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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宋鸿兵政治经济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美国货币史学家 德玛尔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交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画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交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井上馨从小心怀大志,在西方列强危于外、幕府藩镇乱于内,国家存亡面临重大危机之时,井上馨暗暗立下决心,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的海军为什么如此船坚炮利,西方国家的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繁荣。不过,当时日本采取的是严厉的锁国政策,私自离开日本到国外留学是犯死罪的。但井上馨的决心十分坚定,死亡的危险不足以令其却步。他秘密联系同是长州藩的老乡伊藤博文,两人志同道合,决心一起偷渡去英国留学考察。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几百艘外国蒸汽轮船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井上馨深感日本再不开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不过,他并没有深想,如果外国轮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鸦片,装上的是满载的丝茶金银,那中国的经济究竟会怎样?
两人商量得热火朝天,就在准备动身之时,突然意识到身上都没有钱,也不知道在英国待上几年到底要花多少银子。于是他们跑到英国的领事馆打听,领事还从未碰上这等稀奇事,一番打听之后告诉他们,每人每年需要1000两银子,对于任何武士家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两人顿时傻了眼。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开始到处找钱拉赞助。最后,还是长州藩的大名毛利,被二人的激情所打动,把在美国购买武器的余款汇到英国领事手中。1863年5月的一个夜晚,二人和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国领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战争的惨烈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直接征服日本代价太高,而在远东的兵力远远不敷使用。而井上馨与伊藤博文却因与列强谈判,被当地武士误认为是奸细,二人都被刺杀,几乎丧命。日本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绪,确实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对的重大难题。这些“野蛮人”,既无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难以找到一批能成气候的洋买办来间接实施殖民统治。
在上海接待他们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他问井上馨等人去英国打算学什么,结果井上馨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都不会英语。井上馨只会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还发错了音。凯斯威克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连猜带蒙地以为他们要当水手学习航海,结果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去和水手们一起烧锅炉、做杂活。井上馨等人不明白买了船票的客人为什么还需要干杂活儿,顿感无比郁闷。既然英国人就是这样的传统,井上馨等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海上的狂风巨浪,害得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严重晕船,这两位一边呕吐,一边还在激烈地争论日本的未来。【4】船终于到了英国,他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了洋人的富裕和强大,拼命地学习英语和专业航海知识。他恨不得立刻将西方的所有先进文明,通通塞进自己的大脑。有一天,他突然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日本长州藩肆意封锁海峡,炮击外国轮船,西方列强已准备组建联合舰队去惩罚当地的“野蛮人”。井上馨大惊,因为他知道西方的强大武力绝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挡,所以立刻决定和伊藤博文启程回国,争取赶在列强军舰打到长州藩之前,去劝说当地大名罢兵休战。
两人冒着被幕府抓住判死刑的危险,赶回日本面见英国总领事。此时,战争即将爆发。井上馨已经可以用英文表达他的建议——他愿去劝说长州藩停止战争,英国领事同意给他们几天时间去和谈。在见到长州藩的大名后,井上馨力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长州藩开战必败。无奈此时当地的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已到了无法压制的程度,虽败亦战。井上馨二人只好回去向英国方面报告结果。当英国总领事问井上馨是否仍然愿意回到英国继续学习时,井上馨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先生!如果开战,我们将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们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刚烈决绝,令英国总领事耸然动容。【5】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极其普遍,所以并没有洋买办滋生的土壤。后来掌管日本帝国财政金融大权的,正是井上馨等一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国金融资本哪里收买得动!
王政复古后,长州藩由于倒幕功劳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分到了最大的势力范围。在长州藩中,又属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远见卓识,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为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实权,而伊藤博文则去了外国事务局,后来从外交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帝国著名的政治家。
后来,井上馨成为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国九元老之一,号称“三井的大掌柜”。伊藤博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日本铁血首相,宪法的缔造者,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的任内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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