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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九六○

白先勇当代小说

桂花凉粉!窗外夜市人声沸沸,卖凉粉的小贩破着喉咙,从嘈杂的声浪中,迸出几下极不调协的尖叫。骤然间,夜市上的木屐声一阵大乱。阁楼的木梯上,响着杂沓窜逃的脚步。差人,差人!往阁楼屋顶奔逃的小贩急促的叫道,突击!突击!突击!天天晚上警察都未突击湾仔的无照小贩。夜夜巡捕车抓走一笼笼的难民摊贩,可是夜夜湾仔的小贩仍旧破起喉咙,挑战似的喊出;桂花凉粉!调景岭霍乱病案五三起,《星岛日报》登道,港九居民切勿饮食生冷,检疫站,防疫针,德辅道的阴沟,唉,真要命!全是生石灰呛鼻的辛辣气。他们把公家医院塞满了难民,哼哼卿卿,尽是些吐得面皮发乌的霍乱病人。唉,这颗东方之珠的大限快到了,走吧,姐姐,芸卿说,芸卿的眼角噙着泪珠,脸苍白得像张半透明的蜡纸。趁着现在还不太迟离开这里吧,芸卿的嘴唇不停的抽搐。你在往下沉哪,你还年轻,才三十几岁。你要为将来打算,一定要想到你的将来啊。你的将来——将来?你是说明天?可是妹子,你们这些教书的人总是要讲将来,但是我可没有为明天打算,我没有将来,我甚至于没有去想下一分钟。明天——太远了,我累得很,我想不了那么些。你们这些教书匠,总爱讲大道理,去告诉你书院里那些梳着辫子的女娃娃:明天-明天-明天。我只有眼前这一刻,我只有这一刻,这一刻,懂吗,芸卿哭出了声音,说道,至少你得想想你的身份,你的过去啊,你该想想你的家世哪。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是说师长夫人?用过勤务兵的,是吧?可是我也没有过去,我只晓得目前。懂吗?目前。师长夫人——她已经死了,姐姐,噢姐姐!你唬人得很。芸卿绞着她的手帕,揩去滚到她苍白面颊上的泪珠。姐夫活着的话他要怎么说呢?人人都在说,他们都在说你在跟一个——嗳,姐姐,你不能这样下去,他们都说你在跟一个——但是我们注定滚在一堆了,他说道。我们像囚犯一样锁在一起了。难道你不以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来,让亲亲你软软的嘴唇,好姐姐,躺在我的怀里吧。当然我喜欢你送给我的开司米大衣。但是我更爱你这双丰满的奶子。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不像一个服服帖帖的好弟弟?认了吧,我们都是罪人,我躲在这间肮脏的阁楼里吸我的烟枪。你呢,你悄悄从你漂亮的翠峰园溜下来到我这里做坏事,翠峰园不是一个人呆得住的地方。上面太冷清了。来,让我暖暖你,到底我们是注定了的,莫挣扎了。看看这张我请人替我们拍的照片,别忘记,只要我们活着,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纪念品。瞧瞧我们赤裸的身体。是不是有点像西洋人圣经上讲的什么亚当与夏娃?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们犯了罪,来,罪人,让我们的身体紧紧的偎在一块,享受这一刻千金难换的乐趣,罪人,赶出了伊甸园。罪人。赶出了伊甸园。无赖,唉,唉,唉,无赖。走吧,姐姐,芸卿默默的抽泣着,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要设法救你自己。你一定要救要救要救。救?救我的身体?救你们信教的人讲的灵魂?在哪儿呀,我的灵魂?我还有什么可救的?我的身体烂得发鱼臭。难道你还看不见我皮肤下面尽是些蛆虫在爬动?我像那些霍乱病人五脏早就烂得发黑了。姐姐,嗳姐姐!你一定要救你自己,一定要救,我们注定了,他说,我们是冤孽,他说。我们在沉下去,我们在沉。我们(小姐,厨房里没水喽!)嗯,香港快干掉了。
要守规矩,
你要守规矩啊!
余丽卿转过头去,她看到男人削瘦的轮廓,侧映在枕面上,颧骨高耸,鼻梁挺直,像刀斧凿过一般,棱角分明;一头丰盛的黑发,蓬乱的覆在他宽朗平滑的白额上,透着一丝沁甜的贝林香。即使在微黝的黑暗中,余丽卿也感得到他的眼睛,一径睁着,没有知觉的凝视着她,清醒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那么昏懵,倦怠的眼神好像老是睡眠不足似的;可是在睡梦中,他的眼睛却过分的机警,总是半开着,夜猫般的瞳孔,透出一溜清光,似乎经常在窥伺、在考察,在监督她的一举一动,甚至她脑中思维的波动,他在睡梦中也很有知觉似的,睁开没有视觉的眼睛,冷冷的盯着,像墙头上的夜猫,细眯的瞳孔,射出一线透人肺腑的寒光,然后说道:我们是命中注定了,我们命中注定滚在一堆了,他说。我们像什么?怎么,一对手铐手的囚犯啊!莫挣扎了,我的好姐姐。凭你费多大劲也没用的,你几时见过锁在一根链子上的囚犯分得开过?噢,我的好姐姐,我们还是乖乖的滚在一堆吧!他半眯着疲惫的眼睛,伸直扁瘦的腰,斜卧在沙发上;两条细长的腿子,懒散的搭在扶手上;白得半透明的宽额,露着一条条荫蓝的青筋,说道: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唉,无赖。他叼着他那根乌油油的烟枪,满不在意的徐徐喷着浓郁的鸦片,几络油亮的黑发,跌落在右太阳穴上。睁着倦怠的眼睛,声音甜得发腻。懂吗?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他的声音轻软得像团棉絮,搔得人的耳根子直发痒。我要你那双细白的手,我要你那撮巴黎之夜喷过的头发,哎,无赖,好姐姐,你独个儿睡在冷气调节的翠峰园太过冷清。来,让我替你脱掉你的湘云纱,躺到我的床上,我来替你医治你的惧冷症,可怜,你的手心直淌冷汗,你的牙齿在发抖呢!你害怕?害怕我是个躲在湾仔阁楼顶的吸毒犯?因为你做过师长夫人?用过勤务兵?可是在床上我们可没有高低之分啊!瞧瞧,我们不是天生的一双吗?来,让我握住你细白的手,我们的手梗子早扣上月牙形的手铐了,喏,让我教给你看,就是这个样子,手梗子咔嚓的上了锁。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不是吗?什么?我把你当成什么?女人,当然是女人嘛,我的好姐姐,别害怕,这是香港——东方之珠,香港的女人最开通。真的,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唉,无赖,无赖。
尖沙咀码头抢案,少女耳朵遭强徒扯裂。
朦胧间,余丽卿以为还睡在她山顶翠峰园的公寓里,蜷卧在她那张软绵绵的沙发床上。苹果绿的被单,粉红色的垫褥,肥胖的海绵枕透出缕缕巴黎之夜的幽香,用水时间又缩短了!阿荷端着杏仁露进来不停的嘀咕,一个礼拜只开放四个钟点。这种日子还能熬得过去吗,小姐?三十年来,首次大旱,报纸登说,山顶蓄水池降低至五亿加仑,三个月没有半滴雨水,天天毒辣的日头,天天干燥的海风,吹得人的嘴唇都开裂了。
夜来香二楼舞厅的人影子在暗红的玻璃上,幢幢晃动,广东舞曲睡眠不足似的,有气没力的拖拉着。骑楼上一个穿黄色紧身旗袍的女人正在和个葡萄牙水兵拉扯着,“夜来香”三个霓虹灯的大字,照得她生满了鱼鳞似的缎子旗袍闪闪发光。她半身探出骑楼外,浪声笑着,水兵揽住她的腰肢,往房中拖去,黄衫女人两手扒住骑楼栏杆,一头长发跌到胸前,她的笑声尖锐而凄厉,淹没在四面涌来的麻雀牌声中。她生过麻疯,他们说,她已经梅毒攻心了,他们说。她是中、西,葡、英的混杂种,她是湾仔五块钱一夜的咸水妹。坐在“夜来香”的门槛上,捞起她的黄旗袍,擦拭给她梅毒蛀掉了睫毛的眼睛,她擤着鼻涕,揉着她粉红色的烂眼角。合家铲!她咬着发乌的嘴唇哼道,哄死人啦!讲好五块钱,那个死鬼提起裤带飞溜。我要吃饭啊!我赶着他叫道,只要五块钱,五块钱哪!合家铲!合家铲!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他半眯着眼睛,漫不经意的说道,香港女人,香港女人!有一天,香港女人都快变成卖淫妇了。两百块的,廿块的,五块钱一夜的。大使旅馆的应召女郎,六国酒店的婊子,湾仔码头边的咸水妹。揩着梅毒蛀烂了的眼圈,大声喊着:五块钱一夜!(小姐,报纸说用水时缩成一个礼拜四小时哪。)嗯,香港快被晒干了。香港在深蓝色的海水中,被太阳晒得一寸一寸的萎缩下去。
警察大声的吆喝着。小贩们哭着喊着滚下了楼梯。巡逻车的警笛扫走了一切噪音,像无数根鞭子,在空中答挞,载走一车一车没有居留证的难民。
你是师长夫人懂吗?
蒙面人洗劫银行,印度巡警被射杀。
丽卿,
丽卿,
听见没有丽卿?
一九六四年六月《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
桂花凉粉!窗外不断传来小贩叫喊的声音。湾仔夜市的水门汀上,夜游客的木屐劈劈啪啪,像串震耳欲聋的鞭炮;几十处的麻雀牌,东一家,西一家,爆出唏哩哗啦的洗牌声,筹码清脆的滚跌着。夜来香二楼的舞厅正奏着配上爵士拍子的广东音乐《小桃红》,靡靡的月琴,有一搭,没一搭的呜咽着。
师长夫人!
丽卿丽卿丽卿!
丽卿,
那个女广播员真会饶舌!天天用着她那平淡单调的声音:明日天晴。好像我们全干死了她都漠不关心似的。水荒,报纸登着斗大的红字。四百万居民面临缺水危机。节约用水,节约用水。可是,小姐,阿荷摊开手愁眉苦脸的叫道,我们总得要水淘米煮饭呀!七楼那个死婆妈整天鬼哭神嚎:修修阴功,楼下不要放水喽,我们干死啦。我愿得如此吗,小姐?天不开眼有什么办法?嗯,香港快要干掉了。天蓝得那么好看,到处都是满盈盈的大海,清冽得像屈臣氏的柠檬汽水,直冒泡儿。可是香港却在碧绿的太平洋中慢慢的枯萎下去。
水——他们会喊道。饿呀,他们会喊道。他们的皮肤会水肿得像象皮一般。霍乱会泻得他们的脸个个发黑。有一天那些难民会冲到山顶把有钱人从别墅里拉出来通通扔到海里去。东方之珠。东方之珠,走吧,姐姐。不。走,姐姐。不。姐姐。不,不,不。
他已经死了,被砍了头,他的勤务兵把他的躯体偷出来埋在花园里。别叫我李夫人,懂吗?我是王丽卿,李夫人,我两天没吃东西了。帮帮忙吧。李夫人,看在李师长份上。做点好事吧,李夫人。我不是李夫人,懂吗?我是王丽卿小姐。被砍了头,挂在城门上像个发霉的袖子,看在李师长李师长
《星岛日报》:抢案。《工商日报》:抢案。李夫人,我是李师长的随从。他穿着灰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水肿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我认得你是李夫人,他走近一步说道,我不懂你说什么,我说。我怕你认错人了,我说。可是我知道你是李夫人,他说,他的嘴角一径挂着一丝狡狯的微笑,对不起,我不认识李夫人,我说。我是王丽卿小姐。我是翠峰园的王丽卿小姐。李夫人,我以前是李师长的随从。我也是逃难出来的。我是李师长的随从。
明日预测天气晴朗最高温度华氏九十八度。
李夫人。不要跟着我。李夫人。我已经给了你钱了。李夫人。让开,不要乱叫我。李夫人,李夫人。救命!差人。抢皮包呀!走吧,姐姐,趁早离开这里。买张飞机票飞到悉尼去。走,姐姐。不,我说。不,我说,哪儿我也不要去。我连手都抬不动了。看看这两根膀子,已经不听我的调动了。我已经死掉了。我早就死去了。姐姐,噢姐姐。芸卿抽搐的哭起来。香港就快完结了,东方之珠。嗯,这颗珠子迟早总会爆炸得四分五裂,那些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英国兵太精了,他们不会为这颗精致的小珍珠流一滴血的。但是我不会等到那一天。我才不会呢,我要在这颗珠子破裂的前一刻从尖沙咀跳到海里去。你一定要设法救你自己啊,嗯,我要跳到海里去,趁早离开这里,我不会等到那一天。人人都在说。他们都在说你跟一个——但是我们命中注定了,他说。让我握住你的手。让我领你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我敢说你会喜欢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因为我们都是罪孽重重。还想不认你有罪?地狱里的炼火也烧不尽你的孽根呢,来吧,罪人,让我领着你沉下去。(小姐,那个死婆妈跑下来抢我们的水啦!)节约用水,节约用水,街上的扩音器互相咆哮着,水塘里的水又降低了三寸,三寸又三寸又三寸,有一天香港的居民都会干得伸出舌头像夏天的狗一般喘息起来,他们会伸出鸟爪一般的手臂去抢水和食物。
要守规矩啊!
仿仿佛佛,余丽卿一直听到一阵松,一阵紧,继续的人声、车声。金属敲击的乐声,在她神智渐渐清醒的当儿,这阵噪音突然像巨大的浪头,从窗下翻卷进来,余丽卿觉得遭了梦魔一般,全身发渗,动弹不得,湿漉的背项,整个粘在阴浸的马藤席上。她的眼睛酸涩得如同泼醋,喉头干得直冒火,全身的骨骼好像一根根给人拆散开来,余丽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肢,东一只,西一只,摊在床上,全切断了一般,一点也不听身体的调动,俯卧在她身旁的男人,一只手揽在她赤裸的胸脯上,像一根千斤的铁柱,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了。对面夜来香茶楼的霓虹灯像闪电一般,从窗口劈进阁楼里来,映得男人瘦白的背脊,泛着微微的青辉。他的呼吸时缓时急,微温的鼻息,不断的喷到她的腮上。她闻得到他的呼吸中,带着鸦片浓郁的香味。
听见没有,
要守规矩。
余丽卿翻过身去,伸出手紧揽住她身边男人瘦白的背脊“夜来香”舞厅的广东音乐,支撑着凌晨的倦意,落寞的漫奏着。麻雀牌愈来愈疏落,间或有几下猛然奋起的洗牌声,夜市里人声已杳,街车的引擎断续的闷吼着,余丽卿渐渐合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眼皮。朦胧间,她又感到她身边男人那双半睁的睡眼,像黑暗里夜猫的瞳孔,射出两道碧荧荧的清光,窥伺的、监督的罩在她脸上,好像刺入她心底的深渊中一般。是的,她想道,香港快要干掉了,于是他便说道:来吧,罪人,让我握住你的手,一同沉入地狱门内。
听见没有,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你这是在咒我么?”大伯竖起两道花白的关刀眉,“你堂哥怕老婆,是个没出息的人,我不指望他。大伯一直把你当做自己儿子看待,大伯并不想多拖累你,只交代你一件事:大伯死了,你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他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大伯举起了他那只个人用的青瓷酒杯,却望着鼎立表伯,两个老人又摇头又叹气,半晌,大伯才开腔道:
“这要看地方,表伯,贵的、便宜的都有。”
老人细颤、飘忽的声音戛然而止。黑暗中,一切沉静下来,我仰卧在沙发上,房中的寒意凛凛地侵了过来,我把毯子拉起,将头也蒙上。渐渐的酒意上了头,我感到愈来愈昏沉,朦胧中,我仿佛来到了一片灰暗的荒野里,野地上有许多人在挖掘地坑,人影幢幢,一齐在挥动着圆锹、十字镐。我走近一个大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站在坑中,地坑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他抡着柄圆锹,在奋力地挖掘,偌大的坑中,横着,竖着竟卧满了累累的死人骨头,一根根枯白的。老人举起圆锹将那些枯骨铲起便往坑外一扔,他那柄圆锹上下飞舞着;一根根人骨纷纷坠落地上,愈堆愈高,不一会儿便在坑边堆成了一座白森森的小山。我定神一看,赫然发觉那个高大的老人,竟是大伯,他愤怒地舞动着手里的圆锹,发狂似地在挖掘死人骨头,倏地,那座白森森的小山哗啦啦倾泻了,根根人骨滚落坑中,将大伯埋陷在里头,大伯双手乱招,狂喊道:
大伯的书报摊左派书报他不卖,右派的又少有人买,只有靠香港几本电影刊物在撑场面。不过大伯并不在意,他说他跟伯妈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运动”。他又开始练字了,从前他在台湾,有一段日子在家中赋闲,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后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乡会给他开过一次书法展。那天我去的时候,大伯正在伏案挥笔,书写对联,录的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墨迹还没有干。大伯说,那副对联是写给楼上田将军的,田将军也是一位退了役的少将,从前跟大伯是同一个系统,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还是田将军介绍的。田将军画马出名,他的画在唐人街居然还卖得出去,卖给一些美国观光客,他自己打趣说他是单*色*书“秦琼卖马”。田将军送过一幅“战马图”给大伯,大伯回赠对联,投桃报李。大伯在对联上落了款,他命我将两幅对联高高举起,他颠拐着退了几步,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对我笑道:
“我搞不太清楚,反正葬在龙华就是了。”
“莫怪我来说你们,”大伯把那盘烧鸭挪到鼎立表伯跟前让他过酒,“当年大陆失败,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哩!你们在报上天天攻击政府,青年学生听你们的话,也都作起乱来。”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说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试就通不过,堂嫂背地里骂了大伯一句:“那个老反动!”大伯却听见了,连夜逼着伯妈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铺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伯妈也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出纳,两老自食其力。
“我是在替美国人当‘买办’罢咧,大伯。”我自嘲道。
“‘龙华公墓’早就没有喽——”
“我想到明天去上海,心里有点紧张。”我答道。
“龙华离上海远不远,表伯?”我问道。
我猛吸了一口烟,将香烟按熄掉。我感到我的胃翻得更加厉害,一阵阵酸味冒上来,有点想作呕了。
吃完饭,大伯要我们提早就寝,我须早起,赶八点钟的飞机,而鼎立表伯也有点不胜酒力了。我去浴室漱洗完毕,回到客房,鼎立表伯已经卸去了外衣,他里面穿了一套发了黄的紧身棉毛衫裤,更显得瘦骨嶙峋,他削瘦的背脊高高隆起,背上好像插着一柄刀似的。他蹲在地上,打开了一只黑漆皮的旧箱子,从里面掏出了一件草绿的毛线背心来,他把箱子盖好,推回到床底下去,我等鼎立表伯穿上背心,颤巍巍地爬上了床,才把灯熄掉。客房里没有暖气,我躺在沙发上,裹着一条薄毯子,愈睡愈凉。黑暗中,我可以听得到对面床上老人时缓时急的呼吸声,我的思绪开始起伏不平起来,想到两天后,在上海父亲的追悼会,我不禁惶惶然。一阵酒意涌了上来,我感到有点反胃。
“这年把我常闹腰子痛,痛得厉害。医生扫描检查出来里面生瘤,很可能还是恶性的呢。”
老人翻了一下身,黑暗中,他那颤抖的声音忽近忽远地飘浮着。
大伯举起他那只青瓷酒杯,把杯里半杯茅台,一口喝光了。
大伯一面在摆设碗、筷,回头叫道。
“老弟,今夕何夕,想不到咱们老兄弟还有见面的一天。”
两个老人愣了一下,随即呵呵地笑了起来。明珠有洁癖,厕所有臭味她会便秘,连尿也撒不出。我们在长岛的家里,那三间厕所一年四季都吊满了鲜花,打理得香喷喷的,我们公司有一对同事夫妇,刚去中国旅游回来,同事太太告诉明珠,她去游长城,上公厕,发现茅坑里有蛆。明珠听得花容失色,这次无论我怎么游说,也不为所动。
“‘民盟’后来很惨,”鼎立表伯戚然道,“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章罗反党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卷了进去,全部打成了右派。‘救国会七君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王造时。章乃器给斗得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连梁漱老还挨毛泽东骂得臭死,我们一个个也就噤若寒蝉了——”
“是啊,表哥,真是‘此身虽在堪惊’哪!”
“纽约呢?纽约有便宜的墓地么?”
“你表伯昨天刚到。”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呀!”大伯在那边插嘴道,“变成‘归国学人’啦!”
大伯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的泪腺失去了控制,眼泪盈盈溢出,他忙用袖角把泪水拭掉。
“表伯,我觉得你们‘民盟’很了不起呢,”我说道,“当时压力那么大,你们一点也不退缩。”
老人朝着我这边,挪了一下身子,悄悄地唤我道:
大伯说着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了两下,敲得地板咚咚啊。
“今天我替你表伯接风,也算是给你送行。”
“不是这么说,”鼎立表伯插嘴道,“任平平反了,齐生的哥哥日子就好过得多。我的案子要不是今年年初得到平反,鼎丰申请我来美国,他们肯定不会放人。”
老人仰起面来,打量了我片刻,点头微笑道。老人的脸削瘦得只剩下一个巴掌宽,一双灰白的眉毛紧紧纠在一起,一脸愁容不展似的,他的嘴角完全垂挂了下来,笑起来,也是一副悲苦的神情,他的声音细弱,带着颤音。
“齐生——”
大伯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淌到面颊上的眼泪。沉默了半晌,他突然举起靠在桌边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厅墙壁上那张大照片叫道:
老人的语气,充满了乞求。
“我考考你这个历史博士:萧鹰将军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历史大事你说说看。”
“我死了我就不要平反!”大伯悻悻然说道,“老实说,除了萧先生,也没有人有资格替我平反。齐生,你去替你爹爹开追悼会,回来也好替你大伯料理后事了。”
“你怎么不带了太太也回去风光风光?”大伯问道。
“我跑到紫金山萧先生的灵前,放声痛哭,我哭给他听:‘萧先生、萧先生,我们千辛万苦赢来的胜利,都让那批不肖之徒给葬送了啊!’”
大伯殷勤劝酒,两个老人的眼睛都喝得冒了红,两杯茅台下肚,我也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开始燃烧了。
我告诉他,我做学生时,在哥大东方图书馆看到不少早年“中国民主同盟”的资料,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他们“救国会”请愿抗日,“七君子”章乃器、工造时等人给逮捕下监的事迹,我最感兴趣。鼎立表伯默默地听着,他的身子俯得低低的,背上驮着一座小山一般,他吮了一口酒,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伯显然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人都死了,还平反什么?”大伯提高了声音。
“我到上海,第二天就举行。他们准备替爹爹平反,恢复他的名誉呢。”
“我和你表伯妈,两人在一起,也有四十五年了,从来也没有分开过,她为了我的政治问题,很吃了一些苦头,我们两人——也可以算是患难夫妻了。这次到美国,本来她也申请了的,上面公文旅行,半年才批准,她等不及,前两个月,病故了——这次找出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我实在放不下心——我把她的骨灰放在箱子里,也一起带了出来——日后在这里,再慢慢替她找个安息的地方吧——”
“亏你还想得到,我倒把这个玩意儿给忘了!我有瓶茅台,今晚正用得着这个。”
“唔,是有点像任平。”
“哦,我也是,这次要来美国,几夜都睡不好。”
“她不肯跟我去中国,她怕中国厕所脏。”
我摸索着找到撂在沙发托手上的外套,把衣袋里的香烟和打火机掏了出来,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鼎立表伯坐在椅上,上身却倾俯到桌面上,他的颈子伸得长长的,摇着他那一头乱麻似的白发,叹息道:
两个老人,对坐着,欷歔了一番,沉默起来。我感到空气好像突然凝固,呼吸都有点困难了似的。虽然酒精在我身体里滚烫地流动着,我却感到一阵飕飕的寒意,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记起去年李永新到纽约来看我,我与永新有八年未曾见面。从前我们在哥大都是“保钓”的志友,我抽身得早,总算把博士念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永新却全身投入,连学位也牺牲掉,后来一直事业坎坷。那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着谈着,突然也这样沉默起来,久久无言以对。虽然我和永新一直避免再提起“保钓”运动,可是我们知道彼此心中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我们都在悼念“一·二九”华盛顿大游行那一天,在雪地里,我和永新肩靠肩,随着千千百百个中国青年,大家万众一心地喊道:钓鱼台,中国地!钓鱼台,我们的!我们的呼喊,像潮水般向着日本大使馆汹汹涌去。
我猛然惊醒,心中突突乱跳,额上冒出一阵冷汗来。原来大伯已经站在沙发跟前,他来叫醒我,去赶飞机了,房中光线仍旧昏暗,幽暗中,大泊庞大的身躯,矗立在我头边,像一座铁塔似的。
“来,来,来,老弟,‘一壶浊酒喜相逢’,你能出来还见得着我这个老表哥,已经很不错啦。”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美国这个地方,病不得,死也死不起!一块豆腐干大的墓地就要两三千美金,莫说我没钱买不起,买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些洋鬼子去挤去!”
我仔细端详了大伯一下,发觉伯妈过世后,这两年来,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他的脸上不是肥胖,竟是浮肿,两块眼袋子转乌了,上面沁出点点的青斑,泪水溢出来,眼袋上都是湿湿的。
“我们一直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大伯舀了一调羹茄汁虾仁到鼎立表伯的盘子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前年你表嫂过世,你哥哥鼎丰从纽约来看我,我们两人还感叹了一番:当初大陆撤退,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和任平留在上海,怎么样也应该逼着你们两人一起离开的。”
“表哥,你当时亲眼见到的,”鼎立表伯极力分辩道,“胜利以后,那些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京,表现得实在太坏!什么‘五子登科’、‘有条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说他们是‘劫收’,一点也不冤枉——民心就是那样去的,我们那时还能保持缄默么?”
“他是你鼎立表伯,齐生。”
大伯拄着拐杖,蹭蹬到饭桌那边,把菜盒搁到桌上。这下我才看见,饭桌那边,靠着窗户的一张倚子上,蜷缩着一个矮小的老人,大伯在跟那个老人说话,老人颤巍巍地立起,朝着我缓缓地移身过来,在灯光下,我看清楚老人原来是个驼背,而且佝偻得厉害,整个上身往前倾俯,两片肩胛高高耸起,颈子吃力地伸了出去,顶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老人身子十分羸弱,身上裹着的一件宽松黑绒夹祆,好像挂在一袭骨架子上似的,走起路来,抖抖索索。
“喏,这就是任平的小儿子——齐生。”
“半个多钟头的汽车,不算很远。”
“你大伯摆书摊是姜太公钓鱼!”伯妈调侃大伯道。
“大伯,你要添碗饭么?”我伸手想去拿大伯面前的空饭碗,大伯并不理睬,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我道:
我放下行李箱,把身上的风衣卸去。大伯公寓里,茶几、沙发,连地上都堆满了一叠叠的旧报纸、旧杂志,五颜六色,非常凌乱,大概都是卖剩下的。
“文革时候,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龙华,‘龙华公墓’那里,我们把那些坟都铲平了,变成了农场。那是个老公墓,有的人家,祖宗三代都葬在那里,也统统给我们挖了出来,天天挖出几卡车的死人骨头——我的背,就是那时挖坟挖伤的——”
大伯打开了一瓶茅台,倒进一只铜酒壶里,递了给我。我替大伯、鼎立表伯都斟上了酒。
我静静地听着,老人的声调变得酸楚起来。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声,他的嘴皮颤动了两下,好像要说什么似的。
“你睡不着么,齐生?”
“美国的公墓怎么样,齐生?”隔了半晌,老人试探着问道,“真是像你大伯讲的那么贵么?一块地要两三千美金哪?”
一刹那,我的脑海闪电似地掠过一连串的历史名词:“民盟”、“救国会”、“七君子”,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名词,都与优生学家名教授龙鼎立息息相关,可是我一时却无法把当年“民盟”健将、“救国会”领袖、我们家鼎鼎大名的鼎立表伯与目前这个愁容满面的衰残老人连在一起。
“你不会认得我的了,”老人大概见我盯着他一直发怔,笑着说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才两三岁,还抱在手里呢。”
“你那时骂我骂得好凶啊!”大伯指着鼎立表伯摇头道。“‘刽子手’!‘走狗爪牙’!”
“大伯,我给你带了卤鸭掌来。”
我举起酒杯,敬鼎立表伯。
“明珠跟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我答道,隔了片刻,我终于解释道。
“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我想在纽约好好找一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只要干净就好——”
“都是萧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时!”大伯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要不然,上海南京不会出现那种局面。萧先生飞机出事,还是我去把他的遗体迎回南京的呢。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们心中暗喜,萧先生不在了,没有人敢管他们,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有一个部下,在上海法租界弄到一栋汉奸的房子,要来送给我邀功。我臭骂了他一顿:‘国家就是这样给你们毁掉的,还敢来贿赂我?’我看见那批人那样乱搞,实在痛心!”
“鼎立,”大伯泪眼汪汪地注视着鼎立表伯,声音低痖地说道,“你骂我是‘刽子手’,你没错,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从前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有是有,在黑人区,不过有点像乱葬岗。”
“现在‘买办’在中国吃香得很啊。”鼎立表伯接嘴道,他尖细的笑声颤抖抖的。
“鼎立——”大伯沉痛地唤道,他伸出手去,拍了一下鼎立表伯高耸的肩肿,“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大伯知道我这次去跟北京做生意,颇不以为然。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龙华公墓’?”老人疑惑道,“恐怕是‘龙华烈士公墓’吧?那倒是个新的公墓,听说很讲究,普通人还进不去呢。”
“好的,表伯。”我应道。
黑暗中,鼎立表伯细颤的声音传了过来,大概老人听到我在沙发上一直辗转反侧。
“早知如此,那次我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去了——干脆把你押到台湾去!”大伯呷了一口酒,咂咂嘴转向我道,“你们鼎立表伯,当年是有名得很的‘民主斗士’呢!一天到晚在大公报上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又带领学生闹学潮,搞什么‘和平运动’,我去同济大学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统统抓了起来!”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嗤之以鼻,诘问堂嫂道:
“那时我哪里肯走?”鼎立表伯苦笑道,“上海解放,我还率领‘民盟’代表团去欢迎陈毅呢。”
“医生说可不可以开刀呢?大伯。”我急切问道。
大伯那张圆厚的阔脸,两腮抽搐起来,酒意上来了,一张脸转成赤黑,额上沁着汗光,旋即,他冷笑了两声,说道:
“我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当然要排挤我喽,算我的旧账,说我关在‘七十六号’的时候,有通敌之嫌。我罗任重扪心自问,我一辈子没出卖过一个同志,只有一次,受刑实在吃不住了,招供了一些情报。事后我也向萧先生自首过,萧先生谅解我,还颁给我‘忠勇’勋章呢!那些没坐过老虎凳的人,哪里懂得受刑的滋味!”
大伯来开门,他拄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像是愈加艰难了。
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旧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桓了二十多分钟才穿云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里,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鸭,切了一盘烤乳猪,还有一盒卤鸭掌——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提到大伯的住所去。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濛濛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的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忙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来临,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烂的圣诞树,白绒绒的雪花随着叮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我是做梦也想不到还会到美国来。”鼎立表伯欷歔道。
“齐生,你看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大伯转向鼎立表伯道:
“表哥,你抗日有功,我们都知道的。”鼎立表伯安抚大伯道。
鼎立表伯有点哽咽住了,大伯举起酒壶劝慰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你老人家要活到一百岁呢。”我赶忙笑着说道。
大伯摆好碗筷,把我们招了过去,大家坐定下来,桌上连我带来的烧腊,一共有七八样菜,大概都是馆子里买来的。
我们三个人都酌了一口茅台,浓烈的酒像火一般滚落到肠胃里去。大伯用手抓起一只卤鸭掌啃嚼起来,他执着那只鸭掌,指点了我与鼎立表伯一下。
“哥哥说,追悼会开完,爹爹的骨灰当天就下葬,葬在‘龙华公墓’。”
“嗳——”鼎立表伯直摇手,尴尬地笑着,他的眉头却仍旧纠在一处,一脸忧色。
“我这把年纪还开什么刀?”大伯挥了一下手,“近来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晓得,我的大限也不会远了。”
“你爹爹的追悼会,几时举行啊?”
“你从纽约去上海,他从上海又要去纽约——这个世界真是颠来倒去吓。”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瘫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齐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大伯说着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拍了拍他那粗壮的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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