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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宋鸿兵政治经济

格林斯潘: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调高黄金价格来降低公共负债压力吗?这样做确实可以使公共负债明显下降。
格林斯潘们构想的通过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来稀释美元债务压力的奇思妙想,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恐怕低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风险。黄金价格一旦彻底失控,美国资产负债表上以美元计价的黄金资产价格固然能够暴涨,相应地使纸币负债压力大幅减轻。但问题在于,美元剧烈贬值所造成的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从根本上颠覆美元的信用,谁还愿意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资产呢?失去了美元对全球资源的总动员能力,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大国还能够存在吗?
(1993年5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1994年12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腐败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几个银行家天天腐败,顿顿腐败,夜夜腐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又能如何呢?绝对的权力最可怕之处不是让人腐败,而是让人疯狂!独揽货币发行权的金融大鳄一旦疯狂,其野心和胃口将极度膨胀,使全人类都跟着遭殃。银行家们能够以花样百出的“行业黑话”来愚弄世界人民,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周期性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泡沫和经济危机,通过货币战争搞垮各国金融,并在全球经济的废墟之上,重新构建由极少数人控制的世界统一货币新体系,最终通过控制世界货币来奴役全人类。
用黄金暴涨来平衡美元负债,将是最后的疯狂之举,它带来的决不是美元的稳定,而恰恰是美元的覆灭。
乔丹:5年以后(会议纪要解密期),公众将会知道这件事。
但是,国际银行家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高压锅迟早要炸,一旦锅盖“砰”的一声飞上了天,黄金价格的暴涨也会使西方债务大幅减轻,因为西方国家手中持有大量的黄金实物。到2010年6月,全球央行合计黄金储备30462.8吨,其中欧美共拥有21898.5吨(包括欧美控制下的IMF),占黄金储备总量的72%。
美联储的大佬们除了关注利率等问题之外,还对一样东西颇有兴趣,那就是黄金。
格林斯潘:我想我明白了(笑)!你告诉我从财政部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抵消了他们(财政部)对美联储的负债,这是纯粹的资产置换,所以财政部对公众的负债同时减少了同样的数额。是这样吗?这倒是同时解决了乔丹先生的问题(笑)。
从这些美联储大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黄金始终是国际银行家们的一块“心病”。从历史上看,玩纸币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玩实力,玩信心,玩赖皮!当帝国实力殷实财大气粗时,强大的财富创造力足以确保纸币的商品兑现能力,纸币是有底气的。当帝国过度扩张力不能及时,财力日渐短绌,则必须玩10个瓶子5个盖的“杂技”,纸币无法完全兑现商品,通货开始膨胀,此时就进入玩信心的阶段。等到帝国财富已被淘空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时,纸币丧失了公信力,恶性通胀发作,此时帝国就只有玩赖皮了。
安格尔:我想事情可能会这样发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利率提高300个基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非常肯定黄金价格将会开始一个猛烈和快速的(下跌)。金价下跌将会如此快速,你不得不到黄金行情屏幕上去见证这一切。如果我们提高利率100个基点,黄金价格肯定会掉头向下,除非情况恶化到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我们提高利率50个基点,我不知道黄金价格将会如何,但我肯定会对此非常好奇(笑)……人们会说黄金价格上涨是因为中国人开始购买,这是最傻的看法。黄金价格主要是由那些对法币系统没有信心的人所决定,他们拥有黄金是为了在危险时刻逃离纸币。现在如果每年黄金产量和消费量只占黄金总存量的2%,那么一年10%的黄金产销量变化是不会对黄金价格产生太明显的影响的。但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将会改变(黄金价格)。
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公开”二字,实在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每年8次会议的内容并不打算公开,而是要等到5年以后才“解密”,并且这些会议的内容纪要已经被过滤或“修缮”过了。美国《1976年阳光法案》,明确要求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组织,必须即时向公众开放所有正式会议的详细且未经修改的内容速记和原始录音,但美联储从1976年到1993年的17年中,一直误导国会,声称他们的会议原始纪录都被销毁了,只保留了“修缮”后的内容纪要。公众只有等到5年以后,才能从被“过滤”的纪要中去猜测当时会议现场的讨论细节。
乔丹:我们是用官方黄金价格计算特别提款权吗?
(1995年7月的会议纪要)
同时,在格林斯潘们的魔术方程式中,还忽略了另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白银!
格林斯潘:可惜太晚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格林斯潘:如果我们是在面对市场心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使用的(黄金)温度计,在测量(通胀预期)温度时也会改变温度本身。我曾向穆林斯先生提出,假如财政部在市场上卖出少量黄金,市场将如何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试验,如果黄金价格发生了变化,这说明(黄金)这个温度计不仅仅是测量(通胀预期)的工具,而且它也将会改变(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基本心理。
1948年蒋介石搞金圆券改革,最终也曾使国民党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黄金资产价格暴涨,但随着金圆券的滥发,人民拒绝接受纸币,在各地重新开始使用“袁大头”交易。最终纸币滥发所形成的超级通胀,残酷掠夺了人民的财富,其后果是人民抛弃了金圆券,同时也抛弃了发行金圆券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退往台湾和当年的约翰·劳逃出巴黎时一样,他们带走的不是印刷精美的纸币,而是沉甸甸的黄金和白银!
1971年到2008年金融海啸,美元进入玩信心的阶段。1971年是美元的转折点,美国不堪世界各国发动的黄金挤兑进攻,只有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其实质是美国贸易连年逆差,财富外流和财富创造力下降,美国人不能生产出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足够的商品来平衡巨大的进口,久而久之,财政不堪重负,美元再也无法承载黄金诚实货币的重托。这一阶段,国际银行家们最关心的就是所谓对美元的信心问题。他们发明了一整套经济学“黑话”体系来修饰问题的本质,诸如“通货膨胀预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再通胀”等。其实用老百姓一看就懂的话就是,美元“毛了”。更为离奇的是,他们居然想象着如何实现“没有黄金的金本位”,看来美联储还是改行搞魔术更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2010年11月,居然真的提出了世界应该考虑回到“修正版的金本位”,果然是个“没有黄金的金本位”,这难道真是历史的“巧合”?!
乔丹:我能对此谈谈我的看法吗?(70年代)当我们把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直到42.22美元的过程中,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财政部因为这两次所谓的(美元)“贬值”行为,获得了10到12亿美元的意外之财。我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特别提款权进行货币化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价格?你说我有一项资产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但我却不知道它的价格。
乔丹:我本来尽量不愿意提及此事,公众其实害怕有人想这么干。
格林斯潘:(特别提款权的价格)大约是42美元。
黄金和白银好比测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计,在全世界以美元为中心的纸币世界里,钞票越印越多,在市场的高压锅中,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作为唯一具有公信力的压力计,其价格必须被“有效管制”起来,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中央银行联手压制黄金和白银价格的目的。当市场上黄金白银充当着最诚实、最公正的货币时,银行家们想要作弊将是非常困难的。而没有金银约束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不仅是美国的法币,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可是它的货币政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想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既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也不需要国会批准。根本不顾全世界债权人的利益。银行家既没有所谓民主选举,也不受新闻监督,更无视法律约束。正所谓:“只要我控制了一国的货币发行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完全就是无法无天。
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玩赖皮!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国要赖账,使用的手段便是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升值,美其名曰“全球经济再平衡”,指责他国“操纵汇率”。其中更有意思的就是格林斯潘等人讨论的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让美元大幅贬值,从而“抵消”美国的负债压力。他们早就明白黄金的真实价值,那就是黄金才是“诚实的货币”,因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以在货币体系中承担着“最终的支付手段”。但他们却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大肆推行“黄金无用论”,对学术界进行系统和长期的“洗脑”,对人民和市场玩弄“强势美元”的文字游戏,从而达到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的目的。
杜鲁门:是42.22美元,它与黄金的官方价格一致。
美联储和所有西方的中央银行一样,喜欢幕后操作。他们防范政府干预,他们讨厌国会插手,他们更不喜欢人民大众了解细节,他们号称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就好像全社会的货币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决不容他人觊觎。
从美国立国到1971年,美元是玩实力的阶段,一度占到全球GDP一半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确保了美元的信用,所以美元敢于与黄金挂钩,因为其出口能力足以赚回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黄金,就如同中国通过400年的世界贸易,将全球白银的一小半都吸纳到中国来一样,此时的黄金白银作为诚实的通货,在经济体内发挥着良好的财富合理分配的作用,从而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循环处于良性状态。
乔丹: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预期。这显然反应出我们(的美元)缺少名义上的(货币之)锚。这意味着政治上宣称维持强势美元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不管怎样我们能够实现真正的金本位的状态,而没有实际使用黄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假以时日,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预期)短期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处理。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H,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H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H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张嘉H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H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现银方面,张嘉H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H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H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H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H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后来张嘉H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H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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