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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宋鸿兵政治经济

长途跋涉三个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纸币,而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的遵义老百姓并不接受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经过苏区几年历练的毛泽民明白,要让“红军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红军票”必须能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准备。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国家银行的14个人,连同警卫队伍和近200名运输员挑着装有黄金珠宝、银元和苏区钞票的160多担中央银行资财上路了。
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同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这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把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销售。但是要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红军票”。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更让民众了解到红军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好军队,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www.danseshu.com印象。当地人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遵义的群众和商家开始乐于出售自己的物品,并接受“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为了方便群众向红军随时兑换“红军票”,国家银行在遵义商业中心和部队驻地设立了25个兑换点。
“红军票”的信用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后来因无法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决定撤离。为保证遵义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国家银行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在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完毕兑换回笼的“红军票”。
就这样,仅有14人的国家银行,在短短的10余天,在人口几十万的遵义,指挥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不仅通过“红军票”的高效流通,为红军指战员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而且在撤离时为群众着想,组织了货币回笼,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7】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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