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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宋鸿兵政治经济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7】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5年中,如果美国要新增6.6万亿美元的国债,其中3.3万亿美元的融资要仰赖外国投资人,而手握世界外汇储备总量近1/3的中国的分量可想而知。
截至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国债目前已达到 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将有极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 19.6万亿美元。
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开始坍塌,引发了伯南克的恐慌,因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家,曾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坐视通货紧缩的“恐怖经历”再现。他长期以来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苗头,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借钞票、印钞票、花钞票”,甚至从直升机上撒钞票来促使人们花钱,以“恐怖的通胀”来对抗“恐怖的通缩”,以至于荣获了“直升机上的伯南克”的雅号。
对于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忧虑,而克鲁格曼觉得无所谓,克鲁格曼的乐观真的站得住脚吗?
战争的核心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货币战争较传统战争更为“文明”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达成掠夺财富的目的。制止货币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挑起战争的一方确信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战争的收益。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未暴露出明确的危险信号时,突如其来地宣布“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显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严重冲击全球外汇市场的选择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信用扩张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高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官方失业率接近10%,真实失业率达到18%。在财富损失和实际收入及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迫之下,消费者被迫开始提高储蓄率,削减消费和偿还债务。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了1.8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部庞大的水车,那么信用扩张就是推动经济齿轮转动的水流。当信用扩张停滞甚至收缩,经济齿轮的转动就会停止或反转。经济齿轮正转则创造财富,如果反转则如同吞噬财富的绞肉机。
国防大学金一南将军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09年,当美国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时,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激增,其扩张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坍塌,这样才使美国经济维持了增长。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信用扩张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尽,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已呈强弩之末,政府债务的猛烈扩张没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重新启动。
克鲁格曼则认为第二轮印钞计划的关键就是迫使储蓄者花钱消费,以刺激经济复苏,否则他们就必须承受财富被侵蚀的后果。至于中国等美国债权人并不值得担心,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问题,他认为债权国不可能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
这就是第二轮印钞行动的原因。美联储通过将债务货币化,再次向经济体注射信用扩张兴奋剂。
所以,克鲁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联储决心印刷6000亿美元来全力购买国债,那么中国如果抛售一部分国债应该不会对国债市场造成什么重大冲击。但弗格森的思虑更加长远,美国国债约一半规模的融资要仰赖国外投资人,而中国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汇储备,中www.99lib•net国作为美国国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之一,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心理势能,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在突发的事件中,中国的行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链式反应,从而引发国债市场的灾难。
2010年10月13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知识论坛”中,两位世界级的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尼尔·弗格森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抛售”的激烈辩论。
在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看来,美联储即将开始的第二轮印钞计划的核心是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而最大的隐忧是美国国债投资人将丧失对国债的信心,从而引发美国国债被抛售。
根本不必去想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情形,人们只需要去推测假如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只能借助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印钞行动了,而且规模会一次比一次大。如果这次第二轮印钞行动就已经严重冲击世界外汇市场,以致各国货币战争烽烟四起,人们还能设想下一次的景象吗?那时,还会有人愿意或敢于持有美元资产吗?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除了货币自身的因素和心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被颠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在世界史上,人们很少看到过如此扭曲和畸形的关系。最大的债务人向最大的债权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还动辄以惩罚来威胁。
债权人的被动不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是使用实力的决心不够,至少没有让债务人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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