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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宋鸿兵政治经济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明治天皇虽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们虽然推·了德川幕府,但全国仍然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同时,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封建割据无疑严重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随后,日本银行作为日本唯一的法定发钞银行,逐渐收回了153家国立银行的发钞权,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战略制高点。
明治寡头们刚上台时,内乱外患都需要钱来搞定,新政府又没钱,财政税收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通过印钞票来应急。这一点与美国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国时,狂印殖民地纸币如出一辙。
明治寡头们最终商量出“废藩置县”的办法,有点像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全部养起来。诸侯们一算账,非常合算。以前,他们每年的名义收入为10万石大米,约合6.4万英镑,废藩置县之后,政府每年给他们5万石的俸禄。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粮食收成听天由命,再发生战争暴动,还要出钱出人镇压,说不定还赔钱呢。同时,他们还不用再负担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阶层的生计,由国家将这些人供养起来,自己乐得一身轻。所以,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感叹,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日本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
日本银行另外一个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国优先发展的工业大量融资。日本银行开设特殊的贴现窗口,对重点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抵押融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企业的债务和股票货币化,由全社会共同分摊重点企业的发展费用。这一点也为日本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日本银行的调动下,全国的金融资源被有效地整合起来,整个银行系统全力扩张信贷,大规模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工业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外债融资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外债的压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险趋势。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本国的金融资源整合与调动,更重要的是,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
1882年,在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的策划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与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应的股权,三井家族作为主要发起股东,派出代表进入中央银行董事会参与决策。【11】尽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阀稀释了一些三井的权力,但在日本金融业,尚无人能与三井处于同等级别。
但是,如何削藩呢?历史上由此引发的战乱数不胜数。
在日本银行的监护下,日本的金融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至1901年,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已高达数千家,仅商业银行就有1867家,金融网络遍及日本城市与乡村。在之后的10年中,银行体系对工商业的信贷规模·了3倍,总存款规模·了4倍,日本的铁路、航运、矿山、纺织、军工、机械制造、农业、贸易等行业,在巨额资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三井银行脱胎于传统的钱庄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属31家分支机构原属于三井的服装连锁店,现在正式脱离原来的生意,专门从事金融业务,三井银行立刻拥有了一张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网络。老主顾们纷纷成为三井银行的客户。开业当年的存款总量就高达1137万日元,还有228万美元存款。政府的废藩置县、地租货币化和金禄公债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进了三井银行。【10】如此一来,三井银行相当于获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无利息、无抵押的资金沉淀。以这样雄厚的财力,三井开始大举投资实业,在铁路、纺织、制纸、海运、煤矿等行业,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以各类实业为骨干,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级财阀。
1876年8月,政府开始发行金禄公债,其总额高达1.74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货币流通总量才1.12亿日元!同时,政府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允许金禄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来的诸侯们,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几百万债券拿去入股银行。可见,当年日本诸侯们的金融智商也相当了得,他们早已懂得入股商业银行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几乎全是这些暴发户,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成为未来的新贵族。金禄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日本国立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别无所长,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结果金禄公债被大量骗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绝大部分沦入贫苦阶层。
随着这些国家重大政策的推进,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请银行牌照的进度。尽管先前被政府拒绝,但三井并未放弃。当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时,三井的银行牌照申请立刻被批准了。但加上了一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发钞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后,诸侯武士们的俸禄又成了明治寡头们非常闹心的事。大佬们反复磋商,最后想出一招名叫“金禄公债”的法子。政府与其每年拿出巨额现金给诸侯武士们发俸禄,不如一次性将他们未来的俸禄买断,如同“买断工龄”一样,但并不是付现金,而是支付金禄公债。俸禄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总收入,利息为5%;俸禄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总收入,利息更高些。未来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这一手,远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时,逼着八旗子弟们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时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实让人吃惊。
从1868年开始,新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共发行了4800万日元的纸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维持政府运转,1270万日元借给了支持新政府的诸侯们,剩下的近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包括银行业。从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种纸币,一种是内务部发行的价值750万的辅币来支持政府券,第二种是财政部发的680万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补财政赤字,第三种是用于安置下岗武士阶层并帮助他们去北海道再就业的250万日元“下岗安置券”。【9】如此规模地狂印货币,加上假币泛滥,日本社会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纸币信用急剧下降,政权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钱,狂印货币只是应急之道,长远之计是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开始了地租货币化的改革。当时日本的各类税务都是实物缴纳,农民还要承担徭役。这正是中国300年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已解决的问题。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稳定收入。
这样,大笔资金可以腾出来去发展实业,用实业的投资回报来支付金禄公债的本息。从此,这200万人就被政府彻底推向了市场。
其实情况远非这么乐观,藩镇是废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彻底消灭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层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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