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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货币的传说

宋鸿兵政治经济

读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巴黎公社因为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而血洒拉雪茨公墓;看到苏联的实践,他们了解了掌握银行才能巩固政权。轮到自己干时,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没有钱将寸步难行,没有钱就不得不顺从给钱的“老大哥”的意志!
国家银行为发行货币预备了充足的银元准备金,通过实践,他们意识到,光有黄金白银做抵押,没有相应的物资做准备,货币依然只是一张纸。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不是黄金白银。能购买物资商品的纸币,在群众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货币的信用是立国之本和维系红色政权的关键。
1932~1934年,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央银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www•99lib•net它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金融思想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银行在苏区的三年,是苏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银行,掌握自己的金融权益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的三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仅有57名党员的微型政党,她既没有钱,更没有枪。然而,28年之后,她却领导着百万大军横扫天下,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伊始,又在百废待兴之际,在朝鲜战胜了16国联军。自1840年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句话,当可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谈,却是经历了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锤炼而升华出来的真理。红色货币的创建者,既没有丰富的货币经验,也不懂深奥的理论学术,但是他们具备着超越常人的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显现出天才的敏锐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技巧。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升华思想,实践引导理论!
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都是源于同样的思想与智慧体系,支撑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和实践导向。
苏区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们在没有外部援助,没有外部顾问,没有外部参照系的条件下,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能够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对于创造这一全新模式的苏区政府而言,来自党内的嘲笑、怀疑、指责、打压和来自外部的敌视、破坏、封锁、“围剿”,每时每刻都构成有形无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精神绝不是温室和顺境中培植出的鲜花,而更像是高寒和严酷下倔强成活的野草。苏区的红色货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一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这一革命的热土建立独立政权的道路,也开始了开辟金融独立道路的历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就这样,苏区在蒋介石的“围剿”中和苏联怀疑的眼光中挺过了7年!
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如何行使这一权力正是对货币发行者的重要考验。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货币,与为少数人的利益发行货币,具有本质区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苏区的货币发行,包括在遵义“红军票”的发行,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最强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为了红色货币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多少经验,甚至没有启动资金,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为老百姓服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目的和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的银行截然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为了便利民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掠夺搜刮人民的“剪羊毛”手段,不是与民争利的国民党“金圆券”,更不是如今贴上“量化宽松”的标签就可以赖账的美元!
明白了货币信用的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越用越成熟,最终奠定了独立的人民币体系和强大的金融高边疆。
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恢复了造血功能;驱逐了法币,又让边区体内排毒,保证自身的新鲜血液畅通无阻。在流通中挤出法币,就为边币进入腾出了空间,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域。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 【4】 。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 【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7】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邓小平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ì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 【3】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同样的货币战争,两年后在山东根据地再度上演。
1941年3月,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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