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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宋鸿兵政治经济

这种局面下,韬光养晦是没用的,只有以攻为守,沿着边境建立一条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缓冲地带。而中国与苏俄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何不让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为跳板攻击苏俄柔软的下腹部,就成了苏俄人关注的战略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两个基本战略目标:第一,促使外蒙古独立或者自治,建立亲苏政权,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地带;第二,维持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独占权益。
1920年2月的海参崴,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一辆辆由士兵押送的马车满载木箱,驶进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大院。银行工作人员立刻将卸下来的木箱吃力地搬进银行的金库,分行经理伍德随即带着两名助手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清点货物。伍德打开箱盖一看,里面全是码放整齐的金砖,在黑暗中依然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于是他们伸手进去,借着蜡烛的一点昏暗的亮光,仔细摸索着金块,清点数量。“地板上堆满了箱子。我们踩着箱子走动,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火漆,打开每只箱子,检查内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后送去装船。”【2】这批金子原本是属于沙皇的,两年前还静静地躺在沙皇俄国中央银行的国库里,现在却作为战利品进了汇丰的金库。这是怎么回事?
1926年11月的蒋介石,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背弃苏联,就会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军事装备补给;但如果听命于鲍罗廷,前去武汉,又将葬送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生命。
要生存,要革命,要统一全国,就要有钱,就要“拉风投”。英国人并不看好孙中山,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就把宝押到了袁世凯身上。美国的摩根财团派人谈过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问,如何才能在中国“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摇头,连一块稳固的地盘都没有,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一张嘴就是2500万美金,可能吗?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之后却兵败莫斯科城下,随即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为了活命,哗变士兵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回家。这些哗变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欧洲雇佣兵,他们要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黄金卖给了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有拖延时间,耐心与各路风投接洽。经过多方活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他提供了100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则贷款200万银元,然而这些钱却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要想做成大项目,只有拉到金额庞大而且稳定的风险投资。于是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11】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从上海赶到蒋介石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当副官通报此人的姓名后,蒋介石顿时大喜,一扫脸上多日的愁云,亲自赶到辕门迎接。
不只是黄埔军校,192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金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从1924年11月起,每月还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甚至还给了国民党1000万金卢布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9】在北方,苏联顾问还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苏联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金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金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10】这样,苏联三年间为国民党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累计超过3000万金卢布。正是在苏联的强力输血下,国民党的北伐军才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宁汉合流”后逃亡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道:“苏联用了3000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来人正是虞洽卿。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苏俄政府派遣老资格的外交家越飞出使中国,对各派势力进行摸底。越飞一到任,马上与坐镇北京的吴佩孚谈合作,但是有英美撑腰的吴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谈不上出让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了。在北京活动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这条线之外,别无成绩。就在越飞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方广州政府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来。
本来穷得叮当乱响的苏俄政府,拿到了这笔沙俄留下的黄金储备,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来。当时的1英镑约合10两银子,沙俄国库压箱底的那批黄金被欧洲雇佣兵倒卖了一部分给汇丰银行,剩下还有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落到了苏俄政府手里,这可是一笔价值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换成黄金后,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里也不乏金融货币的高手,就用这笔黄金做储备进行卢布的币制改革,实行了金本位。于是本来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俄国经济逐渐稳定下来,重新步入正轨。【3】站稳脚跟的苏俄政府,刚刚缓过气来,心有余悸地四下张望单色书网,发现处境实在不妙。西方是资本主义列强一统天下,东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强随时可以沿着俄国漫长边境线的任何一点发动突击,颠覆苏维埃政权。
这时候,苏联代表越飞出使中国了。一个急需资金,一个急找“项目”,于是两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飞以养病为名赶赴上海,在沪10天,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促膝长谈。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要点如下:·中国东北铁路暂时只能由中苏两国共管,进驻外蒙古的苏联红军不必立时撤退;·双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革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不是急于搞共产主义;·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1923年3月,苏共政治局开会投票决定援助孙中山,首批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6】当然,由于苏联的经济刚刚稳定,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danseshu•com这200万金卢布纯属空手套白狼。原来越飞跟孙中山签好合同后,立刻就去了日本,并同日本人签了渔业合作协议,日本渔民可以去苏联滨海地区捕鱼,条件是要给苏联人交纳一大笔保护费,苏联人就是用这笔钱完成了中国项目的一期融资【7】。不久,苏联恢复经济效果初现,就又进行二期融资,拨出3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援助中国创办黄埔军校。【8】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追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广东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金融市场,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8.2亿两白银【16】,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17】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交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射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插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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