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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宋鸿兵政治经济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11】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
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
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单-色-书器。
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
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
就在欧洲白银东来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亚洲的黄金西去。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囤积黄金,而中国在吸纳白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黄金还是白银将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这将是关系到东西方未来数百年兴衰的重大分水岭!
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单色书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
原来,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 %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9】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10】。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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