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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宋鸿兵政治经济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又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肩负着几代人“尊王攘夷”的梦想、受过西方教育、熟知西方历史又身为生物学家的裕仁,自认为对“攘夷”的理解,超过了前辈。他的雄心已经远远不止于“攘夷”,他认为,日本不能再孤立存在,而是要以领袖的思维进入亚洲和世界。他从自己的偶像拿破仑、林肯和达尔文的成就中得到启发,决心要像拿破仑一样抗击英美西方列强,像林肯解放黑奴一样把亚洲和全世界从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用大和民族的神道教来促使其他种族“进化”。进攻、解放、进化,这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既然政客和财阀不听招呼,干脆绕过他们,直接调动基层臣民,如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通过拥护皇权的基层组织、帮会和舆论,发动他们去斗国会议员和财阀们。另一方面,把操纵财阀和政客的事交给西园寺公望,利用他出谋划策。如果决策失误,是西园寺公望承当朝野的批评,如果事情办得不坏,那是裕仁天皇英明。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回想400多年前,战乱频繁,皇权旁落,幕府将军嚣张到不向天皇提供任何财政补助,天皇穷得常常拿不出钱办一顿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大臣。因为缺钱,后土御门天皇死后44天才下葬,他的继承人也不得不把登基仪式推迟了22年。后来的天皇后奈良,潦倒落魄到上街卖字,后来靠勤王者筹集到钱,终于建了一座新宫殿,让天皇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即使这样,当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京都朝见天皇后奈良时,被告知因为幕府将军不在,请求不能送达。因此天皇被描述成了隐居在京都、没有权力的宗教领袖。以后的300多年中,没有一个外国人见过天皇。在西方,天皇的存在被完全忘记了。
裕仁在等待西园寺公望答复时已经不耐烦了,但他必须有耐心。西园寺公望是裕仁梦寐以求的挡箭牌和前台人物,他在明治时期的内阁和最高顾问机构枢密院供职长达40多年,在官僚和议会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他行事敏捷周到,人品正直,既能为天皇在人们心中留下和谐慎重的印象,又擅长言不由衷和面面俱到的言辞,为天皇过激的政策和失误进行辩护。
1921年12月的一天,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摄政王裕仁,在皇宫里接见了贵族和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望是历经孝明、明治、大正的三朝老臣,他来皇宫参见之前已经听说,前一天裕仁在皇宫里,为庆祝旅欧蜜月归来和执掌大政,举办了一场不拘礼节的狂欢宴会,参加的全部是皇室宗亲和贵族近臣。这种摄政王和一小撮亲信的公开聚会,在当时还十分少见。这让西园寺公望十分担心和震惊。现在日本的上流社会纷纷猜测,裕仁执政以后,所依靠的到底是秘密团体还是内阁。西园寺公望和退下来的几位老臣都认为,裕仁应该谨慎行事。裕仁十分耐心地听了西园寺公望的劝告,并故作严肃地为前晚的荒唐行为道歉,接着十分诚恳地请求西园寺公望出任天皇的高级顾问。
如果父亲像祖父明治天皇一样,多一些决心和权谋,事情绝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大正政变”是皇权的全面退步,现在轮到他来拨乱反正、中兴帝制了。
要全国一致对外,就必须说服日本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其中,军队和浪人非常理解和支持天皇的意图,紧紧跟随天皇的步伐。而财阀及其支持的政党,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裕仁看来,随着帝国疆土的扩张,财阀的势力自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恼的是,现在他们局限于眼前利益,害怕国际联盟可能提议的经济制裁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不愿意在长远规划上和帝国站在一起为占领满洲和今后的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孝明天皇时代,美国胁迫幕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天皇在屈辱中向西方敞开国门。从此“尊王攘夷”成为历代天皇的梦想。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依靠三井等财阀的资助开始了明治维新,废除幕府,恢复皇权,总揽大权于一身,和财阀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园寺公望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作为贵族藤原家族的一员,应该保持家族的传统去维护天皇制度。另一方面,他担心以后不能制止裕仁像他父亲大正天皇一样的专制行为,从而使自己被卷入天皇和财阀的斗争中两头不讨好,弄得自己晚节不保,毁了一生为民权和自由而奋斗的名誉。最后他认为日本国民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渐渐改变,也许能接受恩师伊藤博文所倡导的法制和宪政的理想。如果民意与天皇的意志冲突,相信裕仁会尊重和接受大多数臣民的意见。现在国家需要他,就应该接受这个职位。于是,他同意了裕仁提出的建议。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南进”之争。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 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天皇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他就是要让西园寺公望亲眼看到,自己是如何把权力从梦想“宪政”的财阀和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来的。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帝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南不在北。【4】现在蒋介石忙着“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苏联埋头搞国内建设自顾不暇;英美为经济危机所困,对“九一八”事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裕仁正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才正式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蓝图。满洲只是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帝国的势力可以从满洲沿着中国海岸线南下,最终控制南洋的战略要点。
西园寺公望对裕仁纠集秘密小团体的事颇有顾虑,就推说自己已经70多岁,到了退休年龄,只想住在海边读读小说,弹弹琵琶,安度晚年,没有精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时代的开始,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也像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家一样,越来越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企图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频频插手帝国的政策。当年大正实施以“完善国防”为核心的帝国纲领,对军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充实,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元老们,便以全国仍在为平衡日俄战争留下的财政赤字而节衣缩食为理由,屡次否决了天皇精心构思的扩军方案,逼得天皇差点退位,最后郁郁而终。
裕仁执政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父亲的位子上,会如何处理“大正政变”。父亲不太了解日本,他的团结人民共同奋斗、为国效忠的一套法则,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真切地感受过。父亲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他不能想象天皇在什么时候会遭到违抗。他并不懂得如何施展明治天皇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魅力和精心操弄的权术。
回想祖先因为大权旁落而穷困潦倒,想到父亲被逼让步,再到今日自己与财阀政客的争权,裕仁发誓一定要牢牢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决不能像父亲那样心慈手软。
有了多年的执政经历,裕仁天皇越来越成熟。他也有郁闷和痛苦的时候,每当此时,他就会来到皇宫的御书房。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他珍藏着一座心爱的拿破仑半身铜像,每每看到这座铜像,他的精神都会立刻大振。这是他在欧洲旅行中,为自己买的唯一的纪念品。记得在法国参观拿破仑陵墓时,他曾经出神地盯着拿破仑那把奥斯特里茨宝剑,想象着自己如拿破仑般驰骋疆场。“英雄当如拿破仑。”每当他遇到困难时,常常以拿破仑当年横扫欧洲的气概来激励自己。他相信曾祖孝明天皇以来的“尊王攘夷”的梦想,必将在他的身上发扬光大!
搞定了西园寺公望,裕仁天皇就可以隐居幕后,充分施展他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和借力打力的韬略,若隐若现地左右政局,从容不迫地积聚皇权势力,待机而动。
裕仁了解他的担心,便答应如果西园寺公望同意,他将公开宣布放弃对秘密小团体的支持,以表示对君主立宪制的尊重。
过去依赖幕府将军施舍的教训让明治领悟到,为了维护最高的神主政权,金钱常常比武力更重要。明治将新的工业在日本的开发垄断权和殖民地物资的贸易权,赐给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阀,并从中分得一份红利。三井掌握了日本最大煤矿的经营权,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樟脑和砂糖的专营权。天皇和财阀结成了互相依赖的同盟关系,依靠天皇的支持,财阀控制了日本银行、重工业、运输、贸易等支柱产业,作为回报,财阀对天皇忠心耿耿,根据天皇的长远国策来调整工业和商业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商”。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皇家积累的财产由明治掌权时的区区几万美金增加到4000万美金。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核心的财阀政客联盟。
“十一俱乐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议的亲信把三个提议向裕仁天皇做了汇报,裕仁考虑后认为不错,便吩咐立刻进行,先把三井等财阀送进“美元套利陷阱”。
这时,陈云认为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单色书已经具备,连下12道金牌,制定了紧盯物价目标,集中物资,打击投机商的细则,为大战做最后的部署。
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
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并进行集中管理。陈云派当年苏区国家银行的骨干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他亲自嘱咐曹菊如坐镇沈阳,每天发一车皮粮食到北京,并在天坛囤放,而且必须让粮贩子看到粮囤每天都在增加,国家手里真有粮食,涨价得不偿失。他又指示当年苏区的贸易局长钱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广州等地调整各地的纱布存量,以便统一行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11月的物价,比7月底已经涨了2倍!人民还没伸直腰,就被通货膨胀压弯了。
从此,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弗里德曼
投机商犯了胡雪岩当年的致命错误,囤积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大权,那就是在找死!
这种局面,已在陈云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另一方面,在银元之战中被陈云铁腕打压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能够没收银元,难道还能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如果老百姓买不到粮食,一定会找共产党闹事,到时候共产党只有乖乖地到投机商那里来买粮食和棉布。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把上海工商业者完全镇住了。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粮棉之战又完全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上海的投机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哀叹道:“共产党真有能人,我们斗不过商务印书馆的那个小个子(指陈云)!”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输给了一个比他们更能精打细算,更能玩转市场的上海同乡。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
三个月后,陈云采用同样的战术,在粮食大战中,对负隅顽抗的投机商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此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在后来的50年中再也没能形成气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
这场粮棉之战中,政府不仅能够主动应对,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了预定目标。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在预计的水平上。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陈云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精确计算和严格执行,一举实现了。
他们哪里知道,陈云早就摸清稳定物价的关键,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资的数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对付投机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机商比囤积物资,一方面在他们的资金来源上进行釜底抽薪,这就是紧缩银根!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货。投机商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物资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政府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 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11月25日,同时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开始了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另外命令资本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不许停产把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中。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不许存入私人行庄。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水平上,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政府集中力量对投机商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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