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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宋鸿兵政治经济

明朝对纯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从民便”,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白银货币,帝国江山才得以维系到1644年。
经典意义上的钱的概念是相当清楚的。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具有稳定价值的、便于用做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它具有以下特性:数量有限,容易计量,便于交换,不易伪造,市场公认www.danseshu.com,并可长期保存。许多符合上述特性的商品都可以成为“钱”。与上述定义和特征符合得最好的商品就是最好的“钱”。黄金和白银就是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经过数千年反复比较和实践,不约而同地选择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钱”。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并防水、防火、防腐、耐磨,能够长期保存,所以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由于它们都便于携带、分割和计量,并难以伪造,所以可以成为最方便和最可信赖的商品交换媒介。由于它们的价值稳定又便于计量,所以他们最适合作为价值的尺度。又由于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有实际价值的商品,所以是不需要任何担保,不需要任何强制,不会因政府更替、法律变化、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等各种不可抗力而作废的最可靠的“钱”。而且越是在动乱时期,黄金白银就越是成为人们保护财富的“诺亚方舟”。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因为如此,黄金白银是“钱”的最高形式,是当之无愧的、万民拥戴的“货币之王”。
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找不到任何一种能够保值的纸币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帝国在其势力上升的周期,经济发达,贸易活跃,军力鼎盛,帝国疆界扩张,货币购买力稳定,货币流通域扩大,贷款利率低廉。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帝国内部矛盾激化,生产能力下降,外部征战不断,财政支出剧增,而税收逐渐不足,导致维持帝国存续的综合成本日益上升。此时,帝国往往首先从贬值货币入手,试图减轻财政压力。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无论是古代稀释货币的含金量,还是现代的货币“量化宽松”,正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灭亡。
纯粹纸币的试验往往在初期能获得惊人的良好效果,但最终这些纸币都贬回到它们的原始价值,那就是纸张的成本!纯粹纸币的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测试人类贪婪本性的试验。无论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还是私人之手,也不管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些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究竟值不值得信赖!整个人类历史表明,贪、痴、嗔乃是人性中无法自我超越的本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完全没有来得及被社会风气污染的婴儿的表现,就会发现其贪、嗔、痴的内质其实早有端倪。
北宋的交子,从公元1023年到1160年,货币发行准备金从1/3降到1/60。到南宋末年,通胀率高达20万亿倍!财政彻底崩溃,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枯竭,王朝覆灭。
如果人类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元不过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些人对什么是钱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这些探讨不仅没有产生能与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相媲美的伟大金融货币理论,反而是越整越糊涂。因为钱这东西与“时间”、“引力”这些纯粹的物理概念不同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性贪婪这个难以测定的变量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货币理论,互不兼容,矛盾百出。银行家们却趁机浑水摸鱼,将整个西方金融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引向歧途,以至于最后走火入魔,诱导了整个世界走向巨大的金融危机。
金朝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当代西方货币理论最本质的“发明”,就是用以债务为抵押的信用货币,取代黄金白银这些不会因债务违约而丧失价值的真正的钱。他们首先是通过战争或鸦片贸易等方式,将世界上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之国家的白银洗劫一空,从而废掉了银本位。继而又采取将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办法,初步建立世界货币的兑换体系。然后再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废除了金本位。让以美元为代表的法币,成为不受金银约束的世界储备货币。我们现在使用的美元是没有任何真实价值定义的货币,这种货币在英文中叫做“currency”,其基本含义就是流动性。它只是便于商品进行“流动”的媒介。这个媒介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是纸币,也可以是支票,甚至就是电脑中的一个数字。它是临时用来兑换价值的凭证。其本质就是一张欠条,它不能保证未来真的就能百分之百地兑换到原先的价值。因为它是欠条,如果别人赖账,欠条就成了白条。现在当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黄金白银才是千百年来最可信赖的真钱时,常把信用货币这种欠条与钱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以为这种欠条就是钱。挣钱就是挣这种欠条,存钱就是存这种欠条。其实在信用货币体制下,人们挣到手的和存起来的这些假定能够兑现的欠条,在欠条不违约时,它就有完全的价值,在欠条部分违约时,它就只有部分价值,在欠条完全违约时,它就一文不值。
什么是财富呢?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各类商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时,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等价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黄金和白银所代表的“经典意义的钱”,就是货币追求的最高境界。
1716年,法国第一次约翰·劳的纸币试验,导致4年后法国倾家荡产;1790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二次纸币试验,5年后通胀率高达13000%,结果民心大乱,导致了拿破仑的上台;1937年的第三次纯纸币试验,12年后法郎贬值了99%。法国人只有自嘲地说,法国人有两个传统:一是投降特别快;二是货币贬值特别快。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纸币马克试验,从1919年1美元兑换12马克,到1923年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4年走到了它的生命尽头。
什么是钱?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是认清美元本质的首要问题。伟大的思想家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常人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的重要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深刻的思考。“苹果落地”这个人们千百年来毫不在意的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现象,在牛顿的头脑中却激发了对万有引力的大彻大悟。“时间”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概念,在爱因斯坦的心中却回味无穷,最终导致了相对论的诞生。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在金钱社会之中,为挣钱而忙碌一世的芸芸众生们,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钱”?
至于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方式,中国采取了无差异兑换原则,对于所有的人民币持有人,无论存款还是现金,一律采取统一兑换方式。其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在所有货币单位上消减4个零,物价也是如此,相当于货币替换,而非货币改革,社会财富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为什么陈云在设立人民币含金量时顾虑重重呢?这还要扯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丢官的事。
只有拥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才谈得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
斯大林布好的局,让只有外交头脑没有经济头脑的葛罗米柯搅了,怎么会不恼羞成怒!陈云明白中国在汇率上占了便宜,如果把人民币的含金量公布出来,那就成了苏联要求重新界定汇率的靶子。
葛罗米柯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深刻用意,一朝不慎,铸成了大错。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巩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新人民币的发行十分顺利。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内,收回的旧币即达市场货币流通总量的80%。到6月10日全国已收回旧币流通总量98.06%。1955年6月10日,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工作基本结束,市场反应良好,物价基本稳定,老百姓积极支持。中国仅用了短短100天的时间,就风平浪静地实现了新币对旧币的替代,彻底消除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残迹。从此,人民币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人民币的历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创造奇迹的历史!
斯大林把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时,就想好了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策略。既然东欧国家都坚持要自己独立发行货币,那么就在汇率上做文章。苏联盛产黄金,当时约占世界产量的2/5。因此,苏联故意把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在评估汇率时以对自己有利的黄金为标准,占尽汇率的便宜。东欧国家私下叫苦不迭,但谁也不敢和强硬的斯大林当面顶撞。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苏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卢布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陈云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外国资本势力、洋买办阶层、官僚地主垄断阶级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盘根错节、利益互锁的关系网,无论哪个军阀执政,无论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赖和借重这张关系网。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庇护,共同盘剥人民大众。只有在1949年,中国才将这个巨大的毒瘤网络连根铲除,甚至掘地三尺,以确保永无后患。
新人民币的出台,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与黄金挂钩;第二,新旧货币如何兑换。
此后,中方一直想方设法改变这一汇率,采取了和苏联相同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1951年2月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底开始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以美元计算,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下降到兑换人民币5720元。报告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官价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对苏联更加不利。
1953年,在政府完成统一财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陈云提出了发行新人民币的建议。1954年底,中共中央指示“现行的人民币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在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中央批准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考虑到年初两个月正值节假日,因此改为3月1 日起发行新币。
苏方没有、也不想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指数,来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压低人民币的办法。苏方首先和中国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通过美元来计算。在毛泽东谈好条约的大框架,离开苏联后,他们马上宣布提高卢布对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外币的汇率,一举把卢布的购买力提高了30%,这样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急于得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确定卢布与人民币比价为1卢布兑换9500元人民币。
如果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那么币值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陈云认为用抗战前的法币购买力为参照系,从社会实践的观察中去评估货币价值。由于1936年法币开始推广后,全国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市场反应良好,币值适中,因此,新人民币应该大致为1元人民币与当年1法币购买力相当。以此为基础,倒推出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收兑比价应为1:10000。
建国初期,中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只能求助于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18亿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 【18】
“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敢擅自做主,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 【17】
1951年4月30日,斯大林亲自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4月5日由苏联国家银行制定的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警告处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被降级为英国大使,原因就是葛罗米柯在汇率问题上让斯大林勃然大怒。
在世界普遍实行货币规定含金量的时代,陈云力主人民币不与黄金挂钩,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人民币拒绝与任何外币挂钩,就是为了从金融的根子上切断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金融战略!
在中苏的谈判中,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中国,这才有了毛泽东离开苏联以后,卢布对美元的突然升值。斯大林算好了当时中国有求于苏联,不会在汇率上太强硬。
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金融控制,就必须早日还清苏联的借款,在当时国力并不强盛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建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到1965年,中国终于完全还清了苏联的借款。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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