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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毛想了想,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大毛总是弄不清楚汉口、武昌和汉阳 的位置。他经常指鹿为马。人在汉阳,说这是武昌吧?人在汉口,说这是汉阳吧。同学们经常笑话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男人的自尊心就和小孩 子一样,经常表现在很不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就是需要装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谁能够什么都知道呢。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卡车进人汉口。看见汉口的密集灯光,我们欢呼起来。
大毛对武汉市的印象非常混乱,甚至有一点儿厌恶。他认为一个城市有三大 城区,而且互相之间都隔着大江大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不方便哪!
多年之后,我经常有机会短暂地享受北方城市的冬天,主要是在北京这个城 市。北京的冬天的确是像大毛描绘的那样可以在房间穿毛衣,其实还可以穿衬衣和裙子。享受的结果是一再地加深着武汉冬天的痛苦和经常患感冒。可是在我们 的生活中,除了希望在严冬的房间里暖暖和和,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在前面我说过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张西望长安街,想告诉大毛说北京的道路的确是很有规 矩,尤其是和武汉相比。我的容易迷路我想责任在我,主要是我这个人没有方向感和路线感。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包括故宫,在我第一 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给我应有的震撼。
武汉市的街道不分东南西北,随着长江的流向分上上下下。这是大毛与武汉 市达不成谅解的巨大矛盾之一。大毛说:我们的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方正的,道路都是有东南西北的。你看看北京,人家是首都,天安门城楼正南正北朝 向,谁都好辨别。
大毛气愤得唾沫飞溅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几年之后,我去了北京, 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看着长安街,重温大毛的话,觉得大毛的气愤是很有道理的。北京的道路就是非常地中规中矩。然而,我总在北京迷路。有一次去朋友家,我 迷了路,路上的行人告诉我:你朝东直走,出了胡同再向北,走十来米远再往东。这明确的指向使我越听越糊涂,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北?我们在 北京行路需要太阳的指引,可北京经常没有太阳。那天就是一个阴天,我就没有及时地吃上朋友为我准备的好饭莱。而近一些年的迷路是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 现在北京的天空经常被铅灰色云气遮天蔽日。
我的身体也好像在渐渐地变成石灰,在皲裂,木僵和干枯。于是,对于长江 的想念,对于湿润的想念,对于流畅的想念,对于一泻千里的想念,对于无边无际的想念,对于信马由缰的想念便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空间包括夜里的梦。我的 渴望是那种波浪舔砥河岸的本能渴望,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无可阻拦。我想再说一遍,我是喜欢北京的,我是不喜欢武汉的。
后来老师就找我谈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当干部,那就太没有原则了。
我问:什么东西多不方便?
消息传到大毛耳朵里,他对我说:其实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策略一 点。
我们就唱起歌来。而且专门唱高昂铿锵的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反复唱道:下 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难受还是战胜了革命歌曲。
在北京遇上迷路而产生的感想我总是希望有机会告诉大毛。可是我和大毛总 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见面。这种见面总是突然得使你做不了任何有准备的事和说不了任何有准备的话。
我说:我又不想当干部。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巨大的矛盾呢?
黄凯旋就给我们唱黄色歌曲,黄色歌曲倒也引得大家兴奋了一阵子。黄凯旋 的黄色歌曲是知青特色的,是对革命歌曲加以歪曲和篡改。比如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面的歌曲,黄凯旋就这么唱:刘队长,有胆量,悄悄地摸上了韩英的床(悄 悄地摸进了后厅堂)。
武汉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汉口同济医院出生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 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我的父亲正在省里开会。下午散了会之后,大雪已经封锁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水果湖附近的农民借了一头毛驴。他骑着毛驴从 水果湖出发。由于崭新的长江大桥被各种停滞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就牵着毛驴坐轮渡过了江。然后又骑上毛驴穿过从前英国租界哥特风格的建筑,来到 同济医院看我。仅仅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片断,我就对这个城市没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 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 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
等等。然而,最后还是寒冷和饥饿战胜了一切。在一片懒得说话的沉寂中, 有一个瘦小的女知青嗯嗯地哭了起来。对于这种指向明确的哭泣,谁也无法劝慰,因为谁也没有食物和温暖给她。我也顶不住了。我主要是冻得不行。我的脚因为 扭伤瘀血而血流不畅,已经整个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觉是一种钻心刮骨的感觉。我咬着牙。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没有规律地晃来晃去,一如风中的芦苇。语言在这 个寒冷和饥饿肆虐的车厢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大毛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脚,脱下我的棉鞋,将我的一双冰疙瘩脚揣进了他 穿着军大衣的怀里。我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说:不!我想这下可糟了!这一下日后肯定会有人对我和大毛的关系议论纷纷了。我着急地再次说不。大毛 对我的“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用力抽我的脚,抽不动,我的脚被大毛用力握着。不一会儿,大家纷纷效法大毛,自动地分成两个人一对,互相把脚伸到对方 怀里,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对于。我释然了。二十岁的我那时候总是异常地谨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对大多数人群的意志总是盲目的敬畏和服从, 通俗意义上正确的东西总是能够给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脚给我,大毛再一次地坚决摇头。然后,他把目光掉向了别的地方。
我告诉他:到了汉口,我们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大毛说:到了吗?
但是,大卡车过长江大桥移动得非常缓慢。武汉也下了油凌。我们掀开了车 篷的门,看见大桥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敲打桥面上的冰凌,还有市政的卡车在往桥面上撒盐。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大毛的脚冻伤非常严重,冻疮开裂流出黄水。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对他一双缠满了白色纱布的脚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足够宽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发誓说:我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城市!
在大毛的脚能够穿到鞋子里面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车回长春了。
寒假很短暂,春节过后我们就开了学。大毛没有按时返校。春暖花开的三月 中旬,大毛才姗姗而来。我和大毛同班。我已经是副班长。老师让我批评大毛,我就是迟迟不批评。我怎么能够批评大毛呢?那样的话我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在我二十岁的那个严酷的油凌日子里,大卡车还是来了。张司机说马上就要 过年了,我们怎么能够把你们丢在县里的招待所过年呢?张司机是我们医学院的司机,但是大卡车是武汉钢铁公司的。张司机必须接走被招工到武钢的知青和带 走武钢的物资。我们不久就知道了所谓武钢的物资,就是洪湖某些领导赠送给武钢某些领导的土特产品,几箱洪湖的红心盐蛋,松花皮蛋,洪湖的莲藕和大青鱼, 一竹筐乌龟王八和十几只老母鸡。那天午饭后,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和这些散发着很大气味的年货,一块儿挤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由洪湖县向武汉市进发。
从那时候起,大毛就显然地比我成熟和比我有经验。后来他一直都走在我的 前面,任何事情他都处理得比我们要好一些——这是同学们的评价。也就是说大毛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大多数人正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目标。开学后 不久,传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想重新参加高考,选择自己理想的专业和大学,还有自己喜欢的城市。但是高教部有规定 说是在校大学生一律不准许参加高考。然而大毛疏通了我们学校的领导关系,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北京一所理工大学录龋大毛是我们班的唯一。若干年之后,我才 知道,大毛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是他给我们的校长搞到了一辆小轿车的指标。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平时的正常时间是四个小时到达武汉。那天我们走了十个小时。大卡车在公 路上慢慢地爬行,好像它装载的真的是物资而不是人。我们十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张司机停了两次车,要我们下车解手。我的脚受了伤,上下车极其不 方便,再加上我死活也不好意思当着一群男知青的面走到路边的树丛里去解手。我没有下车。大毛下车之后给我带回来一根从树梢上折断的冰凌,我小心翼翼地 无声地把它吮吸了。未来的武钢职工黄凯旋偷了一个皮蛋吃了。其他人都没有偷。有的知青说不敢。大毛不屑。大毛很鄙视地朝黄凯旋哼了一声。我觉得我真是没 有看错大毛,一个正派的青年就是饿死也不能做小偷。因为没有吃东西和喝水,后来的六个小时就没有人下车解手。我们真的像要被饿死一样了。二十多个人东 倒西歪,气息奄奄。对我们最严重的威胁还不是饥饿,而是寒冷。尽管卡车上有帆布车篷,我们还是被冻僵了。当难受开始的时候,我们想靠精神力量战胜困难。 大毛向大家提议唱歌。
这让我很伤感。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三课就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第 一课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课都没有问题,岁月都让我慢慢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第三课是实物,它就在那儿,我看 到它具体形象的同时,想起的是所有对它的描绘,形容和赞扬。关键也不在于那些描绘,形容和赞扬与它有几分吻合,主要的是它没有震撼我。迷路不迷路其实 足并不重要的,有没有获得震撼可就太重要了。对于一个世故的成年人来说,与之相遇没有震撼就意味着遗忘和抛弃。在故宫里头,我的失望和伤感使我悄悄地 流下了眼泪。我怎么能够忍心遗忘和抛弃我童年时代的情感呢?’至于为什么不受震撼,我也说不清楚更多的道理来。我只是觉得对于一个终日与长江厮守的人, 故宫的宏大没有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那方正的院子和方正的石板地,那锐角的宫墙,它们使我心里堵得慌。故宫没有随意的树和葳蕤的野草、没有水,地面的 颜色是灰白的,酷似石灰,而石灰是一种干渴的没有生命感觉的物质。石灰的联想一经出现就烙进了我的经验里。千百次,北京居然以石灰的意象在我不经意的 时刻闪现。其实我是喜欢北京的。其实我是不喜欢武汉的。这喜欢和不喜欢都能够说得出无数条理由。可由不得我的是:人实质上还是一头动物。我呆在北京的 时间一长,鼻子就开始流血。我就一天到晚地喝水,到处寻找水果吃。
况且,武汉的秋天多好呵!有明净而高远的蓝天,有润泽而清爽的空气,这 空气里暗香浮动,是桂花甜蜜的香。尤其是在其他三个缺陷太多的季节的烘托下,它是多么令人新鲜,爽朗,开心和感恩啊!
我是挑剔的,只不过装出不挑剔的样子罢了。在武汉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大城 市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挑选出自己的两三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换了一个地方,我是否能够从头再来?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遇上我的 好朋友。
广州,深圳,珠海虽然没有寒冷的冬天,可那终年的潮湿和闷热何时是了? 海南的太阳也太毒一点了!北方没有水!黄河近年屡次断流。在北京和天津喝茶,茶叶再好茶也不香,是水不好。而长江的水是甜的,汉江的水也是甜的,所有湖 泊河塘的水都是甜的。水就是城市的血液对不对?一个大城市,没有大江大河怎么行呢?城市再大,没有江河大,你往长江边一站,只要你愿意,你的心就可以 一日千里。
柳思思问:大毛你瞎说冷志超,她牺牲了什么?
海鲜上来了。虾,蟹和贝类都在活蹦乱跳,海水的咸腥气在餐桌上弥漫。这 的确是在城市的大酒楼里吃不到的新鲜,也是没有钱和没有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感觉。大家都积极地吃了起来。一律都喝了白酒。柳思思无比殷勤地劝说大家喝 白酒,说海鲜是大凉的食物,不让白酒烧一烧就会坏肚子。十几个人大吃大喝,互相敬酒,碰杯,你和他说话,他又和他说话,嗓门需要一个高出一个。所有的 话题几乎都被腰斩,所有的问题都是答非所问,语言的碎片在袅袅的酒气当中被大家掷过来踢过去。从这些碎片中,我仅仅知道大毛有了第二次婚姻。大毛的老 婆非常年轻漂亮。还有大毛和柳思思的关系。似乎他们是情人,似乎又不是。柳思思倒是一个劲地替大毛剥基围虾。她把剥好的虾仁送进大毛的碟子里的时候, 眼风十分的柔情。大毛却毫不在意地一再地把虾仁跟旁人分享。后来大毛喝醉了。他突然地站了起来,自豪地对大家说:看,我会走路!你们谁会?
我很怕我离开了这里,他就找不到我了。
在从珠海回到武汉的途中,我思考了这么一个多年没有思考的问题。我为什 么呆在武汉?
现在到处都是电话了,那电信局已成提供回忆往事的地方。你的往事,就矗 立在那里,你触手可及,时常引发你的许多感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还在体育馆门口平地摔了一跤,引得旁人捧腹大笑。我的丈夫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寻觅,发现 了我并且死死地盯住了我,使我在这个城市里成为了新娘,后来又成为臃肿的孕妇,再后来又恢复了体形。这个城市是我作为女人的见证。我把我的孩子安排在 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季节出生,我成功了。而在这一切的深处,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脚步声在向我走近,永远地在走近。
况且,武汉的蔬菜是多么香啊!相信我。我吃过了东西南北的蔬菜之后,才 发现没有什么地方的蔬菜比得上武汉。是不是正因为寒冷,土地才有机会浓缩和积攒自己的哺育能力?是不是正因为湿润和火热,植物才能够进入最佳的生命状 态?武昌洪山宝通寺附近的紫菜苔,在初春的时节,用切得薄亮如蜡纸的腊肉片,急火下锅,扒拉翻炒两下。那香啊,那就叫香!真正的人间美味是无可言表的, 唯有你自己来亲口尝一尝。来吧!广东的苦瓜味道太淡,海南的空心菜味道太谈,北方的萝卜味道太淡,湖南四川的辣椒太辣,绍兴的臭豆腐太臭,来吃一吃武汉 蔬菜吧。吃了就知道了。
——大概就是这些吧,这就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原因,就是我正常呼吸的基础, 是我生存巢穴里毛茸茸的细草。起初我感觉不到它们,一切都是慢慢地生长起来的。因为我感觉不到它们,所以我无从诉说和描绘。即便是现在我在心里描绘出 来了,它们被描绘得这么肤浅和不准确还是使我不能对人开口诉说出来。
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的优秀诗人都在湖北的长江边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的 原因吧?
在回去的车上,大毛一直躺在后排。大家以为他在睡觉,可是当我们议论珠 海这个城市如何如何好,气候如何如何好,如何静寂,如何小巧,如何适合居住和养老的时候,大毛伸过手来攥住了我的胳膊,用醉鬼那种没轻没重的语气说: 你的性格适合珠海呀,你怎么不来珠海!武汉究竟有什么好?我就是想不通武汉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牺牲一切呆下去!
大家就又谈起别的来了。主要谈怎么挣大钱的问题。车内BP机此起彼伏地响,包括大毛的。大家都捂着嘴巴用手机回电话,也包括大毛。到了城里某个停车场, 大毛说有急事。他急急地下了面包车,开上他自己的小车处理他的急事去了。这一次的大毛黑瘦了许多,显得慌慌张张,忙忙碌碌。
男人们解围说:大毛今天喝高了。
我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经常被雄辩者说得频频点头。但是我坚信我的本 能。我本能需要什么我就离不开什么,这不是道理可以说得清楚的。也不是恶劣的气候和恶劣的人文环境可以与之匹敌的。个体生命的需要在关键时刻可以战胜 一切!我坚信。
你是不是有病啊?正常的人谁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我想起了我二十岁的那一年,那个油凌的天气,我从汉沙公路上进入了武汉。我的脚被大毛揣在怀里。这情形就是发生在湖北,在武汉。我在武汉读了医学院。 我的人生初次地被别人尊重和赏识,我一动不敢动,生怕挪了一个地方,那良好的感觉就破损了。我在妇产科实习接生的第一个女孩子,名叫肖依,她体质不太 强壮,时常来看玻她很羞怯,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给她看玻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她长大。现在肖依弹得一手好钢琴,只要为我弹奏,她就可以发挥得超常。所以 在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她的父母是一定要请我到场的。我和肖依的父母成了好朋友。肖依的父亲是华中农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无根栽培西红柿。有时候我们一起 去华农看各种植物,在南湖边散步,或者看书。我和他们在一起,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安的感觉。与人相处,没有不安的感觉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朋友在武汉, 我还有一两个。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与周边融合的人,一般说来,别人进入不了我,我也没有进入他人的愿望。该死的,可恶的是我对一般人没有愿望!
这家公司为了打开在内地的销售,请了我们十几家医院的有关人员商议做临 床对照的事情。柳思思这一下就不放过我了。她抓住了一切机会尽情展示她的幸福生活和对旧日同窗的友爱。柳思思本来就是一个火热的女孩子,突然的富裕使 她更加火热。柳思思掏钱组织了在珠海的武汉老乡的聚会,大家都坐上日本面包车,到海边的小渔村去吃最新鲜的海鲜。大毛出现在这个聚会上。据说他在珠海 搞修建珠海机场的工程。我听了这话就犯晕。修建机场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我不知道大毛能够在这里面搞什么。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但凡在南边做了几 天事情的人说话都是这样,口气都大得无边而且内容都大而化之。我也就没有迂腐地追问大毛怎么在搞珠海机常那天来的都是武汉老乡,柳思思又是同班同学, 大家彼此一点没有陌生感。无论是谁,统统都被笼罩在了柳思思制造的热烈而随意的气氛中。我和大毛在这样的气氛中相互笑了一笑,握了一下手,就被大家拉 去唱卡拉OK。好像我们中间根本就没有隔着几年的时光。
我也曾多次路过我绝望地等待长途电话的电信局。
我不是一个人在武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我的周围,我还有一层层的基 矗它们是我的工作,多年的出色工作,以及外界对我的信任和赞赏。那是我在某次会诊会上有力的发言。那是遇上紧急抢救的时候院长在广播里对我急切的呼叫。 我们医院食堂的小朴总是偷偷地多给我碗里打一勺子莱。一到半个小时,浴室的老王就要恶狠狠地驱赶所有的人出去以便下一批人进来洗澡,对我却永远网开一 面。我治疗过的许多病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认出我并感激地与我打招呼。在有香花的日子里,在我上班途中,总有熟人把最新鲜的白兰花,茉莉花和栀子花塞 进我手包。还有黄凯旋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和我谈不了多少话,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你,你碰上了困难也可以找他。如果他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碗就 会跟你走。黄凯旋死了,在不该死去的壮年,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实在让你不忍轻易地弃他而去。一旦有朋友长眠在哪块土地上,你对这块土地的感觉就是不 一样了。我又多次地逛过了江汉路,那里有我和大毛惊心动魄的遭遇。那遭遇后来演变成了笑谈。那笑谈点缀着我们平凡的生活。
在珠海的聚会是柳思思发起的。柳思思嫁给了一个在珠海投资的港商,很阔 气地住在深圳蛇口的小洋楼里。柳思思的老公投资的是一家制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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