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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宋鸿兵政治经济

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另一支犹太金融家族逃往荷兰、比利时,很快就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商业关系网东山再起,并参与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兰犹太银行家200万荷兰盾的资助下,英国威廉三世于1688年带领1.5万人,从荷兰登陆英国,开始了“光荣革命”。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高利贷的教规,以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提供金融放贷,很快就成为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被人称为“纳西”,即犹太人之王。
到了1871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怡和在与沙逊争夺鸦片源头的拼杀中败下阵来,沙逊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类鸦片总量的70%!1840~1914年,沙逊家族在垄断鸦片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这就是垄断的力量!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的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驱赶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于1832年举家迁往印度孟买。沙逊帝国的创始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15】由于沙逊家族到达印度的时间太晚,鸦片贸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无几。东印度公司虽然解体了,但三大洋行巨头却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继续垄断着中国鸦片进口和印度的鸦片供应链。在整个鸦片贸易链条中,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几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巴林家族严密控制的鸦片帝国里,新来的犹太人沙逊要想插足,势比登天。
此时的伦敦金融城,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然压倒了巴林,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想从鸦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块蛋糕,苦于巴林对东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门而入。沙逊的出现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是塞法迪犹太人,祖上说不定还是通家之好,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金融后盾,沙逊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沙逊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今西班牙),从事金匠和钱币兑换的生意,并经常作为热那亚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和金融网络。15世纪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将伊斯兰教政权赶走,塞法迪犹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从此,远东的洋行进入了沙逊时代。
经过周密研究,沙逊发现怡和对印度的鸦片控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没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沙逊抓住机会,利用强大的资本实力,向内陆的印度鸦片商人提供高达3/4的贷款。各地采购商闻风而至,沙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鸦片种植的源头,实现了对货源的垄断。其实,胡雪岩的思路与沙逊几乎完全一致,差别在于,沙逊的背后是国际金融霸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
犹太人对金钱的超级敏感性在沙逊家族身上也不例外。当沙逊家族完成了鸦片垄断大业之后,资本实力超级雄厚,于是开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银行,享受一把控制货币发行的超级快感。此时的远东并没有中央银行,这个机会再次被沙逊抓住了。
有这样的实力做后盾,罗斯柴尔德的女儿嫁到了沙逊家,从此商业联盟关系得到犹太人传统的宗法力量的巩固和维护。沙逊帝国威震远东。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 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H。张嘉H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H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H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H利用这个聚餐会,广单*色*书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H,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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