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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鸿兵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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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成败之鉴,陈立夫著,正中书局,1994年,第388—340页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其实,张嘉H不过是前台跑龙套的,背靠大树的人自己并不是大树。蒋介石求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列强势力。后来,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江浙财阀,背后也同样是列强的能量。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H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H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H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H,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H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H,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H伸手“求援”。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H的母亲去世。要知道,在这之前,蒋介石与张嘉H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H。张频繁会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领事,为南京政府的外交牵线搭桥,期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H的家中进行的!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 “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H,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不过,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嘉H前后思量,感觉蒋介石要做大做强势不可挡,也许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后才答应了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H面子。这一举动,让张嘉H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拢人,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在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 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H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H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H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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