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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宋鸿兵政治经济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H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嘉H前后思量,感觉蒋介石要做大做强势不可挡,也许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后才答应了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H,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H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H,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H伸手“求援”。
不过,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H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H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H的母亲去世。要知道,在这之前,蒋介石与张嘉H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H。张频繁会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领事,为南京政府的外交牵线搭桥,期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H的家中进行的!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H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H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H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 “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H,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其实,张嘉H不过是前台跑龙套的,背靠大树的人自己并不是大树。蒋介石求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列强势力。后来,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江浙财阀,背后也同样是列强的能量。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 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H面子。这一举动,让张嘉H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拢人,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在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99lib.net,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 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单-色-书17】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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