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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宋鸿兵政治经济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操纵性行为,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是平等的商业交往,还是控制与操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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