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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宋鸿兵政治经济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私人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 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H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H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H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孔祥熙的中央银行体系掌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H)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央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央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根据斯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入。全国禁烟局每年收入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操纵性行为,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是平等的商业交往,还是控制与操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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