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
没有金,缺少银,苏区的货币怎么行?
反“围剿”,要花钱,红军没钱怎么反?
苏区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与银行的重要性,并在1932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它在成立之初,仅有5名员工,最多时也不过14人。这些人并没有高学历,也谈不上太多的银行经验,对中央银行的运作更是两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连启动资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发行货币,没有专用纸,没有设计图,没有油墨,没有防伪,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不懂金库记账,不懂银行会计,不懂汇票贴现,不懂公债发行,他们是在零起点上、在实践中稳步成长起来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红色货币能当家?
红色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反“围剿”的战争、中央苏区政权的运作,还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市场贸易的开展,都离不开货币。
打完土豪分完田,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统一财政,发展贸易,活跃市场,他们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红色中央银行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苏区政权的巩固,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蒋介石确实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虽然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无休止地浪费金钱,但也还算是尽心竭力地去帮蒋介石筹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于,每年9亿元的财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国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财阀借钱,而财阀们对蒋介石的穷兵黩武也早有怨言。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方教育,那也是个性十足。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常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实际上,这句话所指的正是蒋介石不顾财力一味“剿共”。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气之下辞了职,由姐夫孔祥熙继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的官方解释是:“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1】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那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课”,应该老实在家反省了,但事实上,他的能量却不减当年,“减负”后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务正业”了。
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的压力很大,仗已打到关键时刻,宋子文却提出要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哪里听得进去什么预算的屁话呀!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这仗打的,是你没打赢,反怪到我的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当过证券经理人的蒋介石,不同于那些旧式的军阀,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此时的蒋介石更进一步认清了,从别人的钱袋子里掏钱,总是不如从自己的钱袋子里掏钱来得顺手,来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脸不认人,便印证了这一点。驴,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驴肉火烧嘛!
这可是国家元首扇了财政部长一个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蒋宋后来仍然能紧密联合在一起,可见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强大。
“娘希匹!” 蒋介石忍无可忍,一直以来,对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种种大不敬,早已淤积心头,被这话一激,火往头上顶,气向胆边生!一记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脸上。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由于来得太突然,宋子文被这一记耳光给打懵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宋子文长这么大,哪里受过这等委屈!一回过神来,抡起凳子就向蒋介石砸去。
货币控制权是蒋介石与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正是这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坚定了一种集权的信念,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才能统江湖。
蒋介石直接发难:“就是你‘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
蒋介石毕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胜一筹,拧腰躬身躲了过去。
孔祥熙上任后,江浙财阀感觉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只会无休止地内战,便向孔祥熙提出,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不能把银行当国库使。没想到这下可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对银行“动刀子”了。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数据加载中...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