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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货币的诞生

宋鸿兵政治经济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0】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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