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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宋鸿兵政治经济

辛亥革命前后,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成内阁,其间大正天皇即位。大正的皇权意识强烈到各方都明显反感的程度,而他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权力谋略,更没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他的自我感觉是超级牛人,一个被神和宪法双重护佑的牛人,牛到一声令下,各方会立刻无条件服从http://www.99lib.net的程度。
大正天皇从此郁郁寡欢,1919年突发脑溢血,之后转为精神病。在一次阅兵仪式上,他当着外国使节的面,把诏书卷着当望远镜四处张望。大臣们认为天皇不再适合管理朝政,于是,1921年由裕仁皇太子摄政。
四藩夺权以来,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明治天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权谋,将自己的皇权意志与“明治寡头”的利益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获得了各方的拥戴,皇权得以巩固,天皇的权威得以彰显。
应该说,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法律,不同的天皇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权力从来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赋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彻底保证的,权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结果。
1868年,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联手打垮德川幕府,高举“王政复古”的大旗,拥立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时代。日本变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天皇成为国家宪法确认的“最高元首”。那么天皇实际上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日本社会究竟谁是真正的主导力量呢?
果然,大正天皇的做法,在议会中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波。议员们表面上指责桂太郎是“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其实是在抱怨天皇滥用皇权。大正天皇大怒,直接下诏命令议会休会3天,好好反省。可西园寺公望这些民权政治家们“被惯坏了”,复会后仍然公开批评内阁。这样的事在明治年代只需天皇皱着眉头打一个嗝,就可以平息,现在天皇亲自下了诏书居然还搞不定!
紧接着,东京、大阪等地发生反对内阁的示威和骚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 “宪政风波”。各大政党也纷纷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希望从贵族和军阀手中夺得权力的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买卖人首先关注的是投资回报率,赔本的买卖没有人愿意埋单。军备过度扩张,军事冒险万一失败,投入巨额金钱的投资人岂不是血本无归吗?赔本的买卖可没人会做。
元老们首先就不买账。
怒气冲天的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公望,命令他回去统一思想,停止抗旨。西园寺公望回去照本宣科地传达了圣意。议会又讨论了两天,居然还是否决了天皇的提案!
西园寺公望就是明显的反对派,而他的背后就是大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的势力。他仗着自己的政友会在议会占绝大多数,其内阁政策和天皇的意志截然不同。他努力削减日本因日俄战争而背上的15亿日元的庞大债务,坚决控制财政预算。结果与大正天皇僵持不下。
陆军大臣辞职何以会导致内阁倒台呢?原来,日本的法律规定,在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如果双方中有一方决心不配合首相,可以拒绝派出代表加入内阁,从而使内阁无法存在。
西园寺公望内阁倒台后,大正授意陆军的桂太郎组阁。西园寺公望立刻还以颜色,团结所有的文官拒绝担任大臣职位,结果内阁难产。最后,大正不得不动用宪法所允许的最高权利,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宝座。
皇室贵族认为,“大正政变”的根源在天皇身上,是他的懒散和缺乏决策能力才导致皇权的危机。因此,裕仁出生仅70天,就被寄养在退役海军将领家里,接受“武士道”教育,之后由专门的“御学问所”的教师负责培养,目的就是打造出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以待将来皇权能够卷土重来。
暂时放弃武力征服南洋的计划;
万一爆发世界大战,日本和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英法美同步;天皇年龄最大的顾问由一名平民出身的官员取代;裕仁皇太子离开皇家子弟的特别学校,到一所斯巴达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3】这个事件被称为“大正政变”。
大正的毛病正在于此,而他的悲剧是对此毫无知觉。
局势在进一步的恶化中,首相桂太郎被迫辞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荐了超党派的首相来组阁,此时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严尽失,冲动之下,甚至威胁要退位,尽显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最后,闹情绪也好,威胁退位也罢,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让步:撤销扩充军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
然而,当明治天皇去世,他的儿子大正天皇即位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正属于典型的弱势天皇,他既无明治的个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权谋,才华、政绩、威望都远逊于乃父。俗话说,一个人的才气比脾气大时,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但若脾气比才气还大,往往会招致反弹。
扩军备战的政策当然符合军方的利益,于是大正与军方结盟。为了迫使西园寺公望让步,内阁的陆军大臣辞职,从而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解散。
大正天皇立刻处于极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从扩军政策中直接获益的以长州藩为核心的陆军还站在天皇一侧,其余各种势力纷纷站在了西园寺公望的一边。
于是,大正一上台就着手扩充军队,强化国防,包括增加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和装备,准备在开疆辟土和军事征服上,能够青出于蓝,赶上甚至超过其父明治天皇。其心气之高,决心之坚定,根本忽视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壮志。
这下全日本都傻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旨意从来没有被否定得这样毫不留情!西园寺公望脸上也挂不住了,他毕竟是皇室宗亲,理应站在天皇一边,否则天下人将会如何看待背叛天皇的他呢?于是,西园寺公望辞掉了政友会总裁一职。但是他坚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权必须被宪法节制的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
为什么大正天皇的让步会牵连到裕仁呢?
大正的这一手段相当生硬,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暴风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应有的回旋余地。
人民币升值同样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人民币不要说升值20%,就是升值200%,美国领土上也绝不可能再开工生产玩具、服装、五金电器之类的产品,因为美国的平均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
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话,这一次的行动与历史上的案例应该是一脉相承的。1840年大英帝国用鸦片贸易打击的是清政府的白银,1935年美国用“白银风潮”打击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那么这一次就是美国用贸易和失业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人民币的打击!
当19世纪英国人来到富裕的中国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非洲大陆20多个国家,拥有着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控制着美洲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地区,在亚洲,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的大片土地。在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战略方针之下,要想武力征服中国,面对4亿人口的大国,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其货币。货币体系崩溃,则金融高边疆沦陷,进而导致国家财政能力解体,政治权力瘫痪,军事力量瓦解,最终方可将中国作为其殖民地收入囊中。因此,以贸易不平等为理由,进行鸦片贸易,发动鸦片战争,其主攻方向乃是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鸦片贸易出色地完成了对中国白银货币体系的破坏,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出现“银贵钱贱”的通货紧缩,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激化,贸易常年单色书网严重逆差,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税负沉重而官逼民反。内外战争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大量负债,抵押了关税、盐税、厘税等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丧失了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致使贸易的定价权,铁路、航运、纺织、钢铁等洋务运动的自主权,“海防”、“塞防”等军事行动的融资权相继失守,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半殖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以打击中国货币为突破口,继而制造中国经济的混乱,染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终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反复出现。
一时间,“围剿”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在西方此起彼伏,强大的舆论压力恰似乌云压顶,仿佛人民币不大幅对美元升值,则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困境断无出路,各国经济复苏也将最终受挫,贸易战将席卷全球,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悲剧将再度重现。
这一次,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危机吗?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国际美元体系在设计上就存在着致命的先天缺陷,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不可能长期稳定地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事实上,任何主权信用货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世界货币主要承载着国际贸易的交易职能,如果美国贸易长期顺差,则美国必然净输出商品,全世界的美元必回流美国。如此一来,国际贸易将由于缺乏交易货币而陷于萎缩,各国经济都将出现衰退。同样,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美国输出货币,输入商品,所以美国的贸易存在逆差是天生注定的,差别仅在于贸易逆差的对象而已。
20世纪30年代初,正当国民政府即将完成“废两改元”、银本位币制、“四行两局”和货币统一的金融集权,重夺金融高边疆之时,美国人故技重施,再度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罗斯福单方面宣布大量收购世界白银,号称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的货币升值,以便倾销其过剩商品,并动摇中国的货币稳定。美国的白银行动致使国际银价暴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尚需进口,此时中国的金属货币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三个半月时间,白银流出已达2亿元。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结果不出所料,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单色书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的货币基础,转而投靠英镑和美元,以外汇汇率为基准发行法币。抗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得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将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大权拱手交给了英美,再度丧失了金融高边疆。
2010年10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赫然呈现出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仿佛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世界各国媒体立刻跟进,大幅报道“货币战争”的“战况”,各国政要、经济学家、国际组织、高端论坛纷纷杀入“战场”,西方舆论将主要“交战方”锁定为中国与美国,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货币,战争爆发的原因被判定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性问题,只是将逆差的对象由中国向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国家转移而已。
美国的决策层和金融战略家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高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主攻方向绝不是贸易和就业!
更有美国经济学家抛出,美国爆发的金单-色-书融危机都是人民币惹的祸。人民币被低估导致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中国人爱储蓄不爱花钱而大举购买美国国债,致使美国遭到中国廉价“热钱”的冲击,使得美国长期利率偏低,最终诱发了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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