他的小车,那小车是他用电话召唤来的。大毛无论在哪 里都有神奇的能力,就像当年下油凌的那一天,一眨眼,他就借来了一辆自行车。大毛的脚步非常矫健,毫不拖泥带水,正是那种不倦地追逐更肥沃的土地,不倦 地追逐更新更好更完善的脚步。这种脚步也带着浓厚的天生的痕迹。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 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大毛扭转了话题,说:看来你是不会出国居住的了。
我在用失去收获得到吗?我在用坎坷拒绝平淡吗?
大毛有一点控制不住他的万千感慨。他说:怎么可以想象十几年前的那一天, 我们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呢!那天,你的脚就跟冰疙瘩一样。
我的丈夫回来了。他们两个男人的握手是结结实实的。然后他们坐在花园里 继续聊天。我抽身去做饭,在他们近旁忙碌,耳朵里捡到他们的只言片语。我在园子里摘茄子。男人们抽着烟谈论时事和即将在法国开赛的世界杯足球赛。我听 见我丈夫把巴西球星罗纳尔多也说成了罗纳尔免。这是我的叫法,我觉得罗纳尔多很像一只可爱的兔子。大毛一边说话一边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旋转一颗图钉,这 使我想起了他在医学院课堂上的表现。春天的薄雾浸润着我们的花园,尽管没有明亮的光线,我还是看见了大毛的白头发。我看见了在他的耳侧和鬓角。
我说:再见了。
大毛没有表情地说:也是看疯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 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 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大毛依然年轻健壮,身体板直,没有发福的迹象,可白头发有了。无论如何, 生命的年龄总是被现在的我一再地想起。我再也不像二十岁那样,对年龄毫无感知。白头发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郑重的提醒。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又说:我最近在美国买了一栋房子。
我不出声了。我为大毛对柳思思的语气感到愤愤不平。男人有时候是多么不 可思议呵。难道柳思思对大毛还不够倾心,还不够好吗?男人到底需要什么?我得承认,大毛对柳思思的态度一直在刺痛我。从前的刺痛有尴尬和嫉妒的成分, 现在却分明有着物伤同类的酸楚和作为女人对男人的不解。对柳思思则只有怜悯了。这种情感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完成的,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最初大毛好像听不懂似的睃了我一眼。俄而,他明白了。他停下来,点了一 支香烟,吸了一口,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柳思思呢?
大毛说:我操,湖北这气候。你在武汉坚持到了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我说:你怎么不好呢?
这是我最无法回答大毛的问题。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我说不清楚。
而这个奇迹得以形成,就是由我的懒觉,由我漫长的早餐铺垫出来的。有时 候,我们在不自觉的行为中发展着生活的细节,发展的当时觉得这些细节毫无意义乃至无聊。当最后的谜底突然在我们面前揭晓的时候,我们在激动之余是怎样 地后怕呵!试想如果我们先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做了呢?那么你人生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怎么能够不向往和怀念美好的舒适的生活呢?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太聪明, 但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大毛笑着说:你一回去就会发现你非常不适应了。
大毛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大毛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总得要忍受 一些不如意的东西。
什么别墅啊,前卫啊,这种归纳似是而非地让你很不舒服。但社会上已经形 成了许多语言事实,你个人只能望洋兴叹。一跺脚由他们说去罢了,只是被人们议论着,评价着,归纳着的那个人不再是你。冷瞅着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被当作 你在社会上活动着,那怎么不是一种奇怪的痛苦呢!当然,我们山庄里更多的是大宅豪屋,可以称得上别墅。这些别墅终日关着大门,只有夜晚才有豪华的小车 悄悄地进出。
大毛吃惊地说:这是别墅啊!
德国最好的莫芝尔河的白葡萄酒在玻璃杯里泛着浅琥珀色的柔光。客厅的一 面墙壁是整面的落地玻璃,反映在玻璃墙壁上的,是户外自由的绿树和青草,是石阶侧面默默无语的青苔,是被穿着大衣的老人牵在手里的可爱的狗。这一切都 使我根深蒂固的冻疮从骨子里很难受地痒痒了起来。这是那种挠不到的痒痒,比疼痛还难受。
我说:我还知道你和隔壁左右的邻居是不可能来往的。我还知道你从北京带 来的大葱藏在阳台的盆花底下。黄酱藏在你卧室的抽屉里。我还知道前几天就在柏林的地铁上,一个黑人被扔出了窗外,而一伙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的市郊又烧毁 了一个中国难民营。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在摄氏零下15度的冬天里,穿得轻松单薄,光着脚丫 子,坐在火苗熊熊的壁炉前。
你行啊!又是私车又是郊外别墅,你很前卫啊!
大毛说:冷志超同志啊,你还是幼稚的,你还是年轻了一点儿,见识还是少 了一点儿,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不。
我们三口之家居住在市内,是不太宽敞的两居室,以便我们上班和孩子上学。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大毛请到那里去,因为我们在市郊还有一栋小楼房,那是我们周末或者想开心的时候来居住的。
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房间装的全部是机器设备,那儿有一只圆形的表盘。
第二天,这是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天了。上午十点,我被大毛的电话唤醒。他 已经来到我的饭店了,坐在大堂里看当天的报纸。我还是坚持吃了饭店提供的免费早餐。之后,我坐上大毛的小车。我们去看了残存的一段柏林墙,然后沿着菩 提树下大街散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这一天是周末,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遵循德国的法律规定而关门歇业。我们就回到了大毛的住处。大毛的住处也就是他们公司 的所在地。他们公司租用的是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房子,据说曾一度是某位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公司的几个德国人都休息度周末去了。大门紧闭,花园树丛参 差,杂草繁密。从外表看,这幢楼房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大毛用遥控器打开了车库的卷闸门,我们直接从车库进到了房子里头。我发现我首先进入的是厨房。厨 房的明亮,洁净和现代化使我顿时对这古老的旧屋产生了相当的好感。当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永远是幼稚的,更精彩的东西总是在后面。大毛带着我参观 了这幢豪屋的每一个角落。地下室里居然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整套桑拿设备,还有豪华的更衣室,精致的化妆间和舒适的休息室。
对,就是那条国道。现在它拓宽了,质量也提高了,是一级公路了。公路两 旁是几米宽的绿化带。
我前卫吗?也许我是愚蠢。我想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么没有头脑,罄其所有 地在郊区购置一栋农舍,为的是回到原初的单纯生活。也许还为了将城里放不了的四季衣物往这里放下一部分。在炎热的苦夏,躲开大街的喧嚣和汽车的尾气还 有无数邻居做菜时候的油烟,龟缩到这里,坐在我的荫凉的廊下,双足插入泥土之中,这就是我生命的挣扎。为了生命的挣扎,我会不惜代价。为了静静聆听湖 水的细细吟唱,我也会不惜代价。
我在花园的一角种了一些蔬菜。我们家里的人称它为“我们的农舍”。
这一天,我是准备独自去看博物馆的。由于我睡了懒觉,由于我在环境的影 响下吃得多多而且慢慢,这样,我十点半钟就没有能够出现在博物馆,而是还呆在餐厅,望着被洁白镂花的窗帘装饰得很漂亮的窗外。窗外并没有什么,是寥落 的行人和远处的教堂尖顶。这样,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大堂的侍者拿着移动电话来到餐厅,他一眼就看见了我放在餐桌右角的那枚硕大沉重的铜钥匙,铜钥匙 上有一个清晰的房间号码。侍者就径直把电话送给了我,说:小姐,您的电话。电话是我的柏林的朋友苇高雅打来的。苇高雅是一个地道的日尔曼女医生的中国 名字。她从我的导师那儿知道了我在柏林的下榻饭店。她盛情地邀请我今天晚上去吃法国菜。如果我此时此刻已经在某博物馆了,我就接不到苇高雅的电话了。 这一天我肯定是在外面吃过了晚餐才回来。中餐在德国是小事一桩,德国的早餐足以需要整个白天来消化,中午最多随便添加一个汉堡包就够了。可是我接到了 苇高雅的电话。她的盛情不容我谢绝。这样,无论我出去哪里游玩,我都得在晚上八点到达那个法国餐馆。那个法国餐馆的名字我想用中文写出来可是就是写不 出来。其实不同语种之间不能翻译的语言是大部分。翻译都是再创作。
后来,大毛对我说:留下来吧!
世界这么大,欧洲的国家这么多,德国的城市也还有许多个,柏林的餐馆无 计其数,人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轨道,大毛有他的,我也有我的,我后天就要回国了,可是,我们就是遇上了!这是多么玄乎的机率,就像中大彩那么罕见。在这 种机率降临的时刻,不由人不震惊,不由人不兴奋。我们都向对方奔过去,我绕过一张又一张餐桌,不时地撞在人家餐桌的拐角上,我口里干脆不间断地说着对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相会在法国餐馆那充满了艺术情调的酒柜前。法国酒保双手撑在柜台上,孩童般天真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们,用人类都能够会意的语言 说:嘭——这是开香槟酒的声音,他在祝贺我们。我们在香槟酒的声音中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拥抱了。这是一个没有更多意义的入乡随俗的拥抱,仓促而短暂。 在法国餐馆的环境里,在法国酒保的祝贺下,我们除了拥抱好像别无选择。
从珠海的聚会之后开始,我不定期地收到大毛的明信片。大毛知道我是不会 写信的。我们也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是故意不交换,就是没有交换过。电话这种在当代非常普及的通讯工具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医院的通 讯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干山地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一般来说,明信片的 正面是当地典型的风景,背面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拢我很好奇大毛到喀麦隆干 什么去了,可是他没有留下具体的通讯地址,也没有在明信片上多写几句话。有一年的冬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芬兰的明信片,画面上是芬兰的圣诞老人。据说 圣诞老人诞生在芬兰。仔细一看,我才看出画面上正宗的圣诞老人原来是戴着白胡子和红色圣诞帽的大毛。根据明信片所指点的方位来看,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 们想去旅行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我和大毛坐在我的花园里,喝着清茶,吃着点心。装点心的瓷碟是我曾祖母 出嫁时候的陪嫁。有青花的,也有粉彩的,都比较粗糙,一望而知是普通民窑烧出来的,朴素又温和,与我家花园里种的茄子和小葱,与篱笆上缠绕的牵牛花和 金银花同在,它们相处得非常和谐。我家楼房里头简单得近乎于清贫。但是日常所用的东西都很称手。一般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别墅。我可是住过丹麦王子在柏林 的别墅的,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农舍。
大毛说:你成熟多了,但你也变得尖刻多了。
大概都是不便说得那么清楚的。总之,现在中国的豪华别墅总不是那么磊落 和顺眼,多多少少都散发着暴发的味道。我们是不应该和这样一些别墅住在一个山庄的,但是由于我们也需要现代化的物业管理,我们目前没有别的选择。
鲜花在窗台上盛开。餐桌上有一大盘肥硕的水果。
在大门打开的时候,流泻在门廊上的光线里,常常是一个俏丽的妙龄女郎闪 身进入。或者是一个外貌委琐穿着却很有质量的男人,他习惯停在台阶上咳嗽一声,把痰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这些别墅的房东一般都是不愿意公开身份和姓名 的。他们和我保密的动机不一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这十几年的工夫,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大毛说: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哪个房间是多少温度,你就扭动一下指针。
我说:我知道。
这一次,大毛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德国的电话和地址。大 毛对我的教导冲淡了分手的感伤,仅仅为了这个,我也要从心里感谢大毛的教导。是他使我比较轻松愉快地在1996年的岁末步入了专门为我提供离别的柏林机常十今年的春天,说是由于厄尔尼诺的影响,武汉本来就潮湿的春天出现了更加不可 思议的潮湿。整栋的楼房,家里的家具都挂满了细碎的雾珠,脚步的轻微走动,就会使脆弱的雾珠惆怅地流了下来。在这样的春天里,人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系 统才能使自己不被烦闷和颓丧所感染。我们的呼吸每天都是这样地困难。对一场淋漓尽致大雨的期盼和对灿烂阳光的期盼成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期盼。医院里哮 喘和肺气肿病人的死亡率急剧地上升。
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发生在餐馆里显然是有一点惊世骇俗的。 这惊世骇俗的笑声惊动了几乎在餐馆进餐的所有食客。在离我们的餐桌最遥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他朝我们这边张望着。这个人就是我好几 年没有见到的,我的好友大毛。
我提醒他说:可我家的房子很小,花园里种了蔬菜,严格地说是农舍。
这样,我在晚上八点整准时到达了这家法国餐馆。苇高雅也正好到达。我们 在法国餐馆的衣帽架旁边拥抱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在法国餐馆的原因,苇高雅入乡随俗地在拥抱我的时候亲了我的脸颊,还像法国人的习惯那样发出了响亮的 “啧啧”声。我不行,我不好意思,我发不出声音来。不过我不尴尬,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我不想发出什么声音就可以不发。这样,我们就在最 近生意比较红火的法国餐馆坐下了。我点了一个鲑鱼。苇高雅点了一个羊排。苇高雅拿起餐桌上一只橡木做的,形状类似于我们中国过去纺锤的东西给我看,说 这是法国家常菜的一大特点,要我猜猜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猜了好几次也没有猜出来。我旁边一个好心的法国小伙子看见我总也猜不出,很同情我,他希 望我容许他帮助我。我说:当然。法国小伙子在我面前旋转了“纺锤”的顶端,立刻就有被碾碎了的胡椒粉飘洒下来,使我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极大的喷嚏。法 国小伙子慌忙地向我道歉。我正要说没有关系,可出口的又是喷嚏。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的笑声尤其失去了控制,嘹亮得近乎于放肆。
我开着我那辆普通的小车,把大毛带向我们的农舍。当我的车离开了市区, 踏上了宽阔的国道的时候,大毛突然感觉出了这地方。他说:这就是那一年,我们从洪湖进入武汉市的公路吧?
饭后,我们与各自的朋友告了别。然后我们就近去了路边的一家酒吧。这个 时候的我已经比较能够喝德国啤酒了。我们在高脚凳上坐着,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玻璃窗外是德国冬天的毛毛细雨。雨丝在路灯下时隐时现,像个幽灵。酒吧 的墙壁上到处是彩色颜料的涂鸦,和柏林大街上被年轻人乱画的墙壁一样。我不知道酒吧的墙壁上是年轻人乱画的还是艺术家认真画的。我和大毛在酒吧聊到凌 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犯困了。我的头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立刻就昏头胀脑,语无伦次起来。大毛将我送回了饭店。我用钥匙打开饭店的门,自己摇晃着走了 进去。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是1996年。学业结束,拿到了学位,购买了机票,收拾了行装。我提着行李来到了柏林。我要在柏林度过我在德国的最后两天。我 要在柏林好好地逛一逛,彻底地休息两天。第一天,我在德国漫长的冬夜里睡到了上午九点半。十点,我下楼,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面对餐桌上的圣诞花和一小 截红蜡烛吃了一顿早饭。对于德国的早餐使用带有布尔乔亚味道的“早点”这个词不太合适,尽管进餐的环境很布尔乔亚;用我们当知青时候在农村常说的“早 饭”是最恰当的了。德国的早餐非常丰盛,德国人也吃得非常多,他们在低徊的音乐声中用心地慢慢地吃着,用小竹筐拣来的满满一竹筐烤得焦黄香脆的小面包, 在他们轻声细语的交谈中便令人惊奇地消失了。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与面包一同消失的食物,它们是大量的黄油,奶酪,果酱,烤肉,火腿,麦片,鸡蛋,水 果,生黄瓜片或者生西红柿片,咖啡,冰冻鲜果汁等等。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尽量慢慢地吃,多多地吃,学着他们把面包剖面切开,在每一个剖面 上一层层地涂上黄油,奶酪,果酱,再铺上烤肉和西红柿片。这样夸张的面包,我最多也就只能吃下一个,然后需要喝一壶咖啡,以消化那些黄油和奶酪,之后 还需要喝上满满一玻璃杯冰凉的果汁,否则心里就会烧得慌。即便是这样,餐厅的那位头发花白衣冠楚楚的老侍者在为我开门的时候还是怜香惜玉地说:小姐, 你吃得太少了一点,热量不够的。
如果说我没有被这幢豪屋所震动,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感到我的生活与 这种生活的天渊之别,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因为这种天渊之别而产生深深的悲哀,那也是假的;可如果说我愿意在这幢房子里永远地呆下去,那肯定也是假 的。
大毛企图说服我。他说:德国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我们要懂得领会上帝的 意思。你也知道很多中国人为了留在德国不惜一切代价。
那天,我们一起做了两道中国荣。京酱肉丝和粉条熬大白菜。粉条是从北京 辗转带来的。大白菜很不理想,就在土尔其人开的蔬菜店购买的。据说这个品种的大白菜,在德国的名字还就是叫作北京大白菜。
大毛的到来使我多么快乐啊,尤其是在这种天气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 个年纪。一个老友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这种情形也许在世界上重复了无数次。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在我们这种四十岁左右的人里面,并且是深深地陷落在俗 世的忙碌和纠缠于名利之中的中年人,并且那陷落和纠缠的范围已经突破了国界。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再有精力和心力去延续没有实际用途的往日友谊。那需要有多 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从自己的生活规律中突围埃要知道,中国的此时此刻的成年人,正处在最不容易突破自己的历史时刻。而大毛却突破了他自己,他就这么丢 开一切来武汉看望老同学了。
由于大量的啤酒,我和大毛在酒吧里的谈话随着谈话的发生而消失着,就像 春天里的雪花,根本不等落到地面就融化了。现在还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幽灵般的雨丝,酒吧墙壁上的涂鸦和挂在酒吧门口的酒幌子。最后我向酒吧招手道再 见的时候,唯有它在给我回应。
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 出于他生命的需要。
这是大毛!
我的举动把别的大夫吓坏了,以为我的精神在武汉的春天里受潮了,出手殴 打起病人来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反驳而冒犯我远道而来的朋友。我的车和小楼房都是最简单 和最普通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农舍。我常常赤脚坐在园子里看书,让那凉丝丝的地气沁入我的脚板,沁入我的身体,就和我当年做知青的时候一样, 和我父亲小时候一样,和我爷爷终身一样。我的根毕竟是农民埃我一直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小楼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就是因为害怕人们会用一个通俗的观点去归纳 你。
潮湿的气候使人们感到难受,植物却因此而青翠欲滴,格外舒展。我们的农 舍就在这附近。我坐在我家的花园里,可以遥遥看见进出武汉市的车辆。我那二十岁的往事便不可能走远,它总是伴随在我的身边。车一拐弯,进入了天水湖山 庄。山庄的保安已经认识我的车,没有要求我出示证件。我流畅地把车一直开到我们自己家的车库里。
我的热量足够了,在国内我经常不吃早餐或者就吃一点稀饭和馍馍,我也精 力充沛。我这么耐心地从我的早餐说起,是因为这一天有奇迹要发生。
大毛站在我家的花园里四处打量,他说:行啊!
我说:我肯定会怀念在德国的生活的,我也肯定会怀念这幢别墅的,特别是 游泳池和壁炉。
我没有去扭动那根指针,我相信德国人会将机器制造得无比精密。外面飘起 了雪花,我穿着一件牛仔衬衣,赤着脚走在温暖的地板上。一种制暖的热油通过地板底下纵横交错的管道网络,将整幢楼房均衡地温暖着。纯粹是出于情调的需 要,也是出于不忍心拂逆过去的老房东的善意,我们还是点燃了客厅的壁炉。老房东在出租这幢房子的时候,他特意劈了一垛木柴,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大 毛说这垛木柴至少可以烧两个冬天。我听了这话就毅然地跑出去抱了几根木柴进来,在壁炉里生着了火。
中午,下班的时间到了。我正要收拾听诊器,处方笺什么的,一个病人坐到 我的面前说:大夫,我是慕名而来的,请给我看看病吧。
大毛的话音刚落,我情不自禁地给了他一拳。
我说:是的,我选择忍受武汉的冬天和夏天。
我飞上了天空,开始了十几个小时的飞翔。我将如期地回到我的国家和我所 在的城市。大毛在送我到机场的途中恢复了他的自信。
我当机立断地向科室里请了假,然后邀请大毛住到我的家里去。大毛愉快地 接受了邀请。他说:好啊,一直都还没有看看你的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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