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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宋鸿兵政治经济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H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H任期内,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H为政府“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H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H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H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实业。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 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三个月后,陈云采用同样的战术,在粮食大战中,对负隅顽抗的投机商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此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在后来的50年中再也没能形成气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
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并进行集中管理。陈云派当年苏区国家银行的骨干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他亲自嘱咐曹菊如坐镇沈阳,每天发一车皮粮食到北京,并在天坛囤放,而且必须让粮贩子看到粮囤每天都在增加,国家手里真有粮食,涨价得不偿失。他又指示当年苏区的贸易局长钱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广州等地调整各地的纱布存量,以便统一行动。
从此,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把上海工商业者完全镇住了。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粮棉之战又完全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11月的物价,比7月底已经涨了2倍!人民还没伸直腰,就被通货膨胀压弯了。
——弗里德曼
11月25日,同时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开始了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
“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
投机商犯了胡雪岩当年的致命错误,囤积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大权,那就是在找死!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水平上,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政府集中力量对投机商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这时,陈云认为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单色书已经具备,连下12道金牌,制定了紧盯物价目标,集中物资,打击投机商的细则,为大战做最后的部署。
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上海的投机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哀叹道:“共产党真有能人,我们斗不过商务印书馆的那个小个子(指陈云)!”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输给了一个比他们更能精打细算,更能玩转市场的上海同乡。
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另外命令资本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不许停产把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中。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不许存入私人行庄。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他们哪里知道,陈云早就摸清稳定物价的关键,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资的数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对付投机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机商比囤积物资,一方面在他们的资金来源上进行釜底抽薪,这就是紧缩银根!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货。投机商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物资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政府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这种局面,已在陈云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另一方面,在银元之战中被陈云铁腕打压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能够没收银元,难道还能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如果老百姓买不到粮食,一定会找共产党闹事,到时候共产党只有乖乖地到投机商那里来买粮食和棉布。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这场粮棉之战中,政府不仅能够主动应对,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了预定目标。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在预计的水平上。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陈云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精确计算和严格执行,一举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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