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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宋鸿兵政治经济

——郭沫若
有些买办凭藉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在狂飚突进的明治维新横扫日本全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轰轰烈烈地推进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中国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法,割地赔款,但总体损失并未严重动摇国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使得大清帝国元气大伤,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复古伊始,更是王权不稳,300多藩镇割据未除,中央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货币体系混乱,两者并无根本性差距。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问题单*色*书的关键是在金融!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日本明治维新最终形成的是以长州、萨摩、肥前与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政治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利益相互锁定的官僚财阀资产阶级专政形态,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杰”与“九元老”。而大清帝国则是以李鸿章为核心的官僚与盛宣怀、席正甫为代表的洋买办势力集团所形成的官僚买办阶级。二者最大的差别是,财阀与洋买办的利益取向不同,财阀以国家为自家,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买办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在中国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筹码,必要时,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使得中国政治丧失独立,经济发展资金匮乏,军事国防积贫积弱,科技、教育、文化无米下炊,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鸦片贸易摧毁了清帝国本位货币的稳定;中央银行缺位造成了货币的长期不统一;汇丰控制了中国的银根;外国银行渗透进中国的金融网络;洋买办垄断着金融市场;信用创造的秘密未被中国深刻领悟,导致现代银行业开办过晚;巨额赔款和大借洋债,致使中国海关关税、盐税、厘税三大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给外国银行,中国财政税收主权丧失殆尽,政府财源枯竭,加深了对洋债的依赖。
这一切,正是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最本质的差别。
汉冶萍公司的命运就是这一比较的典型事例。
为了消除老百姓担心手中持有的解放区的货币来不及兑换而作废的疑虑,政府保证不但对人民银行的新币负责,而且对所有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旧币负责。以后,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充分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从而建立起人民币在社会中的信用。
通货膨胀与投机势力好比火与风的关系,无风之火不足为患,而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则通货膨胀将立刻升级!对抗通货膨胀的核心工作,就是打击投机势力。
这时,董必武的夫人对警卫员说:“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是足够的!”【13】堂堂的革命元老董必武,被货币问题逼得只能用布料换烧饼充饥。
再次是严禁金银流通。恶性通货膨胀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也是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违法行为。对于人民手中的金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逐步将金银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国际储备。
另一种选择是先合并简化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等物价和货币稳定后,再发行新币。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币制改革的负面影响,要让老百姓了解,共产党实行的是统一货币,不是货币改革,与国民党搞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其结果是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经济走向崩溃。而货币统一,是为了简化和巩固解放区的货币制度,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至此,自1911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真正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货币割据”问题被彻底清除。
1950年,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想搞独立,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是何企图,高岗只得作罢。
董必武在1947年底向中央汇报时,严肃批评了各地“互相建筑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其实,蒋介石抗战后接收沦陷区时,搞的法币以1:200收兑伪币,苏联用新币以1:10兑换旧币,都是在掠夺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同样的道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相对于美元资产国际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假如1:7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值突然变成了1:6,这就相当于人民币“以旧换新”,在升值的那一时刻,人民币的“新币”以6:7的比价“取代”了“旧币”,其结果必然是“旧币”持有人的财富流失!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是对外“名义升值”,对内购买力实际贬值的道理。
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为了保证人民币的流通,政府吸取在根据地驱逐法币的“排毒”经验,对人民币流通域内的金圆券、外币和金银采取不同的“排毒”措施:首先是坚决肃清法币和金圆券,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肃清,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卖烧饼的接过钱来一看,不认识是哪里的钱,警卫员不得不解释这是陕甘宁解放区的边币。卖烧饼的人拿着钱·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原来当地只用晋察冀解放区的货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为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地避免了各解放区货币闹京城的乱象。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来在各解放区使用的不同货币,现在都涌入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中。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货币的烦恼”。在统一的解放区内,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麻烦。他从延安出发,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走得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停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红薯。谁知到了付款时,居然出了问题。
山东根据地拥有最“强势”的海盐,发行的北海币最坚挺;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发行的西北农币最弱。结果出现了晋冀豫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扣押冀中订购的煤炭等混乱现象。
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府与投机势力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物价争夺战。政府在通货膨胀的阵痛中,最终搞定了投机玩家,实现了人民币和物价的稳定。
南汉宸从保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不适合模仿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
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这样,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调整。人民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市场流通。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问题。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增,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来弥补赤字,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
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再不统一货币,等到北京解放,各路大军拿着各自的钞票,涌入北京使用,市场必然乱作一团。
要发行统一货币,有两种选择,一是借鉴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新币换旧币,实行差别兑换,新旧币以1:10兑换,此时持有旧币越多贬值越大,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达到实现货币稳定的目的。
其次是实行外汇管理。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统一管理。外汇、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禁止买卖或转让,由国家银行统一经营。
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机关商店里去换,机关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回答:“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都不认,我收了你的钱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
当时,解放区的金融系统各自为政,不仅货币不统一,还互相征税,搞贸易保护。有的解放区为了降低贸易逆差,甚至提高本地特产的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的商品入境。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南汉宸任总经理,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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