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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宋鸿兵政治经济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邓小平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恢复了造血功能;驱逐了法币,又让边区体内排毒,保证自身的新鲜血液畅通无阻。在流通中挤出法币,就为边币进入腾出了空间,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域。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1941年3月,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ì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 【4】 。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 【3】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 【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同样的货币战争,两年后在山东根据地再度上演。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7】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交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交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画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美国货币史学家 德玛尔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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