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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版“潜伏”

宋鸿兵政治经济

急于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白劳德和陈光甫都心知肚明,这个“桐油贷款”不过是未来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预演,白劳德需要及早向这个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安插“自己人”,陈光甫也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既能应对公司的日常业务,也能保持与美国财政部的密切沟通。恰在这时,冀朝鼎出现了。而陈光甫安排给冀朝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撰写“桐油贷款”报告。【19】而冀朝鼎能成为白劳德的“自己人”,使得白劳德推荐他扮演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并不仅仅是因为冀朝鼎的举荐人爱德乐是白劳德的心腹,或者是冀朝鼎卓尔不凡的能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共事,更重要的是,白劳德本人也是“组织上的人”。1944年,白劳德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用自己的“怀特计划”PK掉了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后,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苏联间谍嫌疑的罪名给“双规”了。此后不久,打入全球资本主义大脑神经中枢,进行深度潜伏的白劳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可是非比寻常,它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于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由中美日等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的精英阶层组成。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对其提供资助,代表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华尔街联盟控制着这个组织【17】。同时向这个组织提供经费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通用电气公司、《时代》杂志、J。P。摩根、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以及其他与华尔街有关系的机构。
本来这是一件美国财政部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和中立法,又不能直接贷款给中国政府。于是熟悉美国政治气候和商业套路的陈光甫,建议美国财政部把用于促进贸易的贷款交给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即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用这个平台作为未来建立平准基金的过渡,而公司的记录美国政府可随时检查。这些贷款由美国缺少的中国自然资源做担保,包括桐油、锡、钨等。出口这些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建立最低限度国防能力的重要工业,如卡车、汽车运输、通讯、现代采矿机器和现代加工厂等。【18】随后,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白劳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判,终于在1938年下半年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协议。
作为这个机构的美方主要代表,财政部的实权人物、助理财长白劳德对于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设计,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为了避免类似大萧条那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应该搞一个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平准基金,基金数额至少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并且基金要以这50亿美元为准备,发行独立的货币单位“尤尼它”(Ua)。每一个“尤尼它”等于10美元或含纯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纯金),将“尤尼它”与美元和黄金挂钩,所有会员国货币都要与“尤尼它”保持固定比价,不经基金会员国3/4的投票权表决通过,会员国的货币不得贬值。另外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等歧视性措施,并对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这位年轻人名叫冀朝鼎,出身山西名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并不为人所知的是,他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他的弟弟,则是日后代表新中国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1939年秋天的纽约,陈光甫在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只见这位小伙子儒雅中暗含着老练。他目光犀利,思维敏捷,对陈光甫的英文提问,他以英语对答如流。陈光甫暗自点头,果然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兼货币司司长、他的老朋友白劳德亲自保举的青年才俊,当真是后生可畏。陈光甫当即拍板,聘请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为自己的秘书,着力栽培。
这就是今天统治全球金融秩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而白劳德建议的这个国际平准基金计划 ,最终以“怀特计划”的名称永载国际货币金融史册。
提出了国际平准基金计划的白劳德和美国财政部,急需一块试验田来测试自己的计划到底成效如何。这时中国为了稳定自己的币值,主动于1938年8月派徐新六、胡笔江赴美洽谈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事宜;然而两位中国银行家还没来得及飞离中国本土,就被日本战机击落。亟需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在悲剧发生的第二个月就迅速委派陈光甫继续赴美谈判。
在接受组织派遣赴美留学期间,通过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政策研究室官员、193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爱德乐。后来,爱德乐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实权人物白劳德。白劳德当时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成员,看到来自中国的冀朝鼎人才难得,就引荐冀朝鼎作为研究人员进入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
随着战事的深入,中国外贸路线几乎全被日本军队切断,实际上已无外贸可言。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自无存在的必要,于是陈光甫就带着冀朝鼎回国,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冀朝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像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都是身兼数职的金融界大佬,各有各的银行“堂口”,各有各的一大摊子事,对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可能亲力亲为,于是基金的日常运作就全部控制在了冀朝鼎的手中。而平准基金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位深度潜伏的“共谍”,真可谓是位高权重。
更匪夷所思的是,冀朝鼎不仅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呼风唤雨,不久居然又成了孔祥熙控制下的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原来,冀朝鼎在他的位置上,敏锐地觉察到在两个委员会之间,特别是在陈光甫和孔祥熙之间,权力的天平迟早会向后者倾斜,为了潜伏到更深的位置上,他必须利用两者的矛盾,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转到孔祥熙的阵营中去。尽管陈光甫的才学、私德、个人魅力要远胜于孔祥熙,尽管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使他与陈光甫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尽管背弃陈光甫令冀朝鼎内心痛苦不堪,然而为了更大的正义,有些事,他必须要做。
在日军攻占香港后,原本在香港开门营业的平准基金不得不迁到陪都重庆,就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办公。而平准基金工作人员包括冀朝鼎,都住在重庆北岸范庄孔祥熙大院的楼房里。冀朝鼎占据了“有利地形”,能够每天与孔祥熙接触。凭借孔、冀两大山西豪门的世交关系,冀朝鼎很快就成了孔家的常客,每周陪宋霭龄一起打桥牌,和孔祥熙亲近到称他为“老伯”。不久,他就被孔祥熙任命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孔祥熙的算盘里,冀朝鼎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籍委员爱德乐是死党(就是那位潜伏在美国财政部的美共党员),还与美国财政部关系密切(能不密切吗?美国财政部里到处是“共谍”),在白宫也“上面有人”(怪不得麦卡锡很抓狂),待5亿美元“三无”贷款到位,正好用冀朝鼎来取代陈光甫跟美国人打交道,把陈光甫彻底踢出局。冀朝鼎同为山西老乡,还是豪门世交之后,又喝过美国洋墨水,与美国上层关系密切,业务能力也超强,这样“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干才不用还要谁?孔祥熙哪里会想到有着如此背景的冀朝鼎会是共产党员!于是冀朝鼎很快就成为孔祥熙的心腹,赢得了孔祥熙的最高信任,以至于孔祥熙把自己没穿过的贵重西服都送给了冀朝鼎。等到1944年2 月平准基金委员会一解散,冀朝鼎立刻就变成了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
到这时,冀朝鼎已经成为国民政府货币政策事实上的制定者!大权在握,冀朝鼎要出手了。
对这本书贡献最大的还是广大读者。在我的微博中,无数博友热情地提出了建议,当然,也有很多中肯的批评。正是这些同事和朋友们的巨大鼓励和期待,使我能够最终坚持下来。
苗刚,他的典型特点就是常常皱着眉头晃着脑袋说:“这个数据不一定靠谱,必须找到第二来源。”一旦找到一个重要线索,苗刚立刻像变了一个人,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正辞严地从三皇五帝一直侃到地老天荒,尽显北京男人惊人的口才。大家一直认为他当年应该参加人民大学的辩论团,后来传说苗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蒙代尔学习金融时,又练就了一身英文侃爷的硬功夫。除了演讲的天赋外,苗刚对数字也相当敏感,在他把关的“质量控制”环节上,数据校对和信息来源都得到了很大改进。
郑莺燕,研究小组中唯一的一位女生,大家亲切称她“小神妞”。因为她迥异于中土人士的眉眼,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其祖先很可能是一位波斯公主。她一开口便有如水银泄地,那股子“神”劲儿,让人绝对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对应词,那是幽默犀利、机灵古怪和特立独行的混合体。她知识广博,一针见血,对细节近乎严苛的认真态度,为她赢来了“史上最伟大的挑剔者”的名头。在讨论最初的稿子时,她毫不留情地说:“这是什么?推倒重来!我要读不下去,读者也会读不下去!艰深、晦涩、线索太多、人名太多、术语太多,记不住、听不懂!普通人看不懂,你的书还有价值吗?”她代表读者对书稿的责问,令我大感意外,以前写东西只管自己痛快,很少顾及读者的感受。她力主的读者阅读体验的观念,使我深受触动。于是,两遍、三遍、四遍地调结构、改文字、理线索。
薛小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西北人特有的憨厚朴实。在他的观点受到挑战而情绪激动时,这个娃娃脸的男生也会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但由于语速很慢,往往不占上风。这位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学习勤奋,英语阅读能力很强,对金融和历史研究充满激情,他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货币战争3》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问题。从1840年到1949年,要查阅的各种与金融相关的资料堪称浩如烟海。从朝廷奏折、皇帝朱批、民国档案、外国及各省报纸、外国使团密电到国际金融市场同期债券发行记录、中外各大金融家族的活动情况、外债统计、海关关税、盐税、厘税的统计报告、各国解密档案、当事人的口供及笔录,当然还少不了数百本金融货币史和人物传记的书籍。在香山红叶缤纷的时节,大家忘却了尘世的一切烦恼,全身心地遨游在浩瀚的历史资料的海洋之中。
杨巍,从来不与任何人正面辩论,双子座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总是委婉而客气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老杨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铁杆兄弟,从幼儿园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我们几乎都在一起。他比我早一年到美国,从生物、电脑、MBA到投资银行,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远比其他人丰富。尤其是他在日本富士银行和中国香港施罗德公司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美国和亚洲的金融市场有着直接的体会。于是,他承担了繁重的日本资料筛选和交叉验证的工作。在最后四个月中,他还深入研究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金融问题,后来老杨见人就说,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创新之后,他佩服得想交入党申请书。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
香山的秋夜,静谧而淡然。在一间茶馆的露台上,月色流淌,微风习习。一群志同道合、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放弃了节假日和周末,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和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的金融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与作用。这群人就是《货币战争3》的研究小组成员及志愿者们。在经过了一天紧张的研究工作后,大家常常在此轻松讨论,梳理思路。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常常激情澎湃。同时,面对很多争议,又使我处处冷静客观。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源头。当一个人在从事自己最有天赋的事情时,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会觉得痛苦,因为他正在努力为社会创造性地贡献价值。事实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某种天赋,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尽早地发现自己的天赋。而大多数人的悲哀就在于不知道,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在我看来,教育、读书、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找到自己的天赋,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可改变的,探索并发现它将是一生的重任。
作者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长期和毫无保留的支持与鼓励,我同样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我一直有一种信念:一个人的价值,不体现在与别人相同的东西上,而体现在与别人不同的东西上。“货币战争”系列著作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艰辛与沮丧而又富于激情、振奋和豁然的过程,它已经融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中,我愿做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者。
2010年末于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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