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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宋鸿兵政治经济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兰银行的买办,同时还经营着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连黄金荣、杜月笙都要尊他一声前辈,就连租界里的洋人都让他三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 【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荷兰银行在国际银行家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创办人是老牌犹太银行家族孟德辉家族。孟德辉、沙逊和罗斯柴尔德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兴起反犹浪潮,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沙逊则去了中东地区,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辉家族则逃往荷兰,发起创建了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孟德辉又进军伦敦金融城,参与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女王最喜欢的犹太人”,成为英国王室最信赖的宫廷银行家。1812年,孟德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盘股票投资,两家结成血浓于水的同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家在欧洲大陆的全部投资,都由孟家的荷兰银行代为打理。直到今天,罗家在中国香港的办事处仍以“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命名。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 【15】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1916年底,颇具经济头脑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与虞洽卿等人商议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申请。然而北洋军阀对“孙大炮”心有余悸,神经过敏,以致“逢孙必反”,拒绝批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孙中山用证券交易所来筹集革命经费的思路还是很有见地的,革命与战争都需要用钱,而且需要很多钱。当蒋介石接受组织委任继续推进交易所时,顿时觉得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他先与上海督军府的故交戴季陶、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江浙财阀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进行具体组织谋划工作。然后拉虞洽卿来发动上海商界向北京农商部提出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理事长为虞洽卿,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当日上海《申报》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后来,将此事接着往下推进的就是蒋介石。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拥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这支商团武装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还为随后成立的同盟会沪军都督府垫银180万两,筹措款项共计300万两之巨。
蒋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进行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攻打清军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时,蒋介石跟陈其美一同扛过枪,是战场上共同拼杀出来的过命的交情,后来两人成了磕头的把兄弟。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头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后,陈其美出任上海督军。虞洽卿在陈其美那里担任财政顾问,为维持其运作,筹措过大笔粮饷。蒋介石由于跟陈其美的特殊关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热。后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介石顿时失去了靠山。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虞洽卿就是为这样一个银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以致对中国风俗一无所知的荷兰女王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地御赐王室座钟一架。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从这个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国际银行家领导下的、买办与官僚资本密切合作的、控制中国金融主权的核心组织。
此时,美国人出招了。1939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亚瑟·杨格通告美国大使馆:“最近三天里,平准基金的耗费异乎寻常,其中约有一半是美国运通公司和花旗银行购入的。”【6】连一贯亲美的孔祥熙也愤怒了,他在7月18日直接致电美国国务院:“外汇情势日趋严峻,平准基金所剩无几。近日所售外汇,大部分为外商购去。据所收到的报告,其中相当大的份额为美国运通公司、花旗银行和其他美商购去了。这无论如何不是友好的举措。因此,请务必尽快制止此事。”【7】孔祥熙的措辞之严厉,就差直接骂娘了。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同日,英法对德宣战,英镑应声贬值,法币在上海汇市随之升值。至1940年初,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上升了80%,对美元也上升了50%。平准基金委员会趁机抛出法币回购了420万英镑,相当于以往出售总额的40%。【8】然而好景不长,到1940年3月,情况又趋严峻。5月初,平准基金委员会再次停止了向上海汇市无限制提供外汇,法币兑英镑暴跌。两个月后,10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只剩下了200万英镑,实际上已经无从发挥平准法币币值的功能了。
但是,这10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面对的是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战火的摧残、物资的极度匮乏、天量的通货膨胀、伪法币套取外汇的货币攻势,再加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1000万英镑平准基金很快就支撑不住了。1939年5月底,在平准基金开始运作后仅仅两个月,全部基金的2/3英镑子弹,就已经消耗殆尽。然而面对战争这一可怕的财富绞肉机,还有疯狂逃跑的法币资金,根本就招架不住。到7月中旬,平准基金弹尽粮绝!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也下降到抗战爆发以来的最低点,中央银行的外汇节余仅剩2500万美元。【5】情急之下,平准基金委员会不得不两度停售外汇,法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贬值,到1939年10月,1元法币已跌至4便士的历史新低。
为了扶植这个机构,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冻结所有中日两国在美的私人资金,随后英国与荷兰也相继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减轻了基金会的售汇压力。美国财长摩根索高度评价了平准基金的作用,称其有助于中国政府整理金融和开展对傀儡政权货币的经济战。【12】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笔贷款,重庆政府将会垮台。”【13】然而不管是摩根索,还是詹森,都没有表达出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平准基金的确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更深地控制中国,更好地为其所用!
日本人拆台,汉奸伪政府拆台,美国人也拆台,投机商推波助澜,欧洲又爆发大战自顾不暇,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向美国求援。
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哀求道:“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软,影响所及,事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敝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9】美国还在等待“更优惠”的报价,蒋介石已然等不及了。
再来看看这个中美英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中国籍委员构成名单:陈光甫、席德懋和贝祖诒。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是江浙财阀的台柱人物,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完全按照西方银行业的标准模式来运营,与美国财团有大量的银行业务往来,是上海美国财界精英结社“罗塔里俱乐部”的会长【11】,地道的国际银行家的圈内人,他顺理成章地出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洞庭席家的席德懋的正式身份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而他真正代表的势力则是外国银行的“八国联军”。贝祖诒出身盛宣怀系的汉冶萍公司,后来加入中国银行,成为宋子文的心腹,是宋家在平准基金的代理人。
经过多方努力,到1939年3月,中英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出资325万英镑、交通银行出资175万英镑,英国方面由汇丰银行出资300万英镑、渣打银行出资200万英镑,合计1000万英镑(约合5000万美元、10亿元法币)组成“中英平准基金”,全部英镑存入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的户头上,并组成“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来进行干预汇市、平准法币币值的操作。
在这个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美国人。根据平准基金协定规定,美籍委员应该将委员会的一切决策和计划,随时呈报给美国财政部。必须经过美国财长或者美联储的批准,委员会才能动用基金进行投资或再放款等业务。而且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平准基金委员会,必须将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汇报给美国财政部,供其“参考”。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中美两国终于在1941年4月,达成了有关平准基金及其管理委员会的协定。在同一天,新一期中英平准基金协定也达成了。随后,三国互相换文,将两个平准基金加以合并,由美国出资5000万美元,英国出资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合计1.1亿美元组成全新的“中美英平准基金”。【10】新成立的基金委员会权力熏天,除了日常的外汇市场操作、平准法币汇率之外,还有权审核所有的中美贸易。不管是谁,只要在中美两国间做生意,就必须持有基金委员会核准使用外汇的证明,才可从美国订购货物运往中国。而一切中国对美国出口,必须出示已将外汇售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证明,美国政府才准其货物入关。也就是说,这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不但是中国实质上的中央银行,还是中国最高外贸管理机构!
1940年6月,宋子文亲自出马赴美求援。此时的美国社会正是“孤立主义”当道,美国民众觉得有两大洋防护,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能奈我何,何必要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搭上自己孩子的骨头。尽管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但是在民众选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援华一事谨慎从事。直到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气焰正盛的德国人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妥协,生怕中国扛不住倒向日本一边的罗斯福这才松口,同意对中国的外汇平准基金贷款。
美国人的胃口远比英国人大得多!
这时站出来给中国解围的,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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