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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困境

宋鸿兵政治经济

然而,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使人民币被外币(尤其是美元)左右的程度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外汇占款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要产生方式。所谓外汇占款,说白了,就是以美元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再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效应,中国流通的70万亿人民币中,绝大部分的“发行储备”,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现在的困境就在于,人民币已经基本被“美元化”了。
毫无悬念的是,人民币升值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进入,这将会进一步强化通货膨胀压力。参考日元1985年被迫升值后所造成的严重资产泡沫,以及人民币2005年7月以来汇率上涨20%所启动的房地产价格疯涨和股市狂热,不难看出美国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负债,二是刺激中国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速度越快,人民币投机者对美元资产套现的冲动就越强烈。当“劣质毒美元”所携带的美国有毒债务在世界各国被消化得差不多时,中国资产泡沫或许将发展到难以挽救的恶性状态。此时,美国也许会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击全球通货膨胀的大旗,一举戳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泡沫。
2008年以来,“劣质毒美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银行系统将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和其他渠道进入中国的美元结算为人民币,再将美元卖给人民银行,此时的“劣质毒美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以它们为抵押发行的人民币,就是这些劣质美元债权的收据,最终被广大人民币持有人所拥有。“美元病毒”通过货币流通进而“传染”到人民币。从表面上看,美元储备资产被政府拥有,但这些资产的最终收据却掌握在人民币持有人手中,因此,这些“劣质毒美元”资产的实际拥有者是中国老百姓,而政府仅仅是“代持”。
正发生在欧元区的希腊、爱尔兰主权信用危机就是“榜样”。欧元国家将货币发行大权让渡给了欧洲央行,注意,这个欧洲央行是超越欧盟主权国家的机构,它不向欧洲议会负责,不向各国选民负责,更不必理会各国政府,它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此时,欧洲央行将具备对主权信用危机国家生杀予夺的大权,它将开出财政税收、国家负债、预算规模、养老医疗、退休保险等一系列苛刻条件,强迫各国执行,如不同意,就休想得到欧元货币!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元滥发,导致了国际商品价格上涨,2万亿美元以前可以买到16万亿个面包,如果现在只能买到10万亿个面包,其结果就是16万亿张旧收据可索取的真实财富,从16万亿个面包下降到10万亿个面包,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币持有人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
——凯恩斯
如果中国的资产泡沫被刺激得足够庞大,其破裂所产生的爆炸当量就足够大。那么,如何拯救中国经济呢?
人民币剧烈升值所产生的名义国际购买力增强的好处是在未来数年内伴随着进口和海外投资才能逐步显现的,而其造成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以及对国内巨额存量资产进行价值重估所诱发的恶性资产通胀的害处却是立刻发作的。
升值游戏的核心在于,让升值后的人民币在名义国际购买力提高的同时,却降低了升值前存量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有效地稀释了人民币持有人对美元债权的“含金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最终拥有美国债权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广大人民币持有人,因此,美国赖账的最后埋单人是中国老百姓。
当大众的视线被吸引到贸易平衡或汇率操纵等话题的时候,真正上演的其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30年来所有存量资产进行价格重估的大戏。在人民币名义国际购买力升值的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对巨额存量资产的购买力贬值问题。这一过程将明显造成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领域。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16万亿收据属于基础货币,当银行系统对其进行放大之后,进入中国的经济实体的信用总量更为巨大,其通胀效应可想而知。
当这种债权“含金量”被大大稀释,并且“资产毒素”大幅超标的劣质美元涌向全世界时,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乱?各国又岂能坐视“劣质毒美元”的冲击?
当美国以“量化宽松”这样“匪夷所思”的名称,来启动印钞机时,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来对美国巨额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量化宽松”无外乎两个含义,一是规模远超正常水平,从而达到稀释债务的目的;二是“被货币化”的债券质量大大降低,如早已实质破产的“两房”所发行的债券。这样一来,海量增发的美元大大稀释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债权的“含金量”,同时,新发行美元中的“资产毒素”大大上升。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所“量化宽松”出来的“新美元”是一种典型的劣质货币,这就是为什么黄金这种诚实的货币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每盎司700美元,暴涨到目前1400美元的主要原因!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对外“名义升值”,而对内的真实购买力却在贬值的原因。当人民币以美元为抵押发行时,美元的贬值将最终传导到人民币持有人头上。
时间是战争中的关键变量,货币战争更是如此。美国需要各国货币立刻大幅升值,用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能量,来帮助美国稀释和分摊“劣质毒美元”所附着的不良债务。如此以邻为壑的自私行为,怎能不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和反抗!
此时,美国开始发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目前的人民币与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出现了明显变化。当时中国金融战略的最高原则就是独立自主,既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也不与美国的美元挂钩,同时也不与苏联和西方控制下的黄金挂钩。其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的独立性,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60年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乃势所必然。
假如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而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为8:1,那么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发行了16万亿人民币,这些“毒素超标”的美元资产收据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作用已经流入中国的经济体内,并广为大众持有。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被迫升值到6:1,这时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做个形象的比喻,如果2万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换回16万亿个面包,那么人民币升值前的每一张收据可换一个面包。现在面包价格突然变为用12万亿张新收据可买16万亿个面包,貌似升值后的新收据购买力提高了,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这个比价关系去换取面包时,会突然发现在前12万亿张收据取走了16万亿个面包后,还有4万亿张收据什么也换不到了。在人民币升值的那一瞬间,强制12万亿张“新币”等价于16万亿张“旧币”,意味着“旧币”对于存量资产的购买力的暴跌!这与蒋介石1:200兑换沦陷区的伪币,和苏联1:10兑换旧卢布一样,都是对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剥夺。
美元的实质是一种以债务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每一张流通美元的背后都是某人对银行系统的负债,这张纸币其实是一份债权的收据,所以每一个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债务的债权人。
在当今信用货币体系之下,货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创造信用的人是否守信。而目前的美国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不堪承受的高负债,18%的真实失业率,大幅贬值的房地产,严重缩水的养老金账户。7900万“婴儿潮”在未来一二十年陆续退休(其规模高达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医疗养老开支未来的飙升,财政赤字的难以抗拒的恶化,国债私人负债的持续攀升,这一切·译出来就是,美国人的违约将史无前例地大幅上升,而创造美元的这些白条的价值,将前所未有地下跌。违约,可以是直接与公开的,也可以是间接与隐秘的,美国正在实行的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属于后者。
这种情况,今天看来类似科幻场景,如果应对得当,它将永远只是科幻。
当中国出现问题时,出面的很可能就是那个以未来“世界中央银行”自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拯救条件用脚后跟都能想象得到,那就是“共享”货币发行权,规定一系列“不允许”的货币发行条件,“监督”中国“汇率”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换句话说,必须让出金融高边疆的控制权!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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