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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宋鸿兵政治经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就会下跌。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索。)
根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物价本位制”,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10】。
完成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货币斗争后,根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而根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盘手。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准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准备。你们有40%的黄金准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准备量。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管理实践相提并论。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认识还远未形成理论。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薛暮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9】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单*色*书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这个办法确实管用。驱逐法币后,物价的确回落,但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北海币的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求,物价下降过度。而此时根据地政府不知道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物价,反而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又赶上农产品收购季节,农民急着出售,结果是物价猛跌。虽然工商局马上部署增发货币,由于银行印钞力量薄弱,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物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等到来年春荒时节,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美国记者不解地望着对方。)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货币战争》主要聚焦在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反复争夺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和世界历史的,而《货币战争2》则重点关注欧洲各国围绕货币发行权的激烈博弈,是怎样塑造着历次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全球权力的形成与变迁。在这一长达6年多的“研究探险”历程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几个疑问: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货币发行权的博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金钱的力量与其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货币博弈与全球的货币权力之争,是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用金钱的X光去透视中国的历史,又将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货币战争3》将沿着金钱的主轴,逐步展开中国近代史的画卷。一幅幅熟悉的图像经过货币“显影液”的透视效果,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脉络风格。为什么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只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会失败?为什么蒋介石拿着苏联的卢布完成了北伐,却会突然变脸反共?为什么国共两党都要“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能够统一货币却不能维护货币主权?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诱着英国,却最终扑入了美国的怀抱?为什么日本会存在皇权与金权之争?为什么日本军队总是发生“下克上”?为什么日本政变不断、刺杀成风?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最终走向崩溃,而共产党的人民币却能横空出世?
恰如美国货币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所言:“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书中的观点难免存在纰漏,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高边疆”理论是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安全新思维,他继马汉的“海权论”和杜黑的“空权论”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权国家必须捍卫的“高边疆”,并形成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理论基础。
这一轮国际媒体对“货币战争”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笔者看来,无非是因为“货币战争”系列图书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居心叵测者们试图借机暗示是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对全世界发动了“货币战争”,以达到将祸水引向中国的目的,从而减轻世人对美元第二轮印钞计划不满的压力。不过,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美元的不负责任才是引发世界“货币战争”的根源。
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货币,却恰恰是解开众多历史困惑的钥匙,也是辨别今天现实迷途的指南针,更是发现未来康庄大道的望远镜。
研究和准备货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准备得越充分,决心越大,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将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以史为鉴,建立自己稳固的金融高边疆,就是在强化这种实力。只有拥有这样的战略威慑力,才不怕别人发动货币战争。
作者
在研究欧美和中日等国的金融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保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
带着这些问号,我开始重新审视从前熟知但却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国近代史。
2010年12月 于北京香山
当我围绕着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历史展开研究时,一条脉络日益清晰起来,那就是,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对这一关键权力的觊觎和争夺,贯穿了整个欧美近代史。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风云变幻,将会得到一种类似X光透视的效果。原来,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暗线就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在最近500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在推动东西方贸易的400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又是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金属,并将在未来美元日薄西山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金融与工业的双重功能。“物以稀为贵”乃是投资的天道,而白银完美地符合了这一原则。随着白银的日益稀少,其价值发现的进程将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快速展开,成为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不二选择。
随着“货币战争”系列图书的年轻读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给我留言,希望将“货币战争”的内容带入到网络生活中。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第一款金融网络游戏——“货币战争”系列游戏,让年轻读者在虚拟世界的酣畅淋漓中了解世界金融的风云变幻。
正当书稿进入杀青阶段时,某国领导人高调宣称,国际“货币战争”已经爆发。一时间,“货币战争”一词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话题,各国政要、国际机构、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议论纷纷。2010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被称为“亚洲达沃斯”的“世界知识论坛”。作为来自中国的唯一主讲嘉宾,面对西方一边倒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次“舌战群雄”的滋味。
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元印钞计划已经对世界各国货币“不宣而战”了,只要这种行为不停止,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就难以散去。
早在2007~2009年,当《货币战争》和《货币战争2》问世后,“货币战争”一词就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业周刊》、《沙龙》、西班牙《国家报》、印度《先锋》,以及罗马尼亚、芬兰、波兰、澳大利亚、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秘鲁等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曾大量报道过笔者和“货币战争”这一新词汇。
货币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远不如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地位显赫。人们往往熟知历朝历代帝王们的文韬武略,对将相名臣的事迹如数家珍,文人墨客的诗歌趣闻更是代代相传,而货币却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货币在中国似乎是一门被久已遗忘的科学。
这些历史疑问迫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渐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影响力。而构成和行使货币发行权,则需要一整套体系和架构支撑,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对货币发行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将这一体系称之为“金融高边疆”。
从欧美各国金融进化的路径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体系架构。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调动的效率和安全。从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资金汇划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工具,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并最终回流中央银行的循环系统。
这就给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参照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将人民币放出去进行体外循环这样简单,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建设,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工作必须与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达成预期效果。人民币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见,也要管得着。未来,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只要有人民币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效和可靠的监控,以确保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币处于“合法”使用的范畴。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期,它是中华民族险些国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华文明自信心几乎彻底崩溃的一百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钱的意志和金钱的力量崛起和爆发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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