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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宋鸿兵政治经济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谁,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www.99lib.net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单*色*书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 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 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单色书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
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国际银行家们用了近300年的时间,在金融市场中反复拼杀才创下的网络渠道资源,凭什么让中国免费使用?进入别人的渠道是要交渠道费的。只要有金钱流经这个网络,都必须交上“买路钱”,而且还要世世代代交下去。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战略如果不能伸展到全球,那么人民币流通域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要打破目前的金融网络困局,除了正规军的模式,还有就是游击队的打法,在“敌后”就地发展金融网络。
考虑到这一战略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重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雄冠天下,就是因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卷入了这个洪流。金融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高边疆,大批创业者的涌现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开办一家银行或许太难,但在海外却相对简单。在金融创业领域中,犹太人就是中国人的榜样。谁说天底下只有犹太人能够从事金融行业?中国人一旦明白金融的巨大好处,在相应的金融支持之下,同样具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
从世界金融的发展史来看,金融首先服务的就是贸易,对贸易的融资与汇兑成为金融扩张的重要途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拥有一个殖民地的“英格兰银行”,为洋行在中国的贸易进行金融服务,并在事实上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
目前,国有银行建立全球网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银行模式,另一种是工商银行模式。中国银行利用其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国际业务方面长达近百年的积累,业已在全球拥有30多家分支机构,其中很多是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尽管如此,中国银行近年来在其他国家开办更多的分支机构的努力,并不那么顺利,原因是世界金融渠道资源早已完成了“跑马圈地”的时代,后来者想要分食这块大饼,绝不会轻易得手。但中国银行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完全控制分支机构的运作,这样的网络节点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工商银行的模式则是在海外兼并其他国家的银行,例如,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可算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近年来,工商银行通过海外兼并,大幅度扩张了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大有后来居上、压倒中国银行的气势。该模式优点突出,就是一个“快”字。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当地银行的资源,为我所用,这中间包括了企业文化、人事安排、债权债务清理、对当地法律法规的适应等。至于两种模式的未来,现在还很难判定优劣长短,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国有银行跨出国门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难度势比登天。在既有的世界金融网络中插上一脚,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群起围攻。各国政府在这些集团的压力之下,定会采取限制、防范、拖延等各种手段来阻止中国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这既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又事关金融战略的核心利益。西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鼓动家们在这一关键领域将“凶相毕露”。
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既然当年毛泽民等5个最高仅有小学学历,并且毫无金融经验的革命者,尚能创造红色中央银行这样匪夷所思的奇迹,那么今天在世界各地遍布的华商中,既有拥有博士学位和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又有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或许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群体——一大批前所未见的海外华人银行家群体。
总有一天,当海外华人谈论创业时会说:“我找到一笔投资,为什么我们不开一家银行呢?”
最终,这些金融网络将向中国在当地的企业和本地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并接受所在国家的金融监管。他们可以向当地人提供按揭贷款、贸易汇兑、存放款和其他中间业务。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他们保持信用往来,既可以培育这些海外庞大的金融触角网,延伸金融业务,也可以使国内令人头痛的外汇储备发挥更大的功效。
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而言,另外一种比较现实的发展路径,是参考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日本的综合商社中,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保持密切的空地协同作战态势,捆绑进入,滚动发展。中国应该参照对等开放的原则,凡在中国设有金融机构的国家必须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开放,这些金融机构在海外可以先从服务于中国企业与贸易公司的融资入手,逐步深入到当地的经济活动中去。
谁掌握着世界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
中国的一大优势在于遍布全球的华商群体,这些人已经把中国的商品带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鼓励和支持当地人建立各类金融机构,对他们提供信贷支持,用他们的贸易渠道建立金融渠道,这与当年山西票号脱胎于山西商号有着同样的意义。由于这些贸易商号久在当地经营,熟知商业环境,客户基础稳固,其中不乏当年山西日升昌票号大掌柜雷履太式的经营奇才,他们存在着向金融机构转型的可能性。就如同在国外创业时,犹太人开银行,韩国人开商场,中国人开餐馆一样,创业人群往往能产生聚合效应,一旦一人成功,将立刻形成示范效应。能肯定华人中就没有能够在当地创建金融机构的人才呢?只要能够获得适当的金融支持,这些创业者们非常可能开创一种全新的金融网络模式,成为当代的“山西票号”,并且能够“汇通天下”。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学者们书斋里坐而论道的闲谈,仅仅是各国央行增加人民币储备或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那么简单。这样还远没有实现对人民币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因为无法接触人民币的最终用户,也就不得不依赖早已被国际金融集团牢牢控制的金融网络。
“整个19世纪,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的犹太金融集团。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3】
这种模式的推广,能够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币流通网络,并将这样的金融触角延伸到世界的任一角落。
当今的中国商品早已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在对外贸易规模上堪称世界级别的超级大国,可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跟上国际贸易的步伐。当中国商品摆上世界各国的货架时,中国的金融机构还远远地龟缩在中国境内。中国的贸易公司和各类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国内金融机构在当地的金融服务,它们不得不依靠当地的银行或跨国银行来打理所有的金融服务,汇兑、信贷、存款等巨额利润纷纷落入别人的腰包。以中国进出口总规模来看,这中间所涉及的巨大融资规模和盈利机会实在是金融“兵家必争之地”。
当中国的过剩资本在国内缺乏投资机会而开始向全球扩张时,巨大的和饥饿的资本将在全世界寻找着矿山、森林、农场、水资源、专利技术、工厂、研究所或医疗高科技,大批的当地华人银行家将成为巨大的人脉资源宝库。
很明显,中国已经丧失了建立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的最佳历史时机。尽管中国的国有银行从上市公司的市值来看,在全球金融机构的排名中可谓风光无限,但是中国的银行在国际的分支机构却寥若晨星。没有全球绵密的金融网络,就不可能构建起连接人民币创造源头的中央银行与使用人民币的最终客户的主动脉与毛细血管的金融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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