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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好几天的辛勤劳动,一切都好了,在下一个冬季里,家人随时都可以穿 上干净的散发着太阳香气的冬装。好了!我要休息一天了。我扶着酸痛的腰眼,靠在阳台上远望长空,飞鸟在长空翱翔,它们带着我的眼睛优美地在云彩里滑动, 什么都不要去想,真好!下午就可以静静地看书了。这样的时候看书,往往一看就看到心里去了。书也真好!或者,我也会去长江边,慢慢地散步,在江边的沙 滩上坐着,听着江鸥跟在轮船后面馋嘴的尖叫,看着那光屁股的小男孩在沙滩上瞒跚学步。江水那微腥的气息沁人肺腑,滚滚的波涛可以拍打到你疲惫的灵魂深 处。长江也真好!是不是只有这样,只有从最实在最与生存直接相连的最摆脱不了的辛勤劳动中直起腰来,一切的感觉才会加倍地好呢?
水箱里只有半箱水,我使劲弯腰去打水,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人就栽进去了。 在我栽进水箱的一刹那,我甚至希望我已经就死掉了。那天我有一点经受不住生活的重负了,是情绪比较糟糕的一天。我在顶楼的寒风中洗菜的时候就满腹怨恨, 我想这他妈的是人过的日子吗!
武汉的气候可是让我吃了大苦了。这十几年来,冬天的冷虽然没有冷过那个 下油凌的日子,但是也实在是冷得太不像话了。房间里面没有暖气,房屋的墙壁都是那么轻保每一个冬季,在西伯利亚强劲的寒潮面前,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变得 像儿童的玩具那么轻飘可笑。我们需要很多的御寒服装。尤其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我惊恐地发现我们狭小的家在迅速地肿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薄到厚的毛衣若 干件。毛裤,棉毛裤,棉裤,棉袄,羽绒袄,各类背心若干件。棉大衣,呢子大衣,驼毛大衣以及后来的羽绒大衣若干件。每张床呢,下面的垫絮从三斤重的到 八斤重的若干床,上面盖的被子从最薄的毛巾被到三斤至八斤的棉被若干床。进入九十年代,又增加了几件皮服,云丝被,水鸟被,电热毯等等御寒物品。在十 二月到三月初的日子里,我们一家老小在家里都穿得像太空人那么厚重严实,直着胳膊走来走去。需要出门的时候,大家才精简一下,利索地出门。武汉的户外 比户内要暖和得多,樟树的树叶永远是油绿的。也许就是这种假象欺骗了人们,所以没有任何决策性的人物作出在武汉安装暖气设备的决策。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喊了救命。我丈夫来了。他在水箱的冰水里发现了我,吓 得脸都变了颜色。他赶紧设法把我拉了上来。我患了严重的感冒,在高烧中度过了整个春节。
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节,我们家当时住在没有电梯的九层楼。那天我们的父母要来我们家吃团年饭。可是我们的水管子冻成了冰凌,家里没有自来水了。我 只好把所有的菜都搬到楼顶上去洗,爬上水箱,把水箱表面的冰层砸碎,用塑料桶一桶一桶地打水,就像从井里打水那样。我的手背上布满了冻疮。在冰水里浸 泡着,冻疮成了一颗颗的紫葡萄。
我们几个朋友凑了三千块钱,放在了他儿子的口袋里。
人和人在这天降的灾难面前自然就依靠在一起了。
春天来了。柳梢绿得非常娇艳,桃李也开得如火如茶。武汉的花草树木最是 知春的,几乎四季都不断绿。但是人们并不喜欢春天的忽冷忽热和漫天漫地的潮湿。接着是梅子雨,是大雷雨。大雷雨大得惊天动地。雨粒大得如巴掌,而且是 那么地密集,狂暴地啪啪抽打这个世界。谁家的窗户被掀开了,玻璃惊恐万状地哗啦啦地破碎着。不知是哪一棵大树被折断了,那痛苦的断裂声透过了雨的喧哗, 使人不忍卒听。突然,电停了。目及之处黑压压一大片,那是高压线被扯断了。所有的人家都赶忙去关电视机和拔掉冰箱的插头。人们在蜡烛的微光下,看着雨 水从窗户的缝隙里涌流进来,就像瀑布挂在窗台上。为了保护家具和家具里面的衣物,人们只好抱起毛巾被去蘸吸地板上的雨水。一昼夜的风雨过后,武汉市就 沉浸在一片汪洋之中。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仗着路熟,在水中慢慢地骑着,眼看水要漫上屁股了,才自嘲地笑着下了车。有的年份,大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不肯停 歇,直到武汉市的所有空间与所有人的心思都被大雨夺走。接着,洪水就来了。
雷是比雨更可怕的东西。在武汉,春天的雷是怎么也躲不过的。无论你在房 间里还是在夜梦中,那强烈的闪电都会撕开你的眼睛。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冲到孩子的房间,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而我们自己,除了用祈祷来迎接炸雷,没有 别的办法。这种炸雷时常唤醒我的动物意识,当它在我头顶爆炸的时候,我能明确地感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头孱弱的动物,正匍匐在苍天之下。黄凯旋就是被春天的炸雷击毙的。这是1993年的事情。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在开出租车,是一个稍微秃顶,快乐诙谐,乐于助人的人了。大雷雨那天,他正在他红色的出 租车里,一个炸雷穿过汽车的外壳击中了他。当场人就被烧焦了。我去参加了黄凯旋的追悼会。他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见了我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搂得我透不过 气来,其实原来我与她也就是点头之交。
后来大毛给了黄凯旋的妻子两万元钱,让她给黄凯旋在风景优美的九峰山买 一个墓位并安排厚葬。黄凯旋的妻子从邮局收到汇款就去办这事。我们几个朋友在黄凯旋的骨灰下葬的那一天都去了九峰山。大家为大毛的慷慨所感动,但也为 大毛居然如此有钱而心里酸溜溜的。
大毛在武汉度过了一个复习高考的夏季。为了抗拒炎热坚持复习,他剃了一 个光头,站在长江里,脖子上拴了一根尼龙绳,绳子的另一头则拴在废旧的趸船上,书本则装在塑料袋子里。江边巨大的合欢树上面的合欢花在大毛的头顶上开 了又合,合了又开,落英飘在他的光头上。他对开着粉红色绒球状花朵的合欢树说:我再也不会忘记你这漂亮的树,但是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我们家的所有衣柜和抽屉里都塞满了衣物。在春天的梅雨季节里,所有的衣 物都会发霉,然后就得在夏季白亮的阳光下,翻晒洗烫所有的衣物。这是一项浩大而艰巨又琐碎的工程。我每年都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紧身背心,高高束起头发, 以便更加麻利地进行工作。把全部的衣物晒透了,拍打干净了,晾凉了,分类整理好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还要在每个抽屉里写上标签。这是我摸索出来的经验。 如果不写上标签的话,下一个冬天骤冷的时候,你就会急得乱翻一气。因为在这个冬天之后,我们将要使用其他三个季节的衣物,从春秋的春秋装到炎夏最单薄 的丝绸衣裙,汗衫短裤和背心,还有竹床,凉席,凉水壶,电扇和扇子等等。现在,我使用电脑。我用电脑图表记录四季衣物的安放位置。我相信这是任何电脑 软件专家都想象不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用途。我感谢电脑,它免除了我年复一年制作标签的索然寡味的体力劳动。
武汉的夏天就更不用说了。副热带高压总是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导致武 汉成百上千的湖泊和长江汉江的水蒸气散发不出去。以至于我们经常要在摄氏40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 一到午后,几乎所有的工厂和机关都关了门。人们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缓慢地摇动着蒲扇,不停地喝着菊花茶。家里的食物基本上是绿豆稀饭和西瓜,别的瓜果 都因水分不足而在武汉惨遭冷遇。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每年夏天都有溺水孩子的父母绝望的哀哭 回响在安静的凌晨。大街上不时有凄厉的急救车飞驰而过,老弱病残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遭受淘汰,而新闻媒体习惯性地要在每天的早上向本市的居民报告这 个不幸的消息。另外还有一个必然要报告的消息是洪水的水位。每年武汉市都在做着抗大洪的准备。有些居民的家里养着草龟,如果有特大洪水将至,草龟在前 两天就会顽强地往高处爬,家里人就该收拾金银细软,准备漂流了。我家也一直养着龟,当然不是指望它预报洪水,而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江洪讯每年的提醒,深 深感到了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危机。我们家将尽力养活来到我们家的所有生命,动物和植物。希望能够以此传达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意。
老营业员就和战争电影里面的革命群众一样机智,他说:看见了,你们上楼 的时候,他们早就跑出去了。
他用一口汉腔骂骂咧咧地说:个把妈的,天上怎么不掉下一颗原子弹,把这 么多婊子养的人都杀光它!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 儿旅行去了。
我们在江汉路上步行了十来分钟,来到了十字路口,这里正在修建环形高架 桥,人行道变得非常狭窄,偏巧这里又是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行人都拥挤在一块儿,摩肩接踵地移动着。我的身后有一个男人早就不耐烦了。
我说我又不认识大毛的那些个朋友。黄凯旋说你呀你这个人,我就知道你不 会去的。其实你去了不就和大伙认识了?我说我要认识那么多人做什么?黄凯旋说其实大毛是特意看看你的,他分配在北京了,工作以后就没有时间了。
我说:喂!
我急得嗓音都变调了。大毛这才跟着我跑进了新华书店。我经常来逛这家书 店,知道它与古籍书店和翰墨林都是相通的。最近它还开辟了一间地下室,专门卖古旧书籍。地下室的门非常隐蔽,一般人都不知道。男人一伙跟着追进了新华 书店,一路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所有的人都纷纷让道。大毛屈辱地被我死死地拽着,跟着我转弯抹角地跑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营业的还是往日的那位老营业员。 老头对我已经面熟。我赶紧把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不好!老营业员让大毛赶紧睡进书架下面的书柜里去。
男人伸手就要打大毛,说:咦呀嗨,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江汉路上还冒出了 一个敢管闲事的普通话!
大毛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就站在这里等他们!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可是这个男人还是粗鲁地用指头捅着我的肩,说:快一点好不好!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 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大毛擎住了男人的手指头,然后把它甩到一边,说:请你对女同志礼貌一点。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我只好从大门 上面翻过去。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 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这个时候的大毛已经是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他比那男人高多 了,也强壮多了。大毛不仅敏捷地接住男人的巴掌还暗中使了一点劲。男人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一蹦三尺高,指着大毛的鼻子说:好!好!你给老子等着!老子 今天踏平江汉路也要找到你!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 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 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 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 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 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 跑进电话间。
危险过去了。我坐在地下室的旧书报上好半天站不起来。一味地只知道对老 营业员感激涕零。大毛突然挥起一拳砸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的一颗生锈的钉子刺进了大毛的手。大毛的血顺着铁钉往下滴,大毛一咬牙将铁钉拔了出来。我 怕大毛感染破伤风杆菌,连忙把他带到医院注射了破伤风疫苗。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 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 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 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 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我低声吼叫道:大毛!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我 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 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 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 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 没有共同语言的。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 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大毛在月台上举着他受伤的拳头,对我大叫道:冷志超,他妈的这种鬼地方, 又不是你的故乡,你打算呆多久!
大毛在电影院遇上了他以前的好几个朋友。他的朋友好像到处都是,来得非 常容易。这样,大毛就被他的朋友接走了。他们去游览了黄州文赤壁和蒲折武赤壁。大毛让黄凯旋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我说不愿意。我和黄凯旋说 话比较随便。
我回过头告诉他:对不起,我快不了,前面都是人。
月台上的人都纷纷看我。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体谅地朝他送去了微笑。心有 余悸的我此时只有一个愿望:祝他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
我当街就朝大毛发脾气了。我说:大毛,你现在要是不听我的,我从此绝对 不再理睬你!绝对!我知道武汉人的德行,这些人上来就会拿刀捅人的。
大毛就是不听,昂首挺立,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的眼泪急得流下来了。
然后就找来黄凯旋,设法将大毛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原来大毛给我打电话就是急于告诉我他的分配结果。他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 了北京某部委。这是一个牌子很大的中央机构。大毛说:电话找不到人他干脆就来武汉得了。人是干什么的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大 毛说他这些话的时候喜形于色,人生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祝在黄凯旋的精心安排下,我和大毛终于有了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上午九点钟,我们分别来到了汉 口的江汉关。碰头之后我们就沿着江汉路一直往大街上走。大毛建议我们逛逛书店,然后就去吃著名的蔡林记热干面,然后就到民众乐园听听汉剧、楚戏什么的。 我同意了大毛的建议。尽管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行动带着没有任何基础的空虚感,也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收场来作为结局。但是大毛从北京特意地来了,我也就不 能太坚持原则了。
我不顾一切地拉着大毛就跑。大毛还不愿意。
男人飞快地挤出了人群。我和大毛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了。可是周围的武汉 人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赶快走掉!否则大祸临头了!我和大毛都有一点不以为然。这青天白日的,又是武汉市最繁华的大街,交通警察就站在十字路当中的岗亭上 在指挥交通,还会有什么事情吗?尤其是大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又是在女同学面前,自然要表现得更加地从容不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身后就发生了 异常的骚动。我回头一看,那个男人,率领五六个地痞,拎着西瓜刀和木棍,一路推开路上的行人,杀气腾腾地追上来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 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 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 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 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 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 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老营业员见此情形,他就端了自己的茶杯出去了。老营业员把地下室的门带 上并且挂上了锁。他自己则坐在外面喝茶。男人一伙到底还是寻过来了。他们大声地问道:老师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了吗?
他不断地催促我说:快一点!快一点!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 惧。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好奇。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黄 凯旋的家里。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我们都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 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意为欢迎他而好不容易弄来了票子。我则想都没有想是否应该去对那位医生说一下,更改一下接受邀请的时间。
没有料到的是,其实一切都不用我前思后想,生活自有它的规则。一场节外 生枝的意外很快就结束了大毛的武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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